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报告丨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本文论述了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必要性，提出了八大重点领域的改革，强调了新时代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六大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课题组

45年前，中国共产党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是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至18日召开，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经济体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法宝。

01

新时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位置，谋划和部署一系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重要举措，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梁八柱”，所有制范围不断扩展，内涵不断丰富，实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呈现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各种风险挑战，我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坚实基础。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数字经济总体规模稳步增长，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定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注入强劲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与此同时，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复苏仍不充分，传统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新动能培育增量不足，各类经济主体发展信心不振，亟须再进行一次调动全社会精气神的系统性改革，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延续经济增长与追赶势头。现阶段，我国市场体系建设面临诸多挑战，具体表现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要素和资源市场自主有序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市场环境和质量需要进一步优化，商品和服务市场质量体系尚不健全，市场监管效能仍亟须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有诸多障碍和堵点。面对国际竞争格局下的“卡脖子”问题，科技创新体制亟待取得根本性突破，科技资源错配，分散、重复、低效、分割、协同性差，人才成长体制和激励机制不健全，科技创新与经济、产业的协同性不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不足，高水平科技创新国际开放合作格局亟待重构。数字经济发展大而不强、快而不优，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数据产权分置、安全可信流通以及高质量供给不足，数字经济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数字鸿沟”亟待解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全球化的波折、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面临来自美西方战略竞争的空前压力。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区域差距仍处在高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道远。乡村系统结构失衡，城乡二分加剧，城乡不平等加剧不平衡不充分。

面对国际国内诸多历史性挑战，亟须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和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延续经济增长与追赶势头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破除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保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02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需要构建支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攻方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看，从传统体制转向现代体制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传统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现代市场经济，强调竞争、产权保护，倡导创新创业和企业家精神。因此，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体制的核心内容。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目标的达成都要求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凡是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更加强调经济制度的完备性、更加强调公平竞争、更加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目标是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供体制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才能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市场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建设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才能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才能为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只有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才能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保证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并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的核心是保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畅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有效破除行政垄断和市场分割，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国际循环畅通要求进一步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为了实现这一改革目标，我们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先立后破，继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后，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关系的理论原始创新和制度创造。资本是人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品，社会主义也有资本，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大发展需要资本大力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野蛮生长问题，利用和发展好资本，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

第二，以改善发展预期、增强政府与市场互信、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大幅度实质性减少直接干预和行政审批为突破口，切实提高宏观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切实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成与远景目标相适应的现代财税、货币、投资、消费、创新、金融、社保体制。

第三，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优化市场准入、监管、退出机制，增强市场主体权利，以法治化推动市场体系建设，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与远景目标相适应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第四，构建并完善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切实保护科技成果产权，实现科技要素参与分配和依法保护，改变科技体制行政化局面，让科学家心无旁骛地向世界科学高峰攀登，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方面取得重要成功，为建成创新型国家提供制度保障。

第五，建设创新引领、数据赋能、监管科学，以及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数字经济基础制度体系，使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更加高效，数据要素潜能进一步发挥，监管治理更加科学常态，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统一公平、竞争有序、协调共享、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基础制度。

第六，理性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力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协调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内外资平等、自由竞争的外商投资环境，建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法治环境，积极参与并逐步引领全球经贸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定，实现从“跟随者”向“引领者”转变。

第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着力缩小差距，瞄准低收入者，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使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衡化发展。

　第八，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城乡融合，赋予乡村发展权利、优化城乡要素配置，激发乡村活力、实现乡村充分发展和城乡均衡发展，构建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城乡权利平等开放体制机制，实现乡村放活、城市包容、城乡融合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

03

扎实推进八大重点领域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一）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构建促进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一是明确民营经济（企业）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可或缺的实现形式。我国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股权结构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和结构呈现新变化，新的经济模式、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形成了丰富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社会化大生产和股份制的演进，催生了越来越多以“股权的个人所有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特征的新型企业，高科技发展创造了更新的经济形态及其多种实现形式，在法律上明确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二是明确多种所有制形成的资本所有权、产权。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权权能以及相应的企业法人产权权利约束缺乏正式规定和法律安排，是导致国民经济运行交易成本上升和企业家预期不稳的根源。国家应切实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所有权和法人产权的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健全以公平竞争为核心原则的企业法人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所有权和法人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三是完善不同性质的资本和要素参与三次分配的制度。要素分配权是所有权和法人产权安排的具体实现，要坚持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需要完善资本、技术、管理等作为要素的集合在市场中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完善再分配制度，发挥税收等政策在激励财富创造和再分配中的作用，完善资本利得税制度，降低所得用于社会用途的税率，促进资本用于财富创造，加大税收对过高收入的调节力度，提高所得用于个人用途的税率，使财富最大程度惠及社会和百姓。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完善实行第三次分配相关政策，实行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税收减免制度，赋予参与第三次分配主体更大的荣誉和更高的政治待遇，在培养一大批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公益和慈善事业，推动社会进步，造福百姓的新时代楷模。

（二）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一是健全和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稳定的市场规则。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全国一张清单”。完善适应知识产权和数据要素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破产制度，降低企业市场退出成本。二是提升市场运行灵活性，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成品油、天然气、电力等领域进行市场机制改革。以上市公司质量提升为核心，重点完善常态化退市机制，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切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引导金融企业在防风险基础上降低融资成本。坚持以市场化为主导，更好地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构建多层次房地产供给体系。三是改善市场环境和质量。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快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加强对消费者的司法保护。完善和优化消费品标准体系，提升消费品整体质量。四是提升监管现代化水平。完善监管规则，坚持审慎包容，将探索新产品、新市场等权利最大限度交给企业。完善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失信行为认定、失信联合惩戒、失信主体信用修复等机制，大力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防止滥用信用监管。

（三）深化政府改革，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是以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大幅度实质性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和行政审批为重点，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各项职能转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行政体制，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减少行政性直接干预手段，减少行业进入的前置性审批。二是实行“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为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保障国民基本社会权益，带动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率提高，可设计并实施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责任的、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用名义账户制统一各类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国统筹，医保参保补贴实现费随人走，当人口跨行政区流动时，补贴由上级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实行按在校生人数均一定额投入，对全国低保对象按人头实行均一定额补贴。这些待遇记录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卡，全体人民均可享受，社会保障卡具有补贴结算功能，实现全国范围的可携带。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减少投资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加强投资保护，保障投资利益。从注重事前审批转向改善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改革民资、外资审批体制，实行“非禁即入”。四是以优先调整事权、带动财力重新配置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收支结构，增强中长期财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以事权合理划分重新确定财力配置，合理确定中央事务、地方事务、中央与地方共同事务、中央委托事务、中央引导和鼓励性事务的边界，明确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事权边界。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平安、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筹划为中央事权。五是以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为重点，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高效而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支持转型升级和城镇化进程。重点开展面向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创业板、新三板、场外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大幅度提高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实现场内外市场、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的互联互通，建立统一的债券监管体系。深化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重点从发行环节实质审核转向信息披露。监管重点从行政性审批和保护金融机构，转向以防控风险为本和保护金融消费者。针对日趋活跃的跨市场金融创新活动，强化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协调职能。深化金融机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改革。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形成多元化竞争性的金融体系。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鼓励发展能满足金融服务需求的新兴民营金融机构。

（四）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体制。一是探索创建新型举国创新体制。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新的生产力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催生新的经济形态，科技创新从模仿性创新向原始创新突破，生产要素重组带来创造性破坏，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发展。必须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有效打通堵点卡点，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在涉及国家安全等国家重大利益的领域内，国家科技规划根据国家科技战略需求进行部署，制定主体创新责任制度；在投入大、周期长的基础科技创新领域，探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效机制；在商业不确定性较高的竞争性领域，减少政府干预，提升开放程度，引入国际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研发方向、技术路线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二是营造公平竞争且包容宽松的创新环境。明确市场准入标准，借助动态负面清单，彻底消除各类准入壁垒。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健全纠纷解决机制，加大侵权惩罚力度，通过重要案例树立司法权威。三是改进创新基础设施的供给和共享机制。以战略支撑、需求牵引为原则，对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提前谋划、统筹协调；以政府性基金为引导，鼓励龙头企业、社保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保险资金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等布局，提升中试平台、专利基础信息资源的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共享互动的创新网络。四是加速形成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健全科技成果处置权的分类管理机制，减少审批备案流程；在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重大利益的领域内，完全下放科技成果的处置权。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提高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收益比例。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协同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多元化的高校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五）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体制。一是构建更加高效的数字技术创新体系。改革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与机制，鼓励行业性龙头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针对产业创新、科技研发和数字化转型升级开展联合创新，突出转化应用导向，构建激励相容的产学研成果转化和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科技产业领域的市场机制，为新技术应用的供需对接打造开放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二是建立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的数据要素制度体系。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数据的安全可信流通。加快数据产权分置制度的落地和推广，健全数据要素各参与方合法权益保护，强化数据的高质量供给。培育数据生产、流通、应用等环节优质企业，构建多层次数据交易流通体系。以公共数据和行业数据为引领，探索数据开放利用新模式。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适应的收益分配机制，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主体积极性。三是建立法治化、科学化、常态化的数字经济监管体系。创新监管理念，以鼓励创新、包容审慎、法治化和科学化为原则，改革数字经济监管体系。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的“绿灯”投资制度建设，明确资本“红绿灯”，为企业家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稳定的政策预期。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优化监管流程、提升监管效率。四是构建以市场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体系。向市场开放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等更多数字化应用场景。鼓励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和国际竞争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发挥大型平台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头雁效应”，推动产业互联网发展，助力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大量中小企业”的数字产业生态系统。五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推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建立提高全民数字化技能的教育体系。构建有利于新型就业形态发展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应对技术冲击，构建更加合理的贫困救助、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制度，加强数字社会的适老化改造，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红利。

（六）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结构，优化商品贸易结构，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将生态环保融入开放政策，推动绿色技术和环保产品的国际合作和贸易，构建以服务贸易、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为重点的新型开放型经济结构，提高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打造全球服务贸易中心地位。二是深化和提速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消除隐性壁垒，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升经济的开放度，增加市场的透明度、公平性和可预测性，推动教育、医疗等服务领域的深度开放和国际合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并加快复制、推广。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机制，确保开放政策的有效实施和问题的及时解决。三是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创新，在科技创新方面与国际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尤其是加强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清洁能源等高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共同推动科技的发展进步与造福人类。加大对海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建立更为灵活的创新型人才引进机制和国际交流机制。四是提升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力，倡议加强国际供应链合作与管理：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倡议加强国际供应链合作与管理，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七）构建共同富裕实现体制。一是更好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减少乃至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持续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赋予高校等事业单位更多用人自主权，突破编制带来的用工藩篱和分配不公，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待遇，真正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发展。探索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相适应的初次分配机制，肯定数据处理者的劳动价值，增强数字财富创造的积极性。二是实施更加精细化、激励相容的再分配制度，着力促进机会公平。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主要着力点，构建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的社会救助体系，充分认识当前儿童期的环境差异、教育机会差异将会演变为未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出台对于经济困难家庭儿童的早期干预政策，大幅提高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质量。完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支持计划，出台更多激励相容的政策措施，实现“受助”到“自助”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一、二线城市增加子女教育、住房贷款等专项扣除的金额，切实减轻以劳动收入为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逐步构建财产税的征收制度框架，适时实行符合国情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制度，打破代际阶层固化。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缩小城乡间、地区间、人群间的社保水平差异。三是完善激励机制，更好地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社会团体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让有意愿的慈善组织和慈善基金流向农村地区，帮扶弱势群体。引导企业提供普惠产品和服务，满足低收入群体和特殊人群的需求，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八）构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体制。推动城乡权利平等开放，就是要致力于完善和开放乡村发展权利、赋予农民城市权利和构建城乡平等权利体系，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实现资本、土地、技术和数据等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扫除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体制障碍，破除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形成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协同推进的新格局。一是构建反贫困长效机制和常态化帮扶机制。防止返贫、守住底线，稳定并逐步减少相对贫困人口比重，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创造财富能力，形成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升年轻一代人力资本，加强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和职业教育，逐步将职业教育培训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促进就业机会公平，打破行政性管制、开放个人发展权利，防止社会阶层固化、拓宽纵向流动通道，避免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歧视性做法，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可及机会。二是构建完善而开放的乡村发展权利体系。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以服务规模化、产业规模化、市场规模化为核心探索农业规模报酬实现方式，建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相结合的产业体系、组织体系、服务体系，推动农业产业革命；以宅基地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为核心，以宅基地有偿退出推动村庄适度集聚，优化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因村施策，分类推进，实现乡村系统重构；以非农建设权利完善乡村发展权，放松用地指标和用途管制，允许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从事非农建设，在用地类型、标准、规划编制等方面保证多功能、新产业、新业态、新形态在乡村落地，保障乡村发展空间。三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权利体系。保障农民乡村土地、集体成员等基本权利，确保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收入优先用于相应农村人口社保体系，加快人口城市化；赋予和完善农民城市权利，转变户籍制度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制定公共服务成本分担和布局优化机制，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四级成本分担机制，按常住人口规模，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布局。四是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的城乡融合权利体系。以城乡统一土地权利体系为核心，促进城乡平等发展，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建立公平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以集体土地入市为核心保障农民居住权，允许城中村农民集体利用集体土地建立房屋租赁市场，降低农民城市落户门槛；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开放村庄准入权，有序引导城市居民、企业家及社会资本下乡，允许外来人口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享有村庄的住房、土地、公共事务参与等权利，鼓励城乡人员、资金、技术等要素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共建共享。

04

处理好新时代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六大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第一个“硬道理”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把全党全国人民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推动我国以生产力发展为主线，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在40年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发展是硬道理”。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不仅是做好当前经济工作的总要求，也是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方针。第二个“硬道理”的提出，不仅旗帜鲜明地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主线没有变，而且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告别传统发展模式，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这是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的最强音。

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的递进，第二个“硬道理”比第一个“硬道理”更硬。唯有在新征程上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同时，也要看到，落实第二个“硬道理”任务更为艰巨。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函数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结构、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了改变，传统生产函数和要素组合方式难以为继。如何从习惯了的“容易发展”转向“不容易地发展”？当前，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作出因应与求变，在变局中谋新局？面对所有的不确定性，唯有靠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增进确定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处理好六对关系。

第一，新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在全球和中国发展进程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巨大，同样经济也深度影响政治。在新征程上，正确处理好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至为关键。党中央明确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是新时代处理好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意味着全党一切工作的中心要围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展开。只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最大的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两者构成新时代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主轴。在两者的良性互动中，我们最终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

第二，经济增长与经济收缩的关系。新时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一个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环境中的改革。过去40多年之所以只要改革就能起作用，很重要的原因是有高增长作为支撑；同时，只要改革就会有高增长继续伴随。在高增长年代，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改革，因为通过改革能够带来高增长、消化社会矛盾，高增长也进一步推动了改革。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如何通过改革应对经济收缩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靠高增长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以高增长作为支撑，依靠高增长解决社会中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较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防收缩阶段。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经验是，经济收缩阶段也是一个全面开放的阶段，越在收缩阶段，越要开放。我国处在防收缩阶段，必须通过推进更大力度的改革，加大全体人民和各经济主体的参与努力，实现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第三，秩序和活力的关系。改革是要进一步增加社会的活力。立足当前发展阶段，活力必须建立在秩序基础上。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我们面临的更大问题在于秩序的稳定，即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改革是增加活力，而维持秩序有可能会影响社会的活力。所以，在推进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秩序与活力的关系。建立秩序是建立规则，实现公平，而不是简单地管控，只有这样才能以改革增加社会活力，以良序实现社会稳定。

第四，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过去我们更关注发展，相对来说，对安全的问题可能没有足够重视。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统筹安全与发展，需要处理好安全的界定和边界问题。既要维持安全，又要注意由此造成对发展的制约。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辩证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

第五，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我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从外部环境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融入了全球化，我们充分利用了以开放促改革。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全球化进程发生逆转，开放促改革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需要我们坚持胸怀天下，以改革促开放，推动更高质量、更全面的对外开放，保持国际经济循环畅通、更好融入世界产业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

第六，体制转型与防范风险的关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保证。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金融风险，其本质上不是金融投机风险，而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与当前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风险。防范化解风险和实现结构转型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转型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需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着力。通过主动调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从源头上消除潜在重大风险的形成和积累，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从生产力角度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增强对金融风险的反向吸收和化解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提出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要“先立后破”，避免因结构转型造成的“二次风险”。构建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重在构建长效机制，杜绝消极式和运动式的化债模式。消极的方式单纯以降低债务负担为核心，缺少系统性和全局性视野，而积极的方式以培养经济增长新动能为核心，通过高质量发展化解金融风险。消极方式的核心是“止血”，但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活动进一步收缩。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短期管控债务规模，但往往会造成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风险，无异于“饮鸩止渴”。积极方式是培养经济长期“造血”能力，实现杠杆率的反向软着陆。

（课题组成员：刘守英、于泽、刘晓光、刘瑞明、李三希、刘青、宋扬、范志勇、熊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