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大国该如何应对叙利亚崩溃带来的挑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德烈·科尔图诺夫，翻译/马力】
从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Basharal-Assad）政权的突然倒台，完全出乎包括莫斯科在内的所有外部力量的意料。
当然，许多俄罗斯的区域研究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警告叙利亚，要注意其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腐败和严重低下的国家治理效率。俄罗斯专家还对叙利亚政府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士气提出了质疑，并提请其注意激进伊斯兰组织日益增长的军事潜力，特别是在分离的伊德利卜省这种情况尤其突出。
此外，俄罗斯专家还对大马士革未能让一些温和的反对派参与到有意义的民族和解进程中感到失望。所谓旨在有序推动宪法改革的“日内瓦进程”之所以陷入停滞，主要原因就在于大马士革所采取的立场非常缺乏灵活性。
然而，没有人能预料到11月底至12月初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尤其是叙利亚军队，他们完全不愿意捍卫掌权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国家领导人。要知道自1970年以来一直是阿萨德王朝在统治这个国家。这是所有叙利亚个人主义政权的一个特点——他们看起来非常强大，几乎无懈可击，但直到他们迅速而不受控制地解体的那一刻，其真实面目才暴露在世人面前。
可以说，叙利亚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带来的冲击，即便不比哈马斯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的袭击所造成的影响更大，至少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这场地区性危机的两个阶段紧密相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时间上有所延迟，2024年12月已经成为2023年10月的直接延续。
如果以色列没有成功地削弱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叙利亚政权就不可能迅速倒台。然而，大马士革政权更迭无疑将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其影响将不仅限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力量平衡向更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转变。
在莫斯科，这些天来很多人都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大规模政治、金融和军事投资（包括在叙利亚的两个军事基地）感到非常沮丧。
位于叙利亚西部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在地中海唯一成熟的海军设施，该基地为俄罗斯海军作战和后勤提供了关键通道。此外，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还是俄罗斯船只的加油站和维修站，使它们能够在不返回黑海港口的情况下运作。这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与乌克兰的持续冲突限制了俄罗斯自由进入黑海的部分水域。
该基地还可以容纳核潜艇。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该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2017年签署的一项条约允许俄罗斯免费使用该基地49年。
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成立于2015年，是俄罗斯在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的关键航空枢纽，驻扎着包括战斗机和直升机在内的各种飞机。拥有强大基础设施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直是打击激进反对派力量的空中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此外，这个空军基地还是一个重要的人员和货物过境设施，曾经协助俄罗斯在非洲各国展开行动。
这两个基地完全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它们暂时都是安全的。不过这两个基地的未来仍然很难确定，人们完全有理由质疑莫斯科是否有能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占有这些设施。
当地时间12月13日拍摄的俄罗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美国麦克萨公司
俄罗斯在叙利亚还有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资产。俄罗斯是叙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在叙利亚的累计投资总额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能源、交通和物流项目。
有许多叙利亚人在俄罗斯或前苏联接受教育，这个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仍然依附于莫斯科。俄罗斯的叙利亚侨民相对较少，但他们在经济上相当成功，在社会上也相当活跃。
我们不能低估俄罗斯和叙利亚两国军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经过了多年兄弟情谊的考验。总而言之，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叙利亚危机事关许多实际问题，而且俄罗斯作为可靠安全提供者的国际形象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参与一直是相当温和的，主要限于向大马士革提供空中支援，而伊朗和受到其支持的当地什叶派民兵负责更重要的地面支援。
一些人还会辩称，鉴于巴沙尔·阿萨德在政治上的僵化和对改革的抵制，他一直是克里姆林宫的负担而非资产，他退出叙利亚政治舞台不应被视为一场历史悲剧。
事实上，这位前叙利亚领导人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个人关系。不过，叙利亚政权更迭对克里姆林宫的确构成了新的战略挑战，莫斯科目前在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必须做到及时止损。
俄罗斯该如何确定其对叙利亚的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前在大马士革全面掌权的前叙利亚反对派。这个观点各异的联盟包括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斯兰教法的坚定支持者，到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模式的拥护者在内的许多派别。派系之间脆弱的平衡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朝着难以预见的方向倾斜。
今天在叙利亚取得胜利的组织都不应被视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或支持者，但它们也并非都是俄罗斯一贯且坚定的敌人。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人对伊朗的敌意要比对俄罗斯的敌意大得多，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伊朗人在当地比俄罗斯人更显眼。
这种情况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些机会。例如，莫斯科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打击沙姆解放组织（HTS），该组织植根于基地组织，可能拥有后阿萨德时代最激进的政治目标。然而，现在俄罗斯正在与沙姆解放组织就其未来在叙利亚的存在进行谈判。
俄罗斯方面与叙利亚其他有影响力的团体也有接触，包括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军（SyrianNationalArmy）和以库尔德人为基础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DemocraticForces）。此外，人们也不应低估俄罗斯与该国西部阿拉维派社区的深厚联系。
当然，叙利亚的命运最终还是取决于叙利亚人自己，无论土耳其、伊朗、俄罗斯还是美国，都无法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
11月29日，在叙利亚阿勒颇，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
然而，现实情况是，叙利亚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对峙的舞台，叙利亚每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背后都有强大的外国伙伴或赞助者。因此，在后阿萨德时代开始的政治过渡进程中，外部角色的作用不容忽视。
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制定者现在必须在未知的政治水域中航行，密切关注其他有影响力的地区参与者和非地区参与者。
对于叙利亚的邻国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一切似乎都很清楚。他们都没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也没有必要的政治承诺来为叙利亚的未来承担责任。因此，叙利亚邻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采取行动的决策，将主要根据他们当前的机会主义利益做出决定，并将根据叙利亚局势的变化进行调整。
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具体问题，其邻国肯定会结成各种联盟，但他们之间的利益分歧太大，无法建立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对土耳其来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对大马士革新领导层的影响力，以及将目前定居在土耳其的数百万叙利亚难民中的至少一部分遣送回他们的祖国。与此同时，安卡拉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在土耳其边境出现一个激进的伊斯兰国家。
或许，如果大马士革由叙利亚国民军控制，而不是由沙姆解放组织的武装分子控制，埃尔多安会舒服得多，但如今在叙利亚首都占据优势地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对叙利亚剩余的军事潜力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这正是以色列空军现在正在积极做的事情，他们正在打击叙利亚的军事设施。此外，如果可能的话，内塔尼亚胡的目标还包括将伊朗完全赶出叙利亚，并最终巩固先前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使其成为这个犹太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则必须做到使其自身地位和叙利亚什叶派少数民族地位所受到的损害最小化，而在这方面，伊朗可能会受到胜利的逊尼派团体的进一步挑战。伊朗人在叙利亚有很多财产，而这些财产未来将如何目前还无法确定。
伊朗领导人（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官）也必须找到继续支持其盟友真主党的方法，因为通往黎巴嫩的陆桥已经运作了很长时间，而且一直在受到以色列的攻击。
伊拉克需要警惕叙利亚危机对其东部地区造成的不稳定影响。两国之间的边境线长近600公里，目前有大量难民正在越过边界，其中包括大量来自前叙利亚军队的穿制服的人。
叙利亚的不稳定局势可能跨越边境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这已经让黎巴嫩总理和约旦国王晚上无法入眠。
在埃及，人们开始关注叙利亚政权更迭对本国秘密激进组织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对2013年被军方赶下台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
让我们再次指出，地区大国在叙利亚政治过渡过程中的作用将非常重要。这些国家可能会相互积极沟通，围绕具体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形成联盟。然而，由于资源有限、利益冲突和明显的信任缺失，它们很难找到解决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基本问题的持久办法。
海外大国的参与看起来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大国都声称自己是伟大的，他们负担不起纯粹的机会主义的巨大成本，而机会主义正是许多其他小型国际参与者的典型特征。根据大国的定义，他们必须战略性地思考和行动，不仅要关注短期影响，还要关注自身行为的长期影响。
此外还应该指出，大国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还要将全球和地区的公共道德纳入考虑。如何处理当前的叙利亚危机正是大国需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现在还不是大国之间寻求共识的最佳时机，因为当下的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地缘政治对抗状态。一个月后，华盛顿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变革，这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一些改变，而这种改变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然而，抛开政治话术不谈，在后阿萨德时代的叙利亚，各大国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首先，没有人希望叙利亚最终分裂成几个小国。不仅因为这些小国家不太可能生存下去，还因为对叙利亚领土现状的改变很可能引发中东地区重新划定边界的连锁反应，带来不可预知且极其危险的后果。
其次，如果处于阿拉伯世界中心的叙利亚转变为政治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温床，那么任何负责任的国家都不可能从中获益。
2003年春，美国及其盟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后，伊拉克的悲惨命运应该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若伊拉克事件在叙利亚重演，这将影响到每一个人——不仅是大马士革的近邻，还有域外大国。
第三，防止大马士革曾经拥有的潜在化学武器获得重新部署符合各方的利益，根据2013年9月达成的俄美协议，这些潜在化学武器已被销毁。目前尚不清楚大马士革的任何政权是否有能力重启有关化学武器的计划，但这种可能性应该被彻底消除。
第四，该国长达数十年内战的所有各方都积累了庞大而多样的常规武器，应该确保这些武器不落入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势力手中，无论是在叙利亚国内还是在国外，这应该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以色列现在正在用武力部分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以色列的空袭无法解决目前在叙利亚全国各地大量存在的小型便携式武器的问题。
第五，所有人都必须应对粮食、燃料、基本药品短缺、国家和市政系统崩溃、武装暴力温床持续存在、犯罪集团活动增加等因素所造成的叙利亚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前景。西方对叙利亚的单边制裁必须尽快解除，现有的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也应全部取消。
第六，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国家的新政权将具有包容性，都希望叙利亚能尽快拥有一部现代宪法，都希望在新的政治体制中，复杂的叙利亚社会中非常多样化的种族和宗教团体的代表都能够获得自己的地位。
没有人希望在叙利亚看到中世纪的性别歧视和性别隔离现象。在塔利班于2021年8月底在喀布尔夺取政权之后，叙利亚有能力而且也应该比阿富汗做得更好，但需要各个大国立场一致激励新的叙利亚领导层朝这个方向前进。
第七，防止来自叙利亚的新一波移民潮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因为这可能会使邻国不堪重负，并波及其他地区。
此外，目前在中东、欧洲和其他地方定居的800万叙利亚难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返回家园，参与被内战摧毁的国家的重建工作。分散在全球各地的大批叙利亚侨民，能够也应该在重建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第八，在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应该继续几年前开始的回归阿拉伯大家庭的进程，叙利亚不再是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叙利亚将成为建立一个新的区域安全和发展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这显然符合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这些共同利益的存在，是否足以使叙利亚问题不受到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怀疑论者无疑会说，这一切还不够，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被布鲁塞尔、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视为一场“零和游戏”。
事实上，在当前形势下，很难指望通过任何长期的多边方案来促进叙利亚的战后重建，或者至少很难指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份促进叙利亚国家建设的路线图。
12月12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市郊拍摄的以军空袭后冒出的浓烟新华社
大约20年前，大国能够组建所谓的“中东问题四方会谈”（由俄罗斯、美国、欧盟和联合国四方参加），以共同应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挑战。最终，“中东问题四方会谈”并没有就该问题达成一份持久的解决方案。如今，叙利亚问题四方会谈、五方会谈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机制看起来都完全脱离了地缘政治现实。
不过，我们不应该急于下结论。12月9日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闭门会议表明，大国在叙利亚发生的事件上采取了统一的立场，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VasilyNebenzya）强调，安理会各国的共同立场已经延伸到“维护叙利亚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保护平民、确保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上。
当然，这种大国之间的团结可能是脆弱和短暂的。叙利亚冲突的主要外部参与者相互之间都有一大堆的不满、猜疑和分歧，这使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在叙利亚民族和解的努力中发挥天然的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按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说法“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必须让危机自生自灭”，大国都从叙利亚问题上“退出”，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大国作为世界政治中处于领导地位和负责任的参与者的合法性被剥夺。在各大国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关切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对叙利亚局势视而不见，这还算什么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努力防止叙利亚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倡议，最有可能来自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叙利亚军事对抗、能够充当诚实中间人的国家。例如，中国也许可以提出建议，为叙利亚战后重建建立一个多边平台。如果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这不仅对各国的经济援助计划，而且对来自欧盟、东亚和海湾国家的私人投资者来说，都将是一个重大的激励。
在理想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在2025年初就叙利亚问题举行峰会。在当前的情况下，即便是低级别会议也可能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当前叙利亚局势仍然充满变数，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实用主义者与空想家之间、宽容与不宽容之间、秩序与混乱之间、国内和平与内战之间的平衡随时都可能发生改变。接下来的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都可能会决定这个国家未来许多年的发展轨迹。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大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正在经受考验。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大国曾多次未能通过此类考验。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奋起应对所面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