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边境政策与食人沙漠的“暴力共谋”
2024年4月，墨西哥裔美国人类学家杰森·德莱昂《移民路上的生与死：美墨边境人类学实录》中译出版，我们立刻进行了追踪。一方面是因为跟手头的硕士论文选题接近，答辩在即，可能带来补充或挑战，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移民与贩毒成为拉美尤其墨西哥文学、电影的重要题材，但国内还少有研究，或许人类学著作能成为引线。迅速看完，心情沉重。学术警报是解除了——我们的论文主要针对2018年以后中美洲北部三国向美墨边境进发的非法移民，尤其是其一改“偷”渡面貌、浩浩荡荡进发的“大篷车队”和社交媒体上较高的可见度。而这本书是根据2009-2013年间田野考察写成的，仍然聚焦边境穿越者们的秘密迁移，尤其是在美墨边境西段索诺拉沙漠的艰难抗争。放心的同时也是揪心。“开敞的坟墓”（原题opengraves，台译“敞坟”）怎会只为特定人而设？
索诺拉沙漠：暴力共谋前传
在“引言”和第一部分“恶地”，作者明确表示并反复强调，人们选择以非法方式徒步横越索诺拉沙漠，是美国联邦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本质上是一个将人引向沙漠地区、以险峻荒芜的地形为掩护和工具的杀人计划，美国与索诺拉沙漠达成了一种“暴力共谋”：2000-2013年，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而遭到逮捕的总人数将近1170万，而新墨西哥到亚利桑那州一带被逮捕的人数超过530万；几乎同时期（2000年10月到2014年9月），这里找到2721名边境穿越者的尸体，其中近800人身份不明，此外还搜集到无数散落的头骨、牙齿，一碰之下化为骨粉消逝。这种遏制迁移者从南方涌入的政策，其实把人吸引到更偏僻的西南，把空地，如果不说是美洲原住民的圣域的话，变成了杀戮地和曝尸场。
当地时间2024年1月9日，美国得克萨斯州，成千上万的移民在伊格尔帕斯涉水过河，格兰德河岸边，一个孩子的洋娃娃和丢弃的衣服躺在一起。
这种暴力共谋的指控涉及到两个背景性问题：移民史和移民政策史。从墨西哥向美国移民的传统由来已久，可以借助短篇故事《格兰德河，布拉沃河》更形象地理解，作家富恩特斯在其中勾勒道：村里“第一个离开墨西哥的”是“为了躲避革命”，也就是1910-1920年墨西哥大革命，直到1930年失业潮；他的儿子“在二战期间以合法身份来到加利福尼亚”，战争结束，短工项目也随之结束；第三代则成为“湿背人”，趁夜游过格兰德河，由雇主操纵伪造的文件，需要就证明他是合法劳工，不需要就让文件消失；到第四代，“最糟糕的时候”，因为“现在仍有需求，但也有仇恨”。
正是在大约第三代的时期，美国开始着手制定非法移民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难民政策更倾向于考虑战争安置和意识形态分歧，针对移民的政策往往更为现实，褪去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尤其是当移民被认为是“非法”时。非法移民往往因经济因素及家庭团聚而涌入美国，最终催生了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1986年第一部专门针对非法移民的《移民改革和控制法》，以及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及移民责任法》。整体来说，虽然移入国政策起伏，但移出国的贫穷、暴力问题积重难返，所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911事件”、2013年奥巴马下令遣送近200万迁移者和人造围栏、“边境墙”，都没能阻止非法移民数量上升。
非法移民政策借助自然力“漂白”的操作也应运而生。最初是1993年，美国得州埃尔帕索市派出边境巡逻队在市区及周边走动，吓阻边境穿越者不要贸然翻墙。此举果然奏效，人们转向城市边缘寻找突破，于是政策制定者进一步发现，如果无法制止，“至少可以引导他们改走偏远地带，让险峻地形惩罚他们，如此一来不仅省钱，又能将不堪的场面阻绝在公众视线之外”。由此，1990年代中期，偏远、空旷、暴晒、干燥的索诺拉沙漠逐渐成为一条固定的移民路线，也成为联邦政府半公开的武器。
异质集合体：威慑预防的行动者
全书第一部分概念推导比较多，阅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但是政治性和学术性不容忽视。思想界一直提醒，“种族熔炉”如果不说是谎言，至少也是一种选择性失忆，用“高贵”的欧洲移民的接受过程，遮蔽了对爱尔兰、中国、拉丁裔的藐视和敌意。作者进一步认为，拉美移民独具地缘政治特点，3200公里长的美墨边境尤其符合阿甘本的“例外之地”理论，边境既是物理的也是政治的，往往成为一个不在正常状态与道德律法之内的空间，人进去后就被剥夺个人权利和法律保障、成为裸命（barelife），不享有任何权利，受到苦难和死亡吓阻，最终死亡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或者说，正如最后一部分的案例，人只有在变成尸体、被装入棺木中运回的时候，才重新获得作为公民和人的尊严。
作者花了许多材料和篇幅来证明美国政府利用沙漠来进行“威慑预防”是有意为之，他们“狡猾地征召大自然成为执法者，并且在迁移者死于沙漠之手时可以严词否认自己负有责任”。但是，如果官方真的“千方百计想淡化这项政策所付出的人命代价”，姿态上的纠缠并没有多大用处，我们更可以做的，是去认识造成死亡的“环境暴露”（坠落、体温过高和脱水），以及更深层次的，既受到美国经济吸引、又受到查缉措施重击的结构性暴力。
作者把无证迁移者所暴露的环境称为“异质集合体”，简而言之，人并非中心，人的意志也无法起到支配作用，正相反，他人、动物、矿物、天气都可以成为行动单元，其效能取决于多物体与力量的互动干涉。尽管如此，联邦政府也并没有就此取得“道德不在场证明”，因为各种非人类因素发挥能动性“干脏活儿”，概因威慑预防策略创造了这样一个场域。
随后，作者采取了一种故事性的手法，展现了一队无证迁移者6个日夜里跋涉约300公里，最终不是陆续倒毙便是向边境巡逻队自首、被遣送回墨西哥的过程。他称这是借鉴了“半小说化民族志”的写法，将发生于一次以上民族志研究里的事件重新排列组合，融会成单一叙事，从而反映出无证迁移者们的整体情况。在这样的叙述中，阻碍前进的顽固性力量不断跳出纸面：影响脑子的沙漠、让记忆过曝的阳光、浮球一般绑在背包上的空水瓶、终于出现的咖啡桌大小的一摊绿色液体的潟湖、三根脚趾没了指甲的脚、仙人掌刺、响尾蛇、玩射杀“游戏”的极右分子、满口承诺却突然消失的“郊狼”、每个人无法换洗的汗臭和不可思议的过往。
可以看到，大自然协同他者，将数以千计的迁移者消磨、放倒，或让逮捕变得容易，或让再次穿越更为困难。相比于2009年的电影《边境》（Frontera）将矛盾归因于偶然（枪杀游戏惊了马匹，让巡视的女庄园主坠地、头磕到石头死亡、墨西哥非法移民蒙冤但幸运得到解脱），“异质集合体”的概念把多种因素更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山坡、砂石、干旱、赠水的女庄园主、瞄准的法西斯青年，成为一个时空单元，成为美国边境管制沉默而完美的帮手。
消失政治学：被死亡暴力分解
在全书的第二、三部分，作者及其团队基于访谈和深度交往，记录了许多真实且令人动容的案例，这还主要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最震撼也最给人启发性的是在第一部分，用一种鉴识科学的实验方法，模拟、记录、研究死亡以及埋葬。
2012-2013年，德莱昂带领团队在索诺拉沙漠中用5头猪来实地模拟移民死后的尸体分解过程，试图理解沙漠是如何协助美国吞噬、湮灭从而威慑移民的。使用猪是因为脂肪分布、毛发密度、躯干尺寸与内脏位置跟人类十分相近；他们给猪穿上迁移者常穿的衣物，放在日晒、阴凉处或模拟石头和枝叶就地掩埋的样子，每日实地观察，配以动作感测摄影机监测周围动静和尸体情况。在10-49℃的日均气温下，尸体上午被遮蔽、下午直接曝晒，“四天大致相安无事”（对“新鲜期”的描写画面感极强），直到第五天被火鸡秃鹰试探、撕扯，随后48小时内被啃食光内脏和肌肉；再过14天结束实验时，骨块和衣物最远被叼到50米外。在后续重复实验中，情况大致相同，遗骨分解、散乱，五周后只找回62%，进一步的啃食、碎裂、风化显示，只要弃置够久，很可能会完全消失，放在裤子口袋里的电话名片也不知所踪。
作者还设计了一种“匆匆埋葬”的实验，以模拟移民在沙漠中给死去同伴安葬的情形：只给15分钟，只能手折树枝、搬石头进行遮盖。看似合乎情理，但其实石头导热又不散热，迅速把尸体“烤熟”，导致其发酵更快，第三天就开始被吃，当天只剩骨头。
在“生”动的描述之下，作者展示了支撑这一实验的理论视角。首先，这是一种“埋葬学”，不同于民俗文化，1940年代由苏联古生物学家提出，1970年代受到考古学关注，1980年代研究更是转入其中的非人类过程，探讨环境和各类动植物与人类尸体发生的复杂互动。其次，这也是一种“死亡暴力”，虽然不是敌人、不出于战争，没有明显的施虐者，也没有肢解、斩首、示众等见证残暴仪式，但“湮灭尸体”、造成“模糊性失落”：让尸体消失，让死者无法“安”葬，也使施暴者坚称无辜，还阻碍必要的哀悼和葬礼进行、重新安排生者之生与死者之死的意义。
结合起来看，发生在索诺拉沙漠中的就是一种沙漠埋葬学的死亡暴力，是一种将死亡外包给山脉、极端气温、几万平方公里无人土地和“文明化杀人”科技创新的暴力，其间，压迫无迹可寻，被压迫者一切权利和情感都被搁置。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导，如果说沙漠地带在无证迁移者踏足之前是“威慑”，待其进入之后开始行使死亡权力，它同时也成为一种“压力面试”，选拔出意志、体质超群之人——不过，是否如电影《无名》（SinNombre）里说，“成功穿越，不是出于上帝之手，而是出于魔鬼之手”，就不得而知了。
人类学研究：研究有了，人在哪里
只要接受作者最重要的观点和最特色的方法——美国移民政策借“自然”杀人，学者可以用猪演示尸体在沙漠环境的解体过程——本书的后两部分读起来就比较顺畅了（依然沉重），一是梅莫与路丘“在路上”的故事，二是为沙漠里发现的玛丽塞拉“尸体作传”。可以说，作者通过三四年的时间，以“无证迁移计划”为研究框架，访谈数百位移民、实地观察移民机构的遣送作业、亲身踏上沙漠小径、与死者家庭和社群进行深度交往，成效是十分显著的。由于具备考古学的背景，他可以从使用痕迹和垃圾来进行解读，同时作为拉丁裔劳工家庭出身的男性学者，他能发挥“语言学”特长，发现粗话、性暗示和开玩笑这种表达方法的巧妙所在，赢得信任和尊重。
作者感受性很强，对非法移民的来源地感慨“好像上了一节墨西哥地理课”，而且发现他们中间还存在着对外邦人尤其中美洲人的歧视；两位朋友用好不容易攒下的29美元进行毫不充分的物资准备，他只能强打精神笑着送走，最后独自颓然坐倒。但是，他“刻意抹去这些民族志速写的时间”，因为赞同边境文学作家乌雷亚的话“墨西哥边境城镇二十四小时都在剧烈改变，却又不曾和不会改变”，实际上放弃了另一种努力，就是探寻非法移民向死而生、始终无法撼动的结构。很大程度上，非法移民等同于经济移民，他们出走的最大动力是贫穷，但在微观的层面上，每个人做出这样重大的抉择都是多重因素的叠加，尤其在社会关系方面。
可以作为补充的第一点，是墨西哥人“应当应分”在美务工的传统观念。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曾经观察道，19世纪中期美墨战争之后，美国对“购得”地区的居民采取自愿原则，愿意加入美国国籍的，给予公民身份，愿意迁往墨西哥国内的准许其离开。虽然这样，仍有几百万墨西哥人既不加入美国国籍，也不迁往墨西哥。这种特殊的历史经历给后来的墨西哥移民造成重大影响，他们认为在加州等原先属于墨西哥领土上工作、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移民，“与其他移民不同，墨西哥人……移居美国，主要是分布于从前曾是他们国土的地区……墨西哥裔移民有一种重返故土的感觉，这是别的移民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墨西哥政府对于墨西哥人移民美国的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剧变，从之前的“变色者”“叛徒”，到塞迪略总统公开说“墨西哥民族延伸到它的领土边界以外。移居国外的墨西哥人是墨西哥民族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此后，墨政府鼓励本国人移民美国，无论合法或是非法，侨汇一度成为最大的外汇收入，“比石油、旅游和外国直接投资还要多”，并且通过移民增加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促使实行有利于墨西哥的政策。
除了这样的历史厚度和务实精神，我们看待前往美国的非法移民，或许还可以加入一种人道主义的共情。全书最后两节记录了厄瓜多尔十五岁少年何塞在沙漠中失踪的故事，他选择涉险并非因为经济压力，他不用工作，拥有笔记本电脑、iPod、高价球鞋和各式各样绣有印有“纽约”字样的衣服，随时带女友看电影或招待亲戚吃披萨也没问题，但他辍学、迷上了啤酒和足球场通宵派对，内心里，他感到被遗弃忽略，渴望跟在美国务工的父母团聚，“爸爸，我想去那里帮你”。最终，全家同意、找人、付了订金，目送他一步步经历飞机、汽车、安全屋，直至杳无音讯。
流动，是“全球南方”的共同特征，流动带来的撕裂与创伤，也是全球南方共同在经历的痛苦。但南方总是望向北方，却很少环顾、相望。正如苏珊·桑塔纳所言：“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在命运共同体中，人们不该也无法对远方的痛苦置若罔闻。更何况，远方有时也那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