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出海的“越南枢纽”
高温。狭长。1亿人。4000多亿美元GDP。像20年前的中国。
这或许是很多人对于越南的纸面印象。而在雨季踏入这个热带国家,才发现越南也有凉爽的夏日。想象变成具象,复杂的矛盾感扑面而来。
胡志明市西贡河两岸的CBD讲述着繁华,但是市内的地铁15年还未完工;全国6000多万辆摩托车的保有量,道路上摩声轰鸣,高速公路数量却屈指可数;近20多年来,中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家电、纺织等产业蜂拥而至,而越南本身的市场规模并不大。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经济像热带植物一样生机昂扬,也能感受这股力量和基础环境之间的巨大裂痕。就是在这里,越南成长为诸多企业的重要离岸生产中心,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洪流当中。也是在这里,刀叉和筷子可以并排在餐桌之上,而中国企业是桌上的重要玩家。
“胡志明市周边的那些产业园,70%左右的工厂都是中国人开的。”一位从深圳来越南考察的企业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谈到他的观感,“越南关税低,又比较开放,这些都有吸引力,但是现在竞争也很激烈。”
而今年以来,国内企业前往越南的投资项目特别多。TCL实业泛屏BU制造中心越南基地总经理徐林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道:“大家来越南看中的,就是它和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体关系都很好。当然越南也不可能全做,它跟泰国等还是要有分工,因为这个国家太小,劳动力、土地有限。现在就只有红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河内、胡志明市这些地方(布局较多),全吃是吃不了。”
这也意味着,泼天的富贵涌入到越南这一中转站,但是越南产业土壤发展至今,还不能承载如此庞大的供应链网络,需要和中国产业相互协同。TCL实业亚太营销本部越南分公司总经理丁纬向记者形容,中越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移,更像是产业链的一种“延伸”。
去年9月,徐林军从惠州来到越南平阳省的制造基地,这里距离胡志明市45公里,主要生产TCL品牌电视。基地的产能规模是惠州工厂的二分之一,但是它的产值已经排到平阳省第二,放眼东南亚也是规模第二的电视大厂。
但是TCL并非要简单地复制一个惠州工厂,而是要把它培育成全球化的重要据点。而越南的特殊地位、灵活角色,也在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变中进一步显现。
在TCL越南工厂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节点。早在1999年,TCL就在越南同奈省进行收购并成立了工厂。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家工厂只有一条生产线,20万台左右的产能只供给越南本土,这是TCL全球化的第一站,选择从越南出发。
当时间线来到2019年,关键的转折开始发生。这一年,旧工厂结束服役,平阳新工厂启动建设,“最早是准备辐射东南亚,由于贸易摩擦,我们就马上把越南基地转型为辐射整个北美,每一年的产量都爬坡上升得很快。”徐林军回顾道。
他进一步介绍:“今年实际的产出应该是600多万台,年产值应该是10亿美元。我们主要辐射的国家,第一大就是美国,第二是越南本土,然后是墨西哥,剩下的就是东南亚的国家。”
听到这里,就有两个疑问产生,为什么选择越南的工厂来辐射美国市场?为什么墨西哥有工厂,还是要依赖越南设厂?
首先解决关税壁垒是核心因素,电视整机从越南运往美国的进口关税为3.9%,从中国进口的关税是11.4%,中间相差了7.5个百分点,虽然墨西哥制造可以零关税,但是大部分产品越南具备综合成本优势。因此,国内电视产业链的企业们纷纷到此,京东方、惠科、兆驰、海信等都已经在越南南部投产,或者正在建厂。
包括关税在内,年轻人口的红利、工业用地的成本、税收优惠、外交关系、开放程度都是企业们关注的营商优势。比如,越南已与东盟、欧盟和美洲等国家和市场签署16项自贸协定,享受60多个国家/地区的优惠关税;在税收政策上,越南也会根据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推出不同的优惠政策,譬如高科技区可4年内免企业所得税,工业园区可以2年内免企业所得税,另外还有减税的策略。
再以人口红利为例,工资的差距并非天差地别,TCL越南基地一线工人的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更多的是体现在结构化上。徐林军告诉记者,惠州工厂的工人大部分都是40多岁,而越南基地的工人中75%的年龄段是18到30岁,平均年龄在25岁。可见,年轻劳动力方面,越南相对充沛。
徐林军补充道:“中国的工人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用中专生、高职、中职的,就是所谓的实习生,现在这个渠道很少了,就只能招工人,市面上招的工人很多是40多岁的。惠州工厂的工人拿到手的平均工资也在3800元到4000元。越南工人的平均年龄很年轻,非常有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TCL越南工厂正在建设和产能爬坡阶段,最终能够顺利投产,也体现在管理上的稳定性。徐林军谈道:“我们经历了1500人、4个月在这个园区‘三就地’(共同抗疫)。园区没有宿舍,我们就在里面摆了1500顶帐篷,住了4个月,每一个会议室、每一个地方都睡了人。TCL的人、越南员工,都是很能战斗的,在我们整个集团内外部,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在2021年的11月,完成了大约43万台,很不容易。”
此外,谈及越南厂和惠州厂的利润对比,徐林军向记者表示:“我们不看这个,从中国采购原材料,来越南加工,再卖到美国去,就看整个财务的策略和资金的策略怎么做。我们在越南肯定是要留一定盈利能力的,看公司策略。”
这也意味着,越南的生产基地扮演了弹性的角色,它可以覆盖东南亚市场,也可以迅速转换为美国市场的重要供给。从TCL的布局看,越南厂还可以同时和墨西哥工厂进行配合协调,在综合成本考量下,TCL的墨西哥工厂主要做中高端产品,一些急单又可以转向生产周期更快的惠州厂。
一时之间,国内企业似乎掀起“越南热”,但事实上关于越南产业链的故事早已开启。近30年来,中国企业出海越南已经有过多次浪潮,各有不同产业背景。
丁纬向记者分析道,中国企业过来越南投资大致可分为四波,最初是越南的革新开放之时,随后是2000年初时期的投资潮,再就是贸易摩擦前后的2018年、2019年,然后到了目前这一波热潮。“目前这一波体量更大、数量更多。以前很多企业投资几百万美元、几千万美元,上5000万美元的都很少,而现在上亿美元甚至上十亿美元的很多。”丁纬谈道。
沿着时间线看,在1986年,越南实行了一系列市场经济改革,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革新开放”的大幕。当时,便开始有外资涌入,进行合作,上世纪90年代耐克、阿迪达斯等鞋服纺织业开始在越南落地。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更多资本瞄向了越南,三星等电子龙头开始在越南大举投资,富士康等中国的产业链也逐步进入。
10年之后,2018、2019年全球进一步关注到越南的经济崛起,为了打破贸易壁垒,越南成为重要的缓冲地带。包括TCL、立讯精密、歌尔股份等等中国企业,都纷纷前往。
对于近两年更加汹涌的投资、扩建,徐林军表示:“这次是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必须要出海。十几年前不是必须的,这次是必须出海。比如说像我们品牌做全球生意,不来越南不行,包括考虑关税政策、贸易壁垒等方面。但是出来之后,会导致供应商也必须出来,如果不出来的话,一直从中国把材料卖给我的话,第一是周期问题,第二是成本问题,也就是长期竞争力的问题。”
甚至有越南工厂高管认为,这次是“被逼的”,一定要到海外去寻找新市场空间。TCL创始人李东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在国内竞争,市场增长变缓,只能和中国同行去竞争,把大家竞争得快喘不过气来。海外主要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在竞争,我觉得在国内竞争中学习的本领去海外竞争,我们还是比较厉害。所以就得要去海外竞争,为中国企业、为中国制造业多拿一点份额。”
但来到越南也并非高枕无忧,首当其冲的就是由于供应商网络的薄弱,供应链成本和中国还有不小差距。“差距核心点在于,越南的整个供应链链条没那么完善。比如,五金的供应商买原材料铁板、铁片,还得从中国买。这一部分是越南目前的一个短板,供应链条不太完备,很多在我们看来是原材料的东西,都很缺乏。”徐林军说道。
以原材料采购为例,他进一步表示,根据物料类别,在越南本地买的材料可能会比中国高3个点、5个点、甚至10个点。“但是我们判断,未来三到五年,它会处于一个采购成本快速下降的通道,但是只有整个链条本地化越来越完备,才能下降。如果要从中国进口,肯定成本是很难下来,物流、报关等成本也不少。”
但是就综合成本而言,越南依然远远低于墨西哥和巴西,徐林军表示:“巴西的制造成本和当地采购成本是越南的3到4倍,同样买个纸箱,这边是10美元,那边要40美元。”
供应链成本之外,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高铁、电力设施等等,都是多家中国企业提及的痛点。当前,越南也在大力推进基建工作,和中国、日本都有大型项目的合作探讨。
人才方面,徐林军还提到,越南的专业技术人才也非常欠缺,尤其是工程人才稀缺,这也是越南的短板,“越南人口很丰富,工人比较好招,但是招专业岗的,像中国这种大规模理工科的,比如机械制造、机器人、软件相关的人才在越南不好招。”
此外,关税的不确定性始终是高悬的利剑,比如光伏关税政策一变,在越南的中国光伏工厂就要承受巨大压力。对于客户而言,采购成本即使多一元钱,就会转向另一家供应商,出海的另一面也是残酷的抉择。
近年来,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一直颇具活力。据越南统计总局统计,2024年前7个月,越南对华出口额达334亿美元,同比增长7.6%;进口成交额792亿美元,同比增长34.9%。
而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18年以来,越南与中国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2024年前7个月,越南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达1129亿美元。
与此同时,双方的产业链的齿轮也咬合得更加紧密。虽然越南的制造业仍聚焦在组装等偏后端的环节,但是作为关税避风港、重要生产基地,越南的潜力不言而喻。丁纬认为,未来十到十五年,越南都会是上行区间。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产业链延伸至越南,但却不止于越南。在全球化进程的重塑与变革中,对于有野心的企业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因为关税借道越南,而是开始深入思考如何重新配置地理要素,以应对新的全球化局势。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进一步成为主动的开拓者。
TCL作为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其历程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缩影。家电产业是很早就经历了充分竞争并开始出海的一个产业,在当前的新出海潮中,TCL等标杆企业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其全球化的三个关键时刻,不仅是TCL自身成长的历史节点,更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如何应对挑战、转危为机的生动写照。
第一个节点是1999年,TCL在越南的战略决策。那时,TCL虽然在国内市场稳居头把交椅,但李东生还是决定选择越南作为全球化的试点。然而,这一步走得并不轻松,初期的巨额亏损一度让公司高层动摇。
李东生告诉记者:“那一仗打得很艰苦,所以前18个月亏了好多钱,亏得我们想着要不要退回来,但是我们咬牙坚持下来了。第二个时点是2004年跨国并购,这个跳跃太大了,一下把TCL的业务从中国业务变成一个真正的全球业务,延伸到欧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这一关过得很艰难。”
第三是美国对中国单边加税的时候如何应对,“开始我判断是不准确的,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以后问题会解决。所以在产业链、供应链没有做大动的计划,但是之后我们就得调整输美的产业链,否则我们就要放弃这个市场。所以对美产业链的调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美国至今还是我们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调整产业链当中,到底这个市场守还是不守?守的话,就得有巨大的代价,所以这几年贸易摩擦我们赔了很多钱。这三次是我们艰难的选择,现在都熬过来了。”
TCL从最初的越南试点,到如今在越南、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波兰、墨西哥、巴西七个国家有制造基地,实现了东南亚、南亚、欧洲、北美、南美等各个区域的本土化制造布局。2023年,TCL的海外产品营收已占到总产品营收的近一半,全球电视销量更是达到2526万台,位列全球第二。
然而,全球化不仅仅意味着扩展市场,更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像苹果这样的企业,早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标准化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将各地的资源与优势最大化利用。
这种全球产业布局的策略,不再局限于某个单一国家或地区,而是将产业链延伸至全球各个角落,形成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全球生产合作关系。
越南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环,早已演变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虽然越南在东盟十国中的体量相对较小,但在制造业方面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布局,已经从单纯的本土化生产,逐步走向了再全球化的发展模式。
徐林军提到,未来的三年内,越南将不再只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制造基地,更将成为国际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越南工厂的关键岗位逐渐实现本土化,并逐步向全球输送专业人才。
在这一全球化变革的浪潮中,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与战略锚点,融入到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