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德智合一 为国举才
国士丘濬·教育理念
丘濬是从海南走出去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近些年，学界对丘濬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成就多有研究，对他的教育思想却尚未予以充分的重视。丘濬自成化十三年（1477年）任北京国子监祭酒，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升礼部尚书、署詹事府事，主持国子监整整十年，是明代中期任职最久的祭酒，也是学术成果和教育实践最为丰富的祭酒。
值得注意的是，丘濬读书、写作、为政，时时事事都留意社会教化，他的教育实践不局限于任职国子监的十年。他以“参天地，赞化育”为己任，上自天子，下及庶民，都是他的教育对象。限于篇幅，这里主要阐述丘濬的教育理念和他在国子监的教育实践。
北京国子监。新华社发
《大学衍义补》阐明教育思想
丘濬的代表作《大学衍义补》皇皇一百六十卷，涉及各个方面，其中教育篇有十二个目，第七目为“崇教化”，专门论述了教育问题。在此目中，丘濬就教育的功能、目的、任务等提出的诸多创见，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丘濬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变化人的气质。他说：“为学最是变化气质为难。为学而能变己之气质，则其学成矣。施教而能变人之气质，则其教成矣。”为学为教的成败以能否变化学习者、被教育者的气质为衡量标准。那么应使人拥有怎样的气质呢？丘濬说，“学也者，所以明善去恶也，善明而恶去，则不为小人而为君子矣。”这里所指的气质变化，包含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完善的道德修养，即智和德两个方面，且以德为指归。这样的教育融智育和德育于一炉，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就是陶冶情操的过程。传统儒家教育追求的正是这种德智合一的育人效果：以伦理教育为中心，通过文化载体，达到讲礼义、明人伦的目标。
丘濬从小就有用世之志，其年少时所作《五指参天》诗中的“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即显露鸿鹄之志。丘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求学时期就博览群书，“以故逢人即问，见事即录，校阅载籍，稽考制度”，几乎无书不读，为日后的教育实践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丘濬为何要写《大学衍义补》？我们来看看丘濬怎么说。他在该书的序文和进书奏本中提及的原因有三：一是明代成化年间他充当经筵讲官，“亲睹儒臣以真氏之书进讲”，真氏之书即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创作的政治哲学类著作《大学衍义》，该书共43卷；又见“宫臣之执经者日以是书进焉”，于是得知真氏之《大学衍义》是皇帝和太子的必修教材，“于是时，盖已有志于是”，立志要对该书进行补充。二是有感于真氏之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故有志于“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使其体用兼备，“以成夫全体大用之极功”。三是希望通过编撰此书，使平生所学见于世用，“以裨助圣政之万一”。
《大学衍义补》的主题是“治国平天下之要”，为人君治平之要务。书中凡以作者见解出现的按语皆称“臣按”。进书奏本提请皇帝“时赐省览”，并结合时政，“审而择之，酌古准今，因时制宜，以应天下之变，以成天下之务”。可见它是丘濬为皇帝写的教科书和施政指南，也是给太子讲学时所用之书。正因如此，丘濬才以年届六旬的高龄，历时十年，著成此书。他自己饱含深情地作出总结，“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忠君爱国之诚盖有出乎言语文字之外者。”
幸运的是，弘治皇帝对此书非常认可。丘濬于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进书，年关一过即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皇帝即下谕旨：“览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于政治，朕甚嘉之。”并下令发福建书坊刊刻。或许是此书带来了好运，此后数年丘濬接连升迁：由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升任礼部尚书、署詹事府事；进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直阁预机务；再进少保兼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位极人臣，成为真正的“帝王师”。丘濬入阁时已是暮年，且患疾病，但仍悉心辅主，成为弘治皇帝最信任之人。
执掌国子监为国储才
纵观丘濬在京为官的四十年，1477年至1487年，他担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十年间建立的功业和彰示的教育理念，值得充分重视。
有明一代，祭酒是一个光环耀眼而又责任重大的职位。丘濬穷其一生才智处理国家教育事务，创见不少、功绩显著，得到了皇帝及同僚的褒扬。然而，丘濬到任时，国子监正处于风气日下的转折期，居官者不知自重，官属、生徒放肆纵横，风俗教化颓败；至于士子，则“群然居学校中，博弈饮酒，议论州县长短、官政得失。其稍循理者，亦惟饱食安闲以度岁月……”如何扭转国子监的颓风，振作太学，是丘濬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据当代学者詹家豪研究，当时国子监太学生中士习之不良者，莫过于有营求出身做官之心而无进德修业之志，有人甚至不惜行贿请托，买通有司。针对这种状况，丘濬以身作则，“以忠厚变士习”。他耐心开导生徒：“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岂能有所为哉！”文风不正也是当时一大流弊。丘濬主张文取明白畅晓，顺理达意，意尽辞止，反对浮文怪词。他在主持南京乡试和礼部会试时，“凡怪词险语皆痛斥之，怨诽不恤也”。任北京国子监祭酒后更是“谆谆为学者言之”，他曾指出“文章关于气运之盛衰”“朱子谓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则文之关系乎世道非虚语也……洪武、永乐之盛，其文章浑厚醇正，明白俊伟，无有雕琢刻画之弊”。他力主改变不良文风，在当时的教育界和学子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立言卓然传而不朽
任祭酒十年间，丘濬励精图治，变革教育理念，将自己全部的才情和精力献给了这项经国之大业。作为卿相的他，是全民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强调学贵穷理而自得，明理而反求诸己，先修身然后治人，必以用世为归宿。其学可称之为“用世之学”，其人即是用世之学的忠实践行者和楷模。他获得多位明代人物的高度评价。明朝儒者何乔新说，丘濬为学“立言卓然可传而不朽”；叶向高说，三代以后，“以经国之业为文”，或“相臣以文经国”如文庄公（丘濬）者“寥寥罕见”。
丘濬的天赋和勤奋也是世所罕见的。在北京国子监这座名儒辈出的国家最高学府，他潜心研究学问，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大学衍义补》160卷，以及《丘文庄集》《投笔记》等。其所著《世史正纲》33卷、《朱子学的》两卷、重编《琼台会稿》24卷，全部收于《四库全书》。他著述之丰，后世难有超越者。
原标题：德智合一为国举才
责任编辑：陈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