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会头为什么多是女性

2024-07-10 21:24:44 - 虎嗅APP

福建会头为什么多是女性

会子，一种民间经济互助会。它不同于普通的民间借贷，而是一种有着特殊规则的群体性集资。简单来说，就是把钱汇集起来，由参与会子的会员接替使用。

一直以来，会子游走于正常的金融秩序之外，被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但在福建和浙江南部，会子始终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地区，几乎做到了人人入会。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会子的组织者，也就是会头，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女性？

一、“会子”是什么？

6月，福建泉州一个20多年的老会头卷款跑路，一起跑路的还有她同做会头的姐妹，涉及金额共计千万，几十个老人的养老钱血本无归。

这不是发生在今年的第一起会头跑路新闻。今年4月，福州和宁德，分别发生了一件倒会事件，涉案金额均在百万元以上。

会子学名呈会，又称合会，是一种民间资金互助会。组织者名为会头，参与者名为会脚，会头卷款跑路，就称之为倒会。规则上的不同，又分为标会，轮会，摇会、单刀会，八仙会等多个类型。其中，以标会最为盛行，主要流行于福建和浙江南部。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民间小众的活动，它在福建的渗透率极高，一些地区几乎人人入会。我询问了身边多位福建朋友，他们对会子都如数家珍，家庭入会率达到了100%。这其中大约一半的人自己就是会脚，不乏90后、00后。每个月，他们都要上交几千元不等的会子钱。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标会”和“民间借贷”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得到4179篇判决。其中，来自福建的有3128篇，占比约76%，浙江以422篇断崖式排在后面。再往后的省份的判例只有寥寥数件，例如北京，数量只有23，我随机点进去，发现原告被告都是在北京的福建人。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福建的会头大多都是女性。在开头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会头也都是女性。在我和福建朋友的交流中，也明显地发现，会头和会员女性比例极高。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解释以下两个问题：

为什么会子在福建依旧如此流行？

为什么福建的会子头多是女性？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简单为大家科普一下会子的规则。以福建地区最为流行的标会为例：会头组织会脚参与，每人定期缴纳一笔钱放到一起，然后通过竞标利息获得这笔钱的使用权。之后每期如此往复，但每个人只能得标一次。

这其中，从会款的分配和利息的决定方式，又分为内标会和外标会，标高会和标低会。规则上虽小有差异，但总体上都是将大家的钱定期汇集起来，交由一人使用，最终有融资需求的人获得资金，有获利需求的人获得了利息。

此前，会头做会一般是手头不宽裕，婚丧嫁娶，盖房子，生孩子，买车或是做生意，一旦没钱，都可以做个会缓解一下。发展至今，做会已经不需要理由，会单上一般只会写“经济互助”“民间互惠”等字样。

下面为大家实例演示一下。假如我现在要做一个会，召集了公司的10名同事一起入会，约定每期会金是2000元，每个月应会一次，一共11期。我作为会头，寻找会脚、定期组织大家应会、要管理资金，前后张罗，一般可以获得首期的无息钱款，当然，我也失去了获得利息的机会。第一期我可以拿到除我之外的每个人上交的会金2000元，共2万。

第二期，同事A以100元的利息标得会金，他同样可以获得2万元，但从下期开始，他每期要拿出2100元，其中2000元是会金，100元是利息。同时，他失去之后参与竞标的资格。

第三期，同事B以80元的利息标的会金，他可以获得20100元。从下期开始，他每期需要多拿出80元。

第四期，同事C以60元的利息得标。他可以获得20180元，包括初始会金和同事A和B每期多付的利息。

以此类推，直到最后一名同事无需支付利息，自动得标。他可以获得20000+80+60元，以及后面几位得标者多付的钱。而前面十次标会他一共支出20000元，多出的钱就是他的收益。他也成为整个标会唯一一个纯粹的理财者。

以上示例只是一个简易的模型，实际操作过程中，规则也更为细致复杂。并且，由于每个标会的参会人数和期数都不同，每期的会金也不同，所以整体的资金规模可大可小。在我查到的案例中，从数万元到数亿都有。例如开头提到的倒会案例，涉案金额就可以在千万元以上。

二、为什么会子依旧如此流行？

通过前面的示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越早拿到会金，得标利息往往就会越高。当然，中途也可能有人遇到突发事件，急需资金，用更高的利息得标。事实上，标会就是一种融资方式，对资金需求越紧迫，就需要付出越多的利息。竞标的方式将这种融资紧迫性量化，并且逐级释放。

对于后面得标的财务投资者而言，虽然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利息，但同时意味着投入的资金成本更多，面临倒会、也就是前面人跑路的风险更大。在这种融资方之间、以及融资与出资方之间的博弈中，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在每一个环节充分发挥了作用。

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子会在民间如此流行？一言蔽之，会子解决了个人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就两个字——协调，金融调控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把钱借给需要钱的企业。但如何判断谁需要钱，是一件无解的事。假如银行也举行一场像标会一样的拍卖，谁出的利息高，就可以获得贷款，或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坏账率一定高得离谱。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大企业不缺钱，但永远是银行的座上宾。中小企业缺钱，却不受银行待见。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都是一大难题。这其中的核心是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贷款金额小且较为分散，银行很难对中小企业的信用、前景及违约概率等方面都了解清楚，所以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中借到款，即便借到了钱，成本也很高。

在我国，这种矛盾又发生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国企不缺钱，但有背书，银行愿意把钱贷给他们，民营企业缺钱，但银行害怕坏账，所以不给他们贷款。缺钱的借不到钱，不缺钱的反倒有人赶着借钱给他们。之前和一位经济学教授交流，他说，货币政策不是失效了，而是钱在国企中空转。

现实中，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的尽调更为复杂，情况也是一言难尽，坏账有时候不仅仅是眼光的问题，更是关联到弄虚作假、人情往来的幽暗人性。这一点相信混迹过中国投资市场的同学都会十分理解。

会子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一般发生在邻里之间，始终伴随地缘和血缘的加持。通过村口大妈情报网和日常的往来走动，这个人有钱没钱，做的生意靠谱不靠谱，相互之间往往心知肚明。也就是说，借贷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里完全地消除。

假如一个人在村里好吃懒做，嗜赌成性，想要做一个会来还债，首先，他很难拉得下脸去召集亲戚朋友。其次，也不会有人会傻到入会帮他筹措赌资。而一个在村里公认有生意头脑的人，大家都会很愿意把钱借给他。这就像，一位做房地产的许老板要做会，还欠下的一丢丢银行贷款，你肯定头也不回地就跑了。而福建老乡张一鸣如果说要做个会拓展一下抖音的业务，那看在老乡的面子上，肯定是allin了。

这里面的关键词是“稳定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市场形成的信任机制。可能当下城市中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关系。原因在于真正的人与人的连接，是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经年累月才能形成的。而现在的人是流动的，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感觉自己结识了一千个朋友，实际一个也不认识，反而更容易被他们骗。我们常常会感觉，还是老家的人淳朴老实，也许他们并不是真的好人，但至少不会傻到骗街坊邻居，还要在这里混的好吧。

除了社会关系，福建地区对于人的行为道德还有一层制约，那就是妈祖。典型例子是福建人“全球免签”，妈祖是早上拜的，行李是中午收拾的，船是晚上出发的。妈祖有时候比法律还管用。所以，只要标会在妈祖面前举行，那福建人基本不会跑路。

三、为什么会头多是女性？

整个标会过程，会头往往获益最大，她们的融资需求最先得到解决，并且不用为此支付利息。当然，会头也不是所有人都当得了的，一般他们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诚实可靠的个人品质，二是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样才能做到一呼百应。

1930年，毛主席在江西寻乌调查时，就已经对会头这个群体做了精准的描述：“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都打得的，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屑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要是半自耕、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的会头依旧是以“中农阶级”和城镇里的小商贩为主，但性别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之前是由男性主导，而现在是女性主导。在所有有关会子的调查中，女性都是以绝对优势占据大多数。在一些地区，会子中的女性比例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

从实际观察中看，我接触到的三位福建会头都是女性，她们都是生活在乡镇的妇女，经营着门面或者小厂。在成为会头之前，她们多是女工或家庭主妇，做会帮助她们获得创业的活动资金，可以说，是标会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状态。

前面我们解释了，标会方便了个人和小企业融资。而之所以福建会头多是女性，答案也十分明了，因为女性在经商过程中融资更困难。

有多项研究表明，无论是从银行等官方渠道，还是直接向周边朋友借钱，女性在借贷过程中遇到的阻力都更大。即便是借到了钱，女性往往也要面临更高贷款利率和更短的还款期限。

造成这种情况是极其多元的，包括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改革开放前女性经济难以独立、长期在经济活动中隐身、缺少固定资产等等。这些隐形的桎梏，使得那些渴望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女性，只能通过做会的方式来获取启动资金。

事实上，会子并不是只在中国有，在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以及非洲的肯尼亚、南非、加纳、苏丹等发展中国家，类似的民间金融互助会都广泛地流行。无一例外，参与者大部分都是女性。

对于这些妇女来说，除了在经济上获得支持外，会子帮助她们建立起了社交网络，从原本的家庭短暂脱离，团结起来获得更多注意力。多位学者都认为，互助会组织在帮助女性走向经济独立、获得家庭话语权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如今会子之所以能够在福建如此普及，还在于它具有一定储蓄理财属性，参与的大部分会脚都是为了获得利息。一般认为，女性的储蓄意识强于男性。而且，当下许多家庭中，妈妈是一家之主，掌握财政大权。所以许多参与会子的女性，实际是家庭的代表。

从人群上看，会子的参与者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移民”。这也不难理解，在新到一处地方，人生地不熟，想要重新建立本地人的社区，需要在经济上的协助。

项飚在其北京“浙江村”的调查中，就提到一个标会案例：一位姓张的商人在生意亏本之后，趁春节回家之际做会渡过难关，而出面人的是他的老婆。

在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有这样一幕，在法国的温州姑娘周阿雨因为饭菜做得好，受到同是温州人的餐馆老板的赏识，于是他在法国召集了几个温州老乡，用“会子”的形式为周阿雨集资开了一家餐馆。

在阿根廷，福建人垄断了当地的超市生意。据统计，2017年，阿根廷的中国移民超过18万人，福建新移民为15~17万人，其中60%以上从事超市相关的工作。而超市是一个投入颇大的生意，在早期，福建人能够在当地站稳脚跟，靠的就是标会。

众所周知，福建是一个“全球免签”的省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富豪榜上，经常可以看到闽籍华人。日本黑帮最怕的是福清帮，各国唐人街上，最常见的就是福建人。而在国内，福建更是将衣服鞋子、沙县小吃卖到了全国各地。前面提到，标会主要流行于福建和浙江南部，事实上，浙江南部也有一大部分是福建过去的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会子中，“性别”和“移民”两个因素是相互影响的。一位学者在调查了福建274个会子以及92名银行家、官员和妇女协会干部后，指出这样一个现象：在建国前，中国的会子主要由男性主导，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城乡流动，现在更多地是由女性商人主导，而且大多都是移民。她认为，在移民群体中，女性往往更受家庭捆绑，她们更难从正规渠道获取贷款。但正因如此，她们之间更容易建立起连接，从而互相帮助。

四、会子的秩序

从全国来看，算上拥有绝对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福建和浙江南部都算是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造成这种结果有很多因素，但会子的流行或多或少提供了金融基础。

例如世纪之初，电机电器产业迎来蓬勃发展，位于福建宁德下辖的福安市看到了机会。但由于资质不全、基础薄弱、企业偿债能力无法考察等原因，导致商业银行不愿意给相关企业贷款。而正是通过亲朋好友间的标会，才集中了大量的民间资本，让当地的电机电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今，福安市已经是中国中小电机之都，是当地产值超500亿的第一个产业，间接为宁德成为新能源汽车时代的重地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淡薄，欲望却在陡增，使得标会逐渐失去控制。一些标会涉及人数越来越多，标会也从“季会”“月会”，发展成“半月会”“十日会”“日日会”，会款金额也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了“会中会”“会套会”“以会养会”。一旦形成资金向顶端聚集的金字塔，距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还是以福安为例。标会虽然对福安的产业发展做出一定贡献，但也为其带来不可消除的伤害。2004年，也就是福安电机产业高速发展的时候，当地第二大会头李住倒会，涉案金额1.3亿。愤怒的会脚将她的豪华别墅扫荡一空，而在投案自首前，李住已经将丈夫和儿女送至国外。

当时，福安最大会头名叫陈丽萍，她本没有固定职业，单靠做会成为福安的人大代表，会子涉及的金额达到了3亿元。据估计，当时福安全部标会的总金额达到了25亿，而当地一年的财政收入才2.3亿。几个大会头倒会后，产生了连锁反应，有媒体报道，80%的福安家庭都受到了牵连。

1988年，福建三明市的一个县开始大规模旧城改造。拆旧换新，有人手握现金，有人想筹钱搞发展，标会很快盛行开来。据当时一项调查显示，城镇90%以上、农村60%以上的成年人都入标会，一个人一般会参加3~5个标会，最多的一人甚至同时参加了140个标会。全县最大的8个会头，平均每人手中掌握着一百多个会。

1992年，八大会头集体跑路，掀起金融风暴，全县人一夜之间全部破产，一些背上负债的人纷纷外逃。其中，有一位叫邓世奇的人和妻子一起逃到了厦门，二人举目无亲，只能靠着手艺开了一家小吃店，取名沙县小吃。没错，这个县就是沙县，而沙县小吃之所以能够风靡全国，正是源于这次倒会。

还有浙江温州著名的“抬会案”，涉及人员三十多万人，八万户家庭负债累累，倒会期间三个月，温州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接近1000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从80年代至今，在福建和浙江南部发生的倒会事件不胜枚举，涉案金额从几百万到数亿元不等。对于参与标会的人来说，当倒会发生时，他们会以民间借贷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在国内，标会不被承认合法性，所以一般法院不会受理。财产遭受损失的会脚们只能自己吞下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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