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我们都活得很努力，然后呢？
注：本文有剧透
徐峥自导自演的新作《逆行人生》，有一个令多数人产生共鸣的设定：一个人到中年的中产，突然失业了，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他送起了外卖。
主人公高志垒（徐峥饰）身上，浓缩着多数中年人士和中产人士的生存困境。
职场上，程序员高志垒哪怕天天“996”，并因为长期加班和工作压力导致糖尿病，依然被公司认为不再适合高强度的工作而被辞退；想要另寻一份工作，也面临着严重的年龄歧视，投出1300多份简历几乎都没有回音。
人到中年，高志垒上有老下有小，作为家庭支柱，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抚养孩子的重任。高额房贷成为家庭财务的巨大压力，日常开销、父亲突然中风、女儿上国际学校（之后作罢）等额外支出，让家庭经济捉襟见肘。
脱下孔乙己长衫后的心理落差和社会地位下降，也让高志垒的自尊和自我认同遭遇冲击，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迷茫和无助。
P2P爆雷、房价的下跌、经济的下行、再就业的困难等大环境因素，让高志垒的个人困境雪上加霜。
实在走投无路，高志垒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工作是有着落了，但外卖骑手也有他们这一职业的难处。最典型的是，算法驱动下，外卖骑手不得不“快”、不得不“疲于奔命”。
为了提高效率和满足客户需求，外卖平台使用复杂的算法来规划配送路线和时间。算法追求的是最小化配送时间，最大化订单数量，给骑手施加极大的时间压力。
当“快”成为一种习惯，消费者对即时性的需求越来越高，外卖平台为了争取市场份额只会加倍迎合消费者，迫使骑手加快步伐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否则就会被系统判定超时或者得到消费者的差评，继而遭到平台扣罚。比如新骑手送一单是6元，但一个差评平台就会扣罚100元。高志垒第一次上班辛辛苦苦跑了一天，但因为超时和差评多，反倒欠了平台钱。
在赶时间的情况下，很多外卖骑手采取不安全的行为，比如超速驾驶或者违反交通规则，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电影中出现了几次骑手遭遇交通事故，虽然有依靠交通事故制造戏剧冲突之嫌，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的确非常高。以一个现实数据为例：6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发布《2024年6月17日至6月23日本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位居前两名的饿了么和美团违法总数，均超5000起。
以前骑手速度快，就能多跑单，收入就越高；但《逆行人生》经由朱站长（贾冰饰）之口，点出行业的新困境：提速降价，僧多粥少。一方面，平台为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压缩配送时间，单价并没有提升甚至下降，导致骑手工作强度增加；另一方面，经济下行背景下，骑手数量增多，每位骑手的订单量和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形成跑得越多但实际收入下降的局面。
外卖骑手遭遇的不仅是平台这一庞然大物之“恶”，这一职业也时常没能得到社会足够的尊重和认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面对客户的要求和偶尔的无理取闹，外卖骑手需要保持良好的态度和服务质量，“逆来顺受”在“客户就是上帝”的理念以及平台强力扣罚的约束下被合理化了。高志垒很快也实现了从“有脾气”——仅仅是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已，到“逆来顺受”的转变。
平台鼓吹并加剧了这种“逆来顺受”的倾向。电影中，外卖平台推出一个“微笑计划”，随时抽查骑手的服务态度、需要在五分钟内进行笑脸验证，不通过就要扣罚三五百元甚至被封号三天。电影中有心酸又讽刺的一幕：高志垒因低血糖差点晕过去，却还得“强颜欢笑”进行笑脸验证，不知情的路人说了一句小伙子这种情况你就别直播了。
事实上，不合理的配送时间要求、低薪酬、缺乏劳动保障等，才是骑手“笑不出来”的原因。微笑计划让外卖骑手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要进行“情绪劳动”，并转移了对外卖平台系统性问题的关注。
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有普遍的困境，而具体到每个外卖骑手身上，则各有各的难处。
高志垒是中产阶层滑落，老抠（王骁饰）家有罹患白血病的孩子，“卷王”大黑（冯兵饰）则是出于道义良心，要帮一个小弟兄还债……不论是老抠被撞之后把得到赔偿当作“财运”，还是大黑在遭到同事排挤和殴打之后，带着哭腔说出的“太累了”，都令人泪奔。
《逆行人生》呈现中年人、中产阶层以及外卖骑手等群体的困境，直面现实，这是电影的优点。在呈现外卖骑手工作特点时，电影使用快速剪切、时间压缩、紧张的背景音乐和创意转场等手法，在视听语言层面上把外卖骑手的工作流程拍得很“好看”，这是电影技术纯熟的体现。
但对困境的反思与化解，才是《逆行人生》的核心情节，也直接决定着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
《逆行人生》对于困境的化解，最终落脚点在于个体的努力，以及人性的温暖与韧性。
通过展现主角们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坚韧，以及人物之间相互扶持和家庭成员间的深厚情感，《逆行人生》倡导一种持续前进的态度，鼓励观众不论在什么情境下都不要放弃努力，要相信未来会更好；并提醒观众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作也有其尊严和价值。
这样的道理，显然是没错的，也能获得观众的共鸣。我们都活得很努力，这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生存状态，它深刻烙印在每一份汗水与坚持之中。
只是，《逆行人生》既映照出我们面对生活重压时的不屈不挠——我们对于努力感同身受，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活着，这不需要电影更多强调；《逆行人生》也让我们经由人物的处境看到自身的困境——这个更让我们心有戚戚，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不是不愿意努力，而是可以不那么苦吗？可以让努力的回报更加体面而有尊严吗？
在这个层面上，《逆行人生》诉诸个体的努力去化解普遍的困境，肯定是不够的。观众更好奇的是：然后呢？算法的问题呢？平台的问题呢？年龄歧视的问题呢？996的问题呢？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呢？劳动法的问题呢？
这些机制性问题没有纾解，努力努力再努力，结果很可能只是内卷内卷再内卷。就比如高志垒虽然利用自己程序员的优势，开发了一个可以提升外卖骑手送餐速度的小程序，短时间内大家送单速度都提高了，但可以预想到平台的下一步：既然大家送餐速度提升了，那么就进一步压缩骑手的送餐时间。
所以，虽然都是现实题材电影，但《逆行人生》并非《我不是药神》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它更近于徐峥此前的“囧系列”电影。在“囧系列”中，主人公是处于中年危机中的中产阶层，面临诸如工作压力、婚姻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等困境；电影围绕主人公经历的一场意外之旅展开，在旅途中，他们遇到各种挑战和奇遇，这些经历帮助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电影强调家庭的价值，旅途的结束伴随着角色内心的和解与成长，他们回归家庭，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电影提供一个还算乐观的结局，让观众感受到即使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也有机会通过改变和努力找到幸福。
《逆行人生》亦是如此。只不过，这一次阶层滑落的高志垒的“旅途”，不是真正的旅行，而是成为外卖骑手的“体验之旅”。虽然《逆行人生》的一些细节也点出各种机制之弊，但因为种种原因，电影有限批判，最终是轻轻地滑过去了。
《逆行人生》细腻地描绘了外卖骑手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触动观众的心弦，相信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对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有了更多理解，愿意在收到服务时多给予一份好评。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和正面反馈，无疑是对外卖骑手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也是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的体现。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情感上的支持虽然温暖人心，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在享受外卖服务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其背后隐藏的代价，比如外卖骑手因时间压力而采取的各种违反交规的举动。
要真正改善外卖骑手，乃至于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处境，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核心，从机制层面去寻找破解的路径。《逆行人生》的结束之处，才是我们反思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