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书院梦
转自：沈阳晚报
徐云华
书院在古代是一个区域教育水平的标志，某种程度上决定一座城的文化影响力。
在古代，东北不乏有影响力的书院，比如辽阳有辽左书院，锦州有辽右书院，而北镇有辽西书院。沈阳的书院在哪里？
毁于战火的蒲阳书院
沈阳最早的书院，要追溯到明正统二年（1437）。据记载，它就建在当年的蒲河城内。
蒲河城为当时辽东十八城之一，和当时的抚顺是一个城市级别，隶属于沈阳中卫。这个年代在此修建城市是巩固边防的需要。相关资料还记载，蒲河城的城堡周长为725丈4尺，护城河深1丈，阔2丈，有南北城门。城东南设有校军场，有官军745人，军马988匹。沿边设有墩台15座，有瞭守官司员76人。这些记载表明，蒲河城当时的主要功能还是军事上的，那么一个疑问是：在书院盛行的明代，为何不在更大一点的城市沈阳修建书院，而选在这里修建了蒲阳书院？
有此一问的，还有沈阳文史名家初国卿先生。2018年，初国卿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记录了探寻蒲阳书院的过程。文脉永续，惺惺相惜，即使一点小事情，只要和文化沾边，便会大书特书，这是文人的私心，也是文化的特性。尽管在《辽东志》《全辽志》以及《奉天通志》中都有记载，但仅有的信息只是：在蒲河城，嘉靖十三年巡按御史常时平建。按历史记载，蒲阳书院建于1534年，那一年离蒲河建城正好97年，而86年后的万历四十八年，蒲河城被努尔哈赤的军队攻破，城内大部分设施毁于战火，蒲阳书院不复存在。
萃升书院的创建是为了某种托付
1719年萃升书院的出现，给沈阳这座城市增加了文化砝码。
当时正是康熙五十八年的“康乾盛世”，书院选择在奉天城天佑门内的府丞公署东面的三间厅堂作为书院。从当时的选址及规模来看，这个地方作为书院应该是临时之举。
在清代，沈阳一直被认为是皇亲贵胄的自留地，是龙兴之地，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允许外边人介入的，特别是敏感的教育，这时候要在沈阳筹建书院，说明他们已经感觉到江山一统、河清海晏了。另有一背景是，在康熙二十八年确定奉天府丞兼提督学政，主管奉天考试之事，并管理盛京宗学、觉罗学、官学及义学。从这一点上理解，当时创建书院也是为了完成某种托付或工作。
后来，萃升书院的发展还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李永绍。据记载，乾隆元年，李永绍在沈阳德胜门（今大南门）学宫右面建立义学，不久改为沈阳书院。李永绍曾官至工部尚书，在清代是二品大员，可是这个修建书院的工部尚书却没有在《清史稿》中有记载。说来也有意思，这里牵扯出的另一个人，也和沈阳有关，他就是曾做过盛京将军的赵尔巽。
赵晚年受邀出山编纂《清史稿》，这部清史前后历经14年，其间因经费拮据，不得不向民间募集资金。话说当时李永绍的裔孙李子宾已是“裕兴祥”绸缎商号的老板，于是赵的手下就向他募集“袁大头”，谁知这个李子宾是个“硬茬”，对来人说：“我家尚书爷临终有遗训，不拿金钱买虚名。”此话传到了赵尔巽那里，赵大怒，在馆务会上公开声称：不许为李永绍立传。于是煌煌《清史稿》就缺了这位清代名臣李永绍的名字。
乾隆七年沈阳书院才真正有了名气
沈阳书院得到真正发展，是在乾隆七年（1742），由时任奉天府尹霍备率领下属劝募官绅捐献，集资开基拓土，扩建书院，增建学堂宿舍和食堂，从此沈阳书院才真正有了名气。
奉天府尹、书法家欧阳瑾曾题写了“萃升书院”四字牌匾，同时作跋，记述了书院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业绩以及对后世的期许。在此背景下，萃升书院才得以成为沈阳地区书院的金字招牌，与那时的银冈书院、襄平书院并称盛京三大书院。
沈阳书院的发展，其实是和当时清朝对书院的政策分不开的。比如，乾隆元年，朝廷就发布了书院建设上谕，明确了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定位以及对学制、办学方针等明确的规范。其后，乾隆又数次下达谕旨，规范书院的管理，在聘请院长、选择生徒方面都有要求。
朝廷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不过，如果从中国整个书院发展史来看，建筑硬件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一些名家大儒成全了书院，推动了文化教育的传承和发展，萃升书院亦不例外。
相关名人
王尔烈
清嘉庆四年，72岁的王尔烈从大理寺少卿位置上卸任，回到当时的沈阳掌教萃升书院。他的到来给沈阳这座百年书院增添了别样光彩，也给自己辉煌的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程伟元
说起这位程伟元，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家熟知的《红楼梦》中的“程甲本”“程乙本”中的“程”，指的就是程伟元。
花谢花飞，光阴荏苒，如今历史上的这些书院早已不在，有的只是漂泊在时间里的各种传说。不过在我心里，他们仍一直都在，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