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我们都活得很努力,然后呢?
注:本文有剧透
徐峥自导自演的新作《逆行人生》,有一个令多数人产生共鸣的设定:一个人到中年的中产,突然失业了,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他送起了外卖。
主人公高志垒(徐峥饰)身上,浓缩着多数中年人士和中产人士的生存困境。
职场上,程序员高志垒哪怕天天“996”,并因为长期加班和工作压力导致糖尿病,依然被公司认为不再适合高强度的工作而被辞退;想要另寻一份工作,也面临着严重的年龄歧视,投出1300多份简历几乎都没有回音。
人到中年,高志垒上有老下有小,作为家庭支柱,需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抚养孩子的重任。高额房贷成为家庭财务的巨大压力,日常开销、父亲突然中风、女儿上国际学校(之后作罢)等额外支出,让家庭经济捉襟见肘。
脱下孔乙己长衫后的心理落差和社会地位下降,也让高志垒的自尊和自我认同遭遇冲击,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他感到迷茫和无助。
P2P爆雷、房价的下跌、经济的下行、再就业的困难等大环境因素,让高志垒的个人困境雪上加霜。
实在走投无路,高志垒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工作是有着落了,但外卖骑手也有他们这一职业的难处。最典型的是,算法驱动下,外卖骑手不得不“快”、不得不“疲于奔命”。
为了提高效率和满足客户需求,外卖平台使用复杂的算法来规划配送路线和时间。算法追求的是最小化配送时间,最大化订单数量,给骑手施加极大的时间压力。
当“快”成为一种习惯,消费者对即时性的需求越来越高,外卖平台为了争取市场份额只会加倍迎合消费者,迫使骑手加快步伐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否则就会被系统判定超时或者得到消费者的差评,继而遭到平台扣罚。比如新骑手送一单是6元,但一个差评平台就会扣罚100元。高志垒第一次上班辛辛苦苦跑了一天,但因为超时和差评多,反倒欠了平台钱。
在赶时间的情况下,很多外卖骑手采取不安全的行为,比如超速驾驶或者违反交通规则,增加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电影中出现了几次骑手遭遇交通事故,虽然有依靠交通事故制造戏剧冲突之嫌,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频率的确非常高。以一个现实数据为例:6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发布《2024年6月17日至6月23日本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位居前两名的饿了么和美团违法总数,均超5000起。
以前骑手速度快,就能多跑单,收入就越高;但《逆行人生》经由朱站长(贾冰饰)之口,点出行业的新困境:提速降价,僧多粥少。一方面,平台为了提高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压缩配送时间,单价并没有提升甚至下降,导致骑手工作强度增加;另一方面,经济下行背景下,骑手数量增多,每位骑手的订单量和收入相对减少,从而形成跑得越多但实际收入下降的局面。
外卖骑手遭遇的不仅是平台这一庞然大物之“恶”,这一职业也时常没能得到社会足够的尊重和认可,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较低。面对客户的要求和偶尔的无理取闹,外卖骑手需要保持良好的态度和服务质量,“逆来顺受”在“客户就是上帝”的理念以及平台强力扣罚的约束下被合理化了。高志垒很快也实现了从“有脾气”——仅仅是维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而已,到“逆来顺受”的转变。
平台鼓吹并加剧了这种“逆来顺受”的倾向。电影中,外卖平台推出一个“微笑计划”,随时抽查骑手的服务态度、需要在五分钟内进行笑脸验证,不通过就要扣罚三五百元甚至被封号三天。电影中有心酸又讽刺的一幕:高志垒因低血糖差点晕过去,却还得“强颜欢笑”进行笑脸验证,不知情的路人说了一句小伙子这种情况你就别直播了。
事实上,不合理的配送时间要求、低薪酬、缺乏劳动保障等,才是骑手“笑不出来”的原因。微笑计划让外卖骑手除了体力劳动以外,还要进行“情绪劳动”,并转移了对外卖平台系统性问题的关注。
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有普遍的困境,而具体到每个外卖骑手身上,则各有各的难处。
高志垒是中产阶层滑落,老抠(王骁饰)家有罹患白血病的孩子,“卷王”大黑(冯兵饰)则是出于道义良心,要帮一个小弟兄还债……不论是老抠被撞之后把得到赔偿当作“财运”,还是大黑在遭到同事排挤和殴打之后,带着哭腔说出的“太累了”,都令人泪奔。
《逆行人生》呈现中年人、中产阶层以及外卖骑手等群体的困境,直面现实,这是电影的优点。在呈现外卖骑手工作特点时,电影使用快速剪切、时间压缩、紧张的背景音乐和创意转场等手法,在视听语言层面上把外卖骑手的工作流程拍得很“好看”,这是电影技术纯熟的体现。
但对困境的反思与化解,才是《逆行人生》的核心情节,也直接决定着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能够达到怎样的高度。
《逆行人生》对于困境的化解,最终落脚点在于个体的努力,以及人性的温暖与韧性。
通过展现主角们面对逆境时的勇气和坚韧,以及人物之间相互扶持和家庭成员间的深厚情感,《逆行人生》倡导一种持续前进的态度,鼓励观众不论在什么情境下都不要放弃努力,要相信未来会更好;并提醒观众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作也有其尊严和价值。
这样的道理,显然是没错的,也能获得观众的共鸣。我们都活得很努力,这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生存状态,它深刻烙印在每一份汗水与坚持之中。
只是,《逆行人生》既映照出我们面对生活重压时的不屈不挠——我们对于努力感同身受,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地活着,这不需要电影更多强调;《逆行人生》也让我们经由人物的处境看到自身的困境——这个更让我们心有戚戚,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不是不愿意努力,而是可以不那么苦吗?可以让努力的回报更加体面而有尊严吗?
在这个层面上,《逆行人生》诉诸个体的努力去化解普遍的困境,肯定是不够的。观众更好奇的是:然后呢?算法的问题呢?平台的问题呢?年龄歧视的问题呢?996的问题呢?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呢?劳动法的问题呢?
这些机制性问题没有纾解,努力努力再努力,结果很可能只是内卷内卷再内卷。就比如高志垒虽然利用自己程序员的优势,开发了一个可以提升外卖骑手送餐速度的小程序,短时间内大家送单速度都提高了,但可以预想到平台的下一步:既然大家送餐速度提升了,那么就进一步压缩骑手的送餐时间。
所以,虽然都是现实题材电影,但《逆行人生》并非《我不是药神》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它更近于徐峥此前的“囧系列”电影。在“囧系列”中,主人公是处于中年危机中的中产阶层,面临诸如工作压力、婚姻问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等困境;电影围绕主人公经历的一场意外之旅展开,在旅途中,他们遇到各种挑战和奇遇,这些经历帮助他们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电影强调家庭的价值,旅途的结束伴随着角色内心的和解与成长,他们回归家庭,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困难;电影提供一个还算乐观的结局,让观众感受到即使生活中有种种不如意,也有机会通过改变和努力找到幸福。
《逆行人生》亦是如此。只不过,这一次阶层滑落的高志垒的“旅途”,不是真正的旅行,而是成为外卖骑手的“体验之旅”。虽然《逆行人生》的一些细节也点出各种机制之弊,但因为种种原因,电影有限批判,最终是轻轻地滑过去了。
《逆行人生》细腻地描绘了外卖骑手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触动观众的心弦,相信很多观众看完电影后,对外卖骑手这一职业有了更多理解,愿意在收到服务时多给予一份好评。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和正面反馈,无疑是对外卖骑手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也是社会温情与人文关怀的体现。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情感上的支持虽然温暖人心,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在享受外卖服务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时,我们不得不正视其背后隐藏的代价,比如外卖骑手因时间压力而采取的各种违反交规的举动。
要真正改善外卖骑手,乃至于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处境,我们必须回到问题的核心,从机制层面去寻找破解的路径。《逆行人生》的结束之处,才是我们反思的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