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人生潇洒处的历史回望

本文出自《长城、骆驼和马》序言，图片源自2023年4月14日老俞闲话直播间“对话于晓”。

于晓比我大5岁，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全班的老大哥、领头羊，刚入学就成为我们的大班长。说大班长，是因为北大英语专业1980年入学的50人分了三个小班，每个小班还有一个小班长。三个班根据英语水平分班。于晓在A班，我在C班。英语课根据水平不同分开上，其他课就在一起上。

当时的北大学生宿舍有大有小，小的住6到8个人，大的要住十几个人。我从江苏扛着大包小包，坐36个小时绿皮火车到了北大，被分配进32楼2层的大宿舍。我在床头把行李放好，一抬头看见斜对面下铺，有个人躺在床上看很厚的一本书，书名叫《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一直以为进大学就是来学英语的，根本没想到还要读课外书籍，就用南方普通话问了他一句：“在大学还要读这样的书啊？”他把眼睛从书上移开，非常鄙视地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怎么会问出这么傻的问题，没有理我，继续读书。我很尴尬地退到一边，知趣地不再言声，但内心从此种下自卑的种子，觉得自己孤陋寡闻。入学一周我就开始明白，来北大不仅是学英语的，也不仅是学教科书的，而是要大量阅读各种课外书籍的。几乎所有同学都抱着课外书猛读，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康德，还有各类世界名著，不一而足。后来再和于晓回忆起这一段，他坚持说一点都没有鄙视我的意思，只是无意瞄了我一眼。可就他这一眼，让我在北大至少多读了100本书。我在北大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

于晓是军人出身，曾驻守自卫反击战中的云南前线。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一边和子弹以及蚊虫作斗争，一边拼命复习高考内容，1980年一举超越北大录取线，离开部队进入北大。由于高考恢复后的前三届（1977-1979）消化掉大批大龄考生，到1980年高考时，大龄青年已经寥寥无几了。于晓入校时23岁，而我们都只有16到18岁。他在颜值、气质和经验上都压我们一头，很自然地成为全班的核心人物。

随着时间推移，于晓在班里的威望越来越高，这就不是年龄可以解释的了。刚入学不久，他就带着我们全班办起一本翻译杂志，叫《缪斯》，让全班同学一起，翻译没被译过的优秀文学作品，介绍世界著名作家和思想家。杂志很粗糙，蓝色封面，里面的字都是打字机打印出来的，一个季度一期，印完后发动全班同学到各个食堂门口叫卖。当时的北大，学生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如狼似虎，杂志大部分都能卖出去，《缪斯》也成了当年北大学生自办杂志中存续时间最长的之一，直到我们毕业才寿终正寝。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热衷写诗，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有的作品会在《诗歌报》《诗刊》上发表。一旦发表，那就是全系的大事，大家一起庆祝，诗人后面还会追随着大批女孩儿。当时在北大写诗的，海子最有名，其次就是我们下一届同学刘军，笔名西川（因为我留了一级，后来也成了我同班同学）。于晓却是不屑于写诗的，觉得那是不成熟的人玩的游戏。他一心研究马列主义，后来又埋头读黑格尔、康德，研究尼采、马克斯·韦伯。那时候我忙着读自己能读懂的书，他在宿舍侃侃而谈的东西我根本听不懂。我也在忙着写诗，想以此骗取一两个女生的青睐，结果到大学毕业也没有成功，后来一气之下把自己的所有诗稿付之一炬，焚了。

于晓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有一年，大概是大三的圣诞节，我因为肺结核住进医院，我的另一位同学包凡一到医院来看我，说晚上全班要举办一个舞会，你是否愿意回去看一看。我在医院孤独无聊，病情也已经稳定，在征得医生同意后，就和包凡一一起回到学校。舞会在宿舍楼的电视室里进行，大概40平方米的一个房间。男女同学绕墙壁一圈而坐，音乐就是录音机里放磁带。我因为身患疾病，还是比较敏感的肺结核，只能乖乖坐在边上看。同学们开始都老老实实地跳舞，但跳着跳着大家就热闹起来，有人带头跳起了贴面舞，房间灯光也被关掉了。我一个人坐在边上，耳热心跳如坐针毡，又不敢邀请任何女生跳舞，就坐公共汽车回医院了。几天后包凡一来看我，说我们班因为跳舞被举报了，学校来调查，全班被通报处分，于晓因为承认是舞会组织者，个人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其实真正的组织者不是于晓，他为其他人把责任担了下来。

本科毕业后，于晓继续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读研究生，期间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思想，翻译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恩斯特·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解释，其核心要素就是一个人努力挣钱是响应上帝的召唤，财富证明自己已经是上帝的选民。而之前的基督徒一直认为挣钱是违反上帝意志的。于晓是通过翻译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当时就应该意识到了，这样的思想尽管不完全符合中国现状，但对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是有一定意义的。而那时的我还在为能否找到女朋友苦恼，根本没在意于晓干什么。

研究生毕业后，于晓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了两年，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撰稿人之一。1989年，他负笈西去，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文化社会学博士。当时在北大教书的我也在联系去美国读书，可惜没有一个美国大学愿意给我奖学金。经过1980年代末的动荡，我内心充满迷茫，跑到外面培训班教英语，结果又被北大处分了，一跺脚离开北大，出来干了一个叫新东方的培训学校。到1995年，新东方已经有了一定基础，我跑到美国，忽悠王强、徐小平、包凡一等同学朋友回中国，和我一起折腾新东方，直到把新东方折腾上市。

这个阶段我和于晓一直失联，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直到2010年在入学30周年同学聚会上，我俩才重新见面。他告诉我，1995年博士没毕业就终止了学术生涯，个中原因不曾透露，可能觉得学术生活太枯燥，也可能中国兴起的经济大潮让他夜不能寐，觉得错过了太可惜。反正1996年，他毅然决然下海经商，回上海开了一个汽车零配件公司，十几年努力下来，生意做得像模像样，虽然没有做成中国著名企业，但也把自己折腾成了富翁。后来他把公司卖了，拢了一笔钱，准备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悠闲生活。

有一次，几个大学同学一起聚会，大家觉得现在退休有点为时过早，看我把新东方做得轰轰烈烈，也希望为中国发展做点什么。几个人一合计，决定专门做一个为大学生服务的公司，叫八零创成（纪念我们1980年入学北大），为大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创业课程和就业服务。大家凑了几百万，希望做成又一个新东方。其他两位同学都有自己的业务，只有于晓比较空闲，就一头扎了进去，也把我拖了进来。只是做成一个公司谈何容易。尽管于晓和我都有创业经验，但折腾了几年还是没有起来。眼看于晓头发开始花白，我也累得精疲力竭，最终我们及时止损，把公司关掉了。大家喝了一顿大酒，说同学之间再也不要一起做公司了，后面的日子，吃喝玩乐、周游世界吧。

周游世界是我的梦想，但我直到今天也就说说而已。世俗名利的羁绊，让我寸步难行。没想到于晓真想开了，这几年开始天南海北行走，而且把他从北大开始获得的学术功底——英语、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全部派上了用场。当他发给我第一篇游记时，其流畅的文笔和渊博的知识着实让我惊艳！他怎么能够那么博古通今、上下纵横、信手拈来、前后贯通呢？我以为他做了20年生意，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应该都忘到爪哇岛了。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他的文字在我面前一放，让我顿时又回到了走进宿舍第一天的那种窘迫，合着我追赶了他40年，在知识和学术功底上，还是远远被他甩到了后面。他说本来旅游的时候并不想写游记，但看到我写的游记，觉得这样的文字居然还有人读，不是误人子弟吗？于是就起了心意，让大家看看80英语专业的真本领，免得俞敏洪败坏了全班的名声。

于晓大作惊艳的不只我一人，还有众多北大同学。每次他把新写的游记扔到同学微信群时，都能引发一片议论、赞叹和共鸣。十几篇下来，80级同学自发为他结集出书做工作——有策划的，有编辑的，有出版的，甚至美编、排版都是我们北大80级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