【赓续红色血脉 践行初心使命——不断推进新时代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扛起强国复兴重任
1970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导弹研制中设计人员和工人一起攻关。
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对接，准备发射。
两弹结合中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整装待发。
主讲人：何林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原党委书记、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长期致力于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对著名科学家的科学人生和中外科技创新案例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和宣传，《“两弹一星”研制带给我们的启示》《从创新案例中汲取营养》《浅谈科研道德与学风》等10余个主题报告，在科研院所、高校和政府机关等宣讲辅导近200场，深受听众好评。
宣讲内容摘编
20世纪50年代，面对国际上严峻的核讹诈形势和军备竞赛的发展趋势，为增强国防实力，保卫和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毅然作出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两弹”指的是核弹（包括原子弹、氢弹）和导弹，“一星”指的是人造卫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两弹一星”研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
在“两弹一星”伟大事业中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1961年，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找到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问他可否放弃原来的基础研究，全身心从事核武器研制。王淦昌的回答简洁而坚定：“我愿以身许国。”随后，54岁的王淦昌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到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几乎同时，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做出了同样的选择。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西北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
从1958年开始，中国科学院成为我国卫星研制的积极倡导者和任务抓总单位。1965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全国651会议（“651”是我国第一颗卫星研制任务的代号），赵九章、钱骥报告了我国卫星研制的总体方案以及第一颗卫星方案，我国卫星研制事业从此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文革”来临，赵九章含冤离世，钱骥也被分到研究室当一名普通的研究人员，卫星总体设计的技术组织领导工作由闵桂荣接替。钱骥把所有的工作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交代给了闵桂荣。
1971年12月30日，我国组织进行飞机空投氢弹试验。但飞机飞临罗布泊靶场上空实施投弹时，氢弹却在弹舱内纹丝不动。作为现场最高负责人，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沉着镇定，根据广博的科学知识和对氢弹的深刻了解，判断振动和静电不会导致核爆炸，建议飞机带弹返航。为防止万一，朱光亚要求立即疏散基地生活区和着陆点周围的人员，而自己却和工作人员一起，坚守在机场，迎接这架战机返航。
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设计过程中，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理论设计部在主任邓稼先的带领下进行爆轰过程的模拟计算。其中一个关键参数，采用三种方案计算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但与苏联专家曾经告诉过我们的数值有较大差距。后来随着对物理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新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大家又进行了多次计算，结果基本一致，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计算”。理论设计部副主任周光召以他特有的敏锐和智慧，做了一个“最大功”计算，从理论上否定了苏联专家所说数值的可能性。
为了掌握原子弹引爆“内爆法”的核心技术，核武器研究所爆轰实验室主任陈能宽带领一批年轻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炸药实验场（地处河北省怀来县，代号“17号工地”）开展了一系列爆轰实验。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经过上千次试验，终于在1962年9月验证了“内爆法”的关键环节。
1959年，根据中央指示，中国科学院对卫星研制的近期目标作出了调整，从最初的“研制高能燃料运载火箭，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转变为“根据实际情况，先从探空火箭搞起”。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汤下面。赵九章根据这些精神，对科研任务和科技队伍作了全面调整，提出“以火箭探空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系统”。
要实现热核材料的自持燃烧必须提供极高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已无法依靠普通炸药来提供。核武器研究所理论设计部副主任于敏决定用原子弹引爆氢弹。但原子弹一炸，巨大的能量迅速四处飞散，如何驾驭、控制并有效利用它？于敏把从原子弹爆炸到热核点燃的全过程分解成若干个子过程，各个过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后一个子过程由前一个子过程提供条件，环环相扣，节节相关。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于敏终于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实现了氢弹理论设计的突破。
在我国分别研制出导弹和原子弹以后，两弹结合（即导弹携带核弹头）飞行爆炸试验就提上议事日程了，这是核武器形成战略威慑力的重要一步。时任七机部（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学森是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七机部（负责导弹）和二机部（负责原子弹）密切合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准备。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圆满成功，震惊了全世界。
上世纪60年代初，火箭发射的条件在今天看来简陋得难以想象——用芦席围起来的“发电站”轰响着一台借来的发电机。发射“指挥所”则是用装了土的麻袋堆积而成的掩体。没有通信联络工具，发射指挥员得靠扯着嗓子高喊并借助手势来指挥协调各岗位的工作。
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可谓一波三折。1984年1月29日第一次发射，当火箭飞行到940秒时，第三级氢氧发动机第二次启动5秒后推力消失，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同步轨道。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任新民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卫星总设计师孙家栋在痛惜之余立即面对现实，组织技术人员利用卫星每日飞越我国领土上空的有限时间进行试验。经过一系列努力后，这颗试验通信卫星变成了一颗能长期工作的科学试验卫星，利用它进行了卫星各系统的功能考核、性能指标测试和寿命试验，完成了通信、广播、彩色电视传输试验，获得了大量宝贵资料。
同年4月8日任新民再次组织发射，卫星上天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通过遥测系统发现星上的镉镍电池温度超过设计指标的上限值，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卫星外壳和其他部分仪器温度也偏高。如果不能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引起卫星蓄电池损坏或使整个卫星失效。在孙家栋的组织下，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对3.6万千米高空的卫星采取了一系列处置措施，终于化险为夷。这次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发射地球静止轨道卫星的国家。
80年代后期，在研究和决定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的技术方案时，有人主张卫星的远地点发动机系统，包括发动机和表面张力贮箱都买国外的，任新民认为，我们一定要防止被人家牵着鼻子走，造成“链锁”引进和无休止的世世代代购买。
叁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了跟踪电影经纬仪的研究，该设备用于对导弹轨道进行跟踪和精确测量，研制任务代号“150工程”。工程干了五年多，600人参与，可见其复杂性和难度。研制过程中，长春光机所内部出现了“一竿子”与“半竿子”问题的争论。“半竿子”就是搞研究不搞生产，“一竿子”就是把研制产品和提供产品的任务全面承担下来。长春光机所所长王大珩后来回忆，很庆幸“150工程”是按“一竿子到底”的方式进行的，而且很成功，培养了许多能纵观全局、驾驭总体、理论结合实际的人才。
在天然铀中，铀-235只占0.7%，其他99.3%是铀-238。而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铀-235需达到90%以上，因此需要将天然铀-235与铀-238分离。当时分离铀同位素的技术原理是大家都了解的，但其中的关键元件——分离膜的制造技术，在美、英、苏等国均被列为绝密级国防机密。
分离膜的研制工作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压力加工、焊接、金属腐蚀、物理化学、电化学、机电设计和制造、分子测试等多个学科，要解决制粉、调浆、制模、烧结、加工、焊接、后处理等一系列工艺过程，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技术工程，由一个单位来承担，难度可想而知。
起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和复旦大学都承担了相关任务，但力量分散。按照中央要求，1961年春节后，全部力量集中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组建为冶金所第十研究室，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项攻关任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英、苏以外第四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涉及多种学科及各种实验方法和测试手段，需要提前部署，早做准备。1962年，国防科委成立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进行核爆炸试验技术攻关。在钱三强的推荐下，程开甲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负责组建该所并主抓技术工作。经过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程开甲等提出了《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总计项目45个、课题96个之多。此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大力协同”的精神再一次展现出来，在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谷羽等人的组织协调下，中国科学院、有关工业部门所属厂（所）、军内有关研究院（所）等23个单位积极承担课题任务，并安排精兵强将，确保任务完成。
火箭材料和工艺的研究项目，大多是与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中国科学院所属的有关单位协作进行的。国防部五院材料与工艺研究所所长姚桐斌积极贯彻中央“全国一盘棋”“大力协同”的指导方针，高度重视与各协作单位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他不怕担风险、不怕担责任、不向协作单位吹毛求疵，而是与协作单位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并解决材料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深受协作单位好评。
1980年5月18日，我国首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这枚导弹有数万个零件，而当时我国电子元器件的质量不稳定，不解决这个问题，导弹就不可能实现高可靠性、高精度等质量要求。在洲际导弹总设计师屠守锷的组织推动下，研制过程中诞生了“七专”电子产品，即专批、专人、专料、专机、专检、专筛、专卡，对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生产、检验、入库等一系列环节实行全过程跟踪，建立了一整套质量控制管理办法。后来，“七专”电子元器件的管理办法推广到其他型号的研制和批量生产配套。在1979年至1985年的7年中，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共订购了“七专”电子元器件190万支，有力地保证了一系列发射任务的完成。
固体潜地战略导弹的研制涉及跨建制、跨地域的合作，作为总设计师，黄纬禄根据实际情况归纳提出“四共同原则”，即“有问题共同讨论，有困难共同解决，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这简短的28个字高度概括了黄纬禄发扬技术民主，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精神风貌，受到当时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将军的高度评价。在“四共同”精神的鼓舞下，不同归属的各研制单位间不论是开技术协调会，还是生产调度会，都以“四共同”作准绳，严格要求，共同约束，建立起相互信赖、齐心协力、密切合作、共同前进的依存关系。
钱学森被尊称为我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而钱学森自己不同意这种称呼。他常说，导弹、航天事业是一项大规模系统工程，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他只是恰逢其时，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
一些年轻同志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以为钱学森在喊“政治口号”，是“穿靴戴帽”式的空话。钱学森说：“这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那一段经历，不了解我们国家的导弹是怎么搞出来的。比如火箭发动机是在一个工棚里开始研制的，没有精密机床，就调来一批‘八级’金工师傅，那些形状复杂的发动机元部件，就是靠金工师傅们的高超手艺，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当时执行试验任务，我们的通信手段也非常落后，基本上是有线通信。而试验任务的通信、指挥和调度等又需要占用大量的通信线路。邮电部门只好关闭几乎一半的全国通信线路供发射试验用。为了保证通信线路的安全可靠，把全国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每个电线杆下站两个民兵，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值班，直到试验结束。这样大规模的组织调动，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没有成千上万群众的参与，谁能办得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今天，国际形势严峻复杂，科技领域的竞争紧张激烈。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两弹一星”精神仍熠熠闪光，是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的科技工作者必须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开拓奋进，创造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新辉煌。
本版文字整理：闫书敏于乐
主讲人照片拍摄：史晓波其余均为资料图
本版责编：李江
版式：路彦青
(责编：李琳、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