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礼中的甘肃“元素”
泱泱中华，礼仪之邦。甘肃是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和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我国政府赠送外宾的国礼中，亦不乏甘肃文物元素，某种程度上向世界展现了甘肃的文化软实力。
故事要从抗战时期说起。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归国前在兰州经停一天半，受到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日程丰富而紧凑。他先后在西北大厦出席欢迎宴会，在省政府后花园游园夜宴，在望河楼凭栏欣赏黄河风光，听了京剧《霸王别姬》（东道主专门为其准备了英文解说词），到兴隆山致祭成吉思汗陵，华莱士还与随员组队与西北师范学院队在兰园举行排球友谊赛。此外，美方还向甘肃省政府赠送了新式农具及相关书籍，当然，华莱士与白兰瓜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甘肃省政府亦向华莱士回赠了一份诚意满满的厚礼——新近在临洮出土的古代陶器两件等贵重礼品，“特别赠予此对中国历史稔熟之贵宾”。此外，甘肃特色工艺美术品也露了一把脸，省政府以羊毛毯和兰州刻葫芦相赠美方随员。西北重镇兰州是华莱士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前的最后一站，他在离兰之前专门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感谢，在兰州还接受了中方媒体采访并发表了书面谈话，总结了此次访华感受与成果。有鉴于此，甘肃省政府这次送礼之举实际上是代表中央政府为美方代表团送行，赠送华莱士的礼品已然具有国礼意义。这份国礼的含金量不言而喻，据当事者回忆，华莱士面对举世闻名的甘肃彩陶等礼品颇为震撼和感动，表示回国后将把这些珍贵文物转送博物馆收藏。后世曾就此讨论过甘肃省相关单位以出土文物赠予外国人是否妥当，但具体到抗战时期特殊的国内外环境考量，争取盟国友谊与支持自然是首要目标，我们也无法苛求前人。况且按照当年的《古物保存法》《古物出国护照规则》有关规定，文物流通以国内为限，但因学术文化等需要而与外国交换文物者，另作规定，算是为拿文物当国礼开了个政策口子。现在回顾这段往事，可见甘肃文物也曾为抗战做出过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甘肃文物亦曾作为国礼，担任过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友好使者。1955年2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厅致函甘肃省文化局，称前接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转新西兰坎特伯雷博物馆来函一件，指出该馆希望能得到我国甘肃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斧、石刀等实物，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中国科学院均无此项实物。“希在你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存石器的多余复品中，选取一小部分类型器物寄予本部以便转送”。同年11月，甘肃省文化局选取石斧、石刀等5件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寄文化部转赠新西兰坎特伯雷博物馆。
改革开放之初，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一度是国内外知名度甚高的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艺术品。1983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7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赠送铜奔马仿制品，最初被安放于万国宫新旧楼连接处的走廊里，后被移至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办公楼中心位置，成为最能“吸睛”的重量级展品。进入21世纪后，铜奔马复制品继续担当国礼重任；200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访华，获赠的国礼中即有一件等比例复制的镀金版铜奔马工艺品，配进口鸡翅木基座，以樱桃木贴面锦盒盛装，在当年曾引起广泛关注。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外交场合，富含丝绸之路特别是敦煌文物元素的国礼，鲜活生动地展现了敦煌文化。据媒体报道，2017“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在我国政府赠送各国政要及配偶的国礼中，“丝路绽放”雕漆赏盘以中国传统花口盘为原型，整体造型似绽放之牡丹花，并以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卷草纹和花卉纹为主要装饰；又如“和合之美”捧盒套装之纹饰，以敦煌石窟壁画里的荷花如意纹为创意元素；再如“和韵”捧盒采用银胎掐丝珐琅工艺，其纹饰采用敦煌石窟藻井图案。2023年，景德镇陶瓷大学受教育部委托，设计烧制以敦煌飞天为图案的礼品瓷，由教育部代表专程赴巴黎赠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根据设计者介绍，这件国礼作品采用景德镇经典的高温釉里红绘瓷技术，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融入现代器型之中，画面意象流畅飘逸而不失高古风韵，体现了敦煌文化博采古代东西方文化特色的独特魅力。
□史勇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