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市场准入如何驱动技术扩散：来自巴伐利亚州电话推广的历史证据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712 篇推送
巴伐利亚州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百多年前，凯恩斯爵士在其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描绘了电话对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伦敦的居民可以躺在床上通过电话购买来自全世界的商品，对世界各地的商业投资进行决策。自1876年贝尔申请电话专利到凯恩斯爵士描绘的20世纪初的近五十年中，电话，作为一项革命性的通讯传播技术，究竟是如何扩散传播的？却并不容易回答。
电话的扩散包含两个维度，即电话基础设施的新建，以及个体电话线的采用。前者的决策者是电话服务提供商，后者的决策者则是个体消费者。决策者的不同，意味着电话技术的普及推广所涉及到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为了深入分析电话普及背后的驱动因素，FlorianPloeckl发表于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的论文“MarketAcces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doption:HistoricalEvidencefromtheTelephoneinBavaria”，基于巴伐利亚州电话普及的历史事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而言，电话的推广都离不开政府公共服务力量的推动，欧洲各国的电话普及往往通过政府支持的垄断性机构完成，并且很大程度上依托已有的邮政电报系统。巴伐利亚州作为德国核心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邮电系统同样承担了本地的电话建设工作。虽然巴伐利亚州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但它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其邮电系统的独立运作就是突出表现之一。
巴伐利亚邮电系统与帝国邮政系统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德国邮政和电报联盟的统一框架下进行的协调合作，德国电话服务的推广也在相同的框架下进行。但巴伐利亚州的电话技术推广决策是根据本州议会的决定来实施。具体而言，如果某一个市镇想要新建电话线路，当地政府需要向州邮政局提交申请和预算，邮政局根据申请草拟一份投资草案给政府，政府再将这项公共投资案提交议会申请拨款，一旦得到批准，就由邮政局负责具体的建设。地方政府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游说政府和议会批准投资。通话资费定价同样由州邮政局统一进行，当然，不同行政区内外的通话费率存在些许差异，但费率结构对不同个体而言是一样的。
在邮政局推广电话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强弱和支付意愿来最大化其电话线铺设决策。具体而言，州邮政局的电话线铺设决策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否建立电话交换局，即要不要拓展外部市场；其次，是否提高当地的电话普及率，即要不要扩大本地市场。
作者收集了1883年到1905年巴伐利亚州建立电话交换局的306个市镇的大量信息，初步分析了巴伐利亚州电话普及的情况。图1展示了1896、1990和1905年巴伐利亚州电话交换局建立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应的市镇人口规模。可以看到，在电话推广的早期，电话主要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中使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小城市也开始广泛使用电话。
图1 1896、1990和1905年巴伐利亚州设立电话交换局的镇及其1880年的人口规模
注：图中圆圈大小代表该地1880年的人口规模
图2展示了电话交换局设立数量的历时变化，作为对外部市场拓展的粗略估计，可以看到，电话的推广速度在逐渐加快。图3展示了不同时期市镇内人均电话线数量的变化，作为对本地市场扩张的粗略估计，同样可以看到从1896年到1905年采用率有上升趋势。
图2 巴伐利亚州设立电话交换局累积数量的历时趋势
注：图中横轴的时间起始月份为1883年5月，结束于1905年12月。
电话普及存在内外部市场网络的共同影响，为了明确城市内网络效应和城市间网络效应分别产生了何种影响，作者用每个市镇1880年人口规模和1882年的邮政电报事业收入水平作为本地市场准入（LocalMarketAccess）的代理变量，同时借助引力模型框架，用城市之间的空间交易成本刻画外部市场准入（ExternalMarketAccess）。
作者首先使用生存分析（SurvivalAnalysis）方法对电话的外部扩散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作者考察一个市镇成立新的电话交换局所需要的时间，如何受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本地市场准入方面，本地市场规模的确会影响当地电话开通的早晚，对一个中等规模的市镇而言，每新增1000个居民会使当地电话线开通时间提前近4个月。外部市场准入方面，空间交易成本从25分位数降到75分位数可以减少电话开通时间约1%，等价于增加650个当地居民。
除了经济因素，政治和宗教偏好同样可能影响电话的普及。巴伐利亚州在19世纪存在自由政府和保守议会之间的持久斗争，州内的主要政治力量有三大派别，基于城市的社会党（Socialists）、自由党（Liberals）和基于农村的保守党（德文“Zentrum”，意为“中心”）。此外，巴伐利亚州作为传统的保守天主教地区，在近代也产生了大量的新教区。考虑到这些政治宗教文化因素后，作者发现，社会党和保守党地区相较于自由党地区，其市镇的电话普及时间更晚；保守的天主教区同样较新教地区普及电话更晚。
针对地区内部电话普及程度的问题，作者使用空间自回归滞后模型（SpatialAutoregressiveLagModel,SARLM）进行分析。具体而言，作者考察每个市镇在普及电话线的过程中，其他地区的电话采用情况如何影响本地的采用决策。实证结果表明，外部市场准入对本地电话普及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地通讯的可能性上，与两地的经济关联关系不大。本地市场准入规模同样会影响当地电话普及率，无论是以人口规模还是邮电收入测度的本地市场规模提高，都可以促进本地电话普及。但是，铁路线却并没有显著提高本地电话普及率，这表明通信网络和运输网络的发展存在背离。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在仅考虑单一市场准入效应时，电话普及推广结果的差异。图4展示了在单独考虑一种市场准入效应时，市镇电话交换局的反事实普及路径。可以看到，在没有外部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实线），各地区授权建设交换局的方式基本主导了电话的外部扩散；而如果不考虑本地市场准入效应（虚线），电话普及要推迟近十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部市场准入的影响不断扩大，本地市场准入的影响则相对衰弱，两者的影响逐渐趋同。这表明，大城市的本地市场准入效应在电话普及的早期的确扮演了核心角色，但后来较小的城市则主要受外部市场准入的影响。
图4 受不同市场准入效应驱动的各市镇的电话交换局新建比例
注：图中实线表示不考虑外部市场准入效应情况下，市镇电话交换局新建的比例历时变化，虚线表示不考虑本地市场准入效应情况下，交换局新建的比例历时变化。
电话的普及率提升也有类似的结果。图5展示了1905年不同人口规模的市镇受外部市场准入效应而新增的电话线比例，可以看到，外部市场准入对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的电话普及率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而对于人口较小的市镇，其影响因素则更为多样化，部分市镇的本地电话普及甚至完全由外部市场准入效应驱动。
总而言之，电话作为一项革命性的通讯技术，不仅完全颠覆了过去的交流方式，也极大的重塑了企业、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而电话的普及本身，也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和影响。深入分析电话普及问题，对我们理解近代全球化进程，深入剖析影响技术传播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因素，从而更好地应对当前新一轮技术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文献来源: Ploeckl,F.(2023).MarketAccessandInformationTechnologyAdoption:HistoricalEvidencefromtheTelephoneinBavaria. 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 83(1),27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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