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中轴线与广州：千年城脉此中续 多轴并存向未来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周欣怡何文涛通讯员任海虹
“中轴线”好比城市的“脊梁”，体现一座城的精神文化内核。2024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引发国人对“中轴线”这个话题极大的关注。
与北京遥相呼应，岭南历史文化名城广州也是一座“中轴线之城”，在云山珠水间孕育出了三条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形成三轴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独特城市风貌。
其中，广州古代传统轴线是中国古城中轴线历史延续最长的案例之一，2200余年来不偏移、不断代，“千年城脉”令人惊叹；广州近代传统中轴线则伴随着城市近代化进程出现，串联起一系列重要地标，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见证；新中轴线标志着广州进一步迈向现代化新都市的转变。
广州与三条中轴线，共同讲述了一个怎样的岭南故事？羊城晚报记者实地探访，并请教一众文博专家和建筑学者。
岭南名城择中而建
走进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来到南越宫苑馆二楼室外展示休闲区，“老城市新活力——广州城市传统中轴线历史文化展”正在这里展出。入口处醒目地矗立着一个打卡装置——“我＠广州原点”，确实，南越国宫署遗址不仅是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还对广州城市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介绍，“从目前文献史料和考古出土文物显示，秦汉时期南海郡尉任嚣和赵佗所筑的番禺城，是最早的广州城。2200多年来，广州城城址未移、中心无改，一直以如今南越国宫署遗址所在的地点为中心。城市虽然不断扩建，但现在的北京路一直是古代广州城市中轴线，2200多年未偏移、未断代。”他认为，这便是中华文明“择中”思想的体现。
“中”的意识来源于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观察和探索，他们要确定“中”，才能规划出整个宇宙。这套理论形成后，被用来指导社会运行，包括择中立国、择中立都、择中而治等。“择中”理念是古代城市中轴线形成的基础。城池的主要建筑如宫殿、衙署、庙宇等，通常都位于中轴线上或紧邻中轴线，城市空间布局左右对称，严谨而有序。
“如果说北京中轴线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那么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则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理想地方秩序。”李灶新进一步阐释，“广州曾短暂地成为南越国和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的王宫所在地，它具有作为都城的空间格局，更多时间则是历代郡、州、道、路、府等地方官署所在地。这也使得广州古代传统中轴线具有明确的政治文化内涵。国家对地方的管理，以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对下辖范围的管理，就是通过中轴线及官署所在的位置来体现秩序。”
古代中轴礼制权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施瑛认为，历史城市中轴线体现出一种基于权力的秩序表达，是统治者对宏大纪念性格局的追求，也是出于仪式的需要。“在古代都城，要彰显统治者的威严，围绕中轴线进行路网设置和建筑布局，更有利于迎接战后凯旋，及进行皇帝祭天、百官朝觐等仪式使用。”
作为广州城两千多年的中轴线，今日北京路上的古老与厚重仍清晰可见。漫步在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遗址和千年古楼遗址，吸引一众市民游客围观驻足——透过地面上的玻璃钢罩，可以看到地底自唐代直到民国时期叠加在一起的共十一层路面，以及宋代至明清时期共五层的拱北楼建筑基址。
学者研究表明，拱北楼作为广州古代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权力的象征，与古代礼制思想息息相关。拱北楼的前身是唐代的清海军楼。唐代广州城是清海军节度使治所，唐末天祐三年（906年），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开始扩建广州南城，命人凿低南门两侧的番山、禺山，在朝南的正门上建清海军节度使楼。刘隐之子、南汉国主刘龑后来则将其改建成“双阙”，彰显王权。
北宋时，双阙改建为双门城楼，下为门，上为楼，俗称“双门”。该楼雄伟壮观，在高高的城墙下，商铺成行，所以北京路中段一带又俗称“双门底”。双门城楼在元代被毁后，明洪武七年（1374年）重建，才改名为“拱北楼”，并将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的铜壶滴漏置于楼上。这座漏刻是中国现存最大和最完整的古代计时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当时肩负着为广州城报时的功能。有司壶吏每天负责管理铜漏壶、时辰香，全城以此作为标准时间，拱北楼也因此被称为“谯楼”“鼓楼”。
由此可见，无论是整体格局，还是节点设置，广州城作为封建王朝统治南部的政治中心，当权者通过城市中轴线来彰显权力的合法性，在中轴线沿途建起官署衙区、“双阙”、拱北楼等建筑，强化王权或地方政权在城市中的威严。
近代中轴有意为之
进入20世纪，民国以后，广州城开始了拆城墙、开马路等一系列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逐步向近代化中心城市迈进。来自西方的现代城市观念和理论，成为广州城市形态发生巨变的基础，城市中轴线的位置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广州博物馆副馆长朱晓秋看来，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市政建设，使全市的面貌焕然一新，“街道宽阔，交通方便，为广州进入近代化都市的行列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民公园、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碑、海珠桥、市府合署大楼相继落成，北连越秀山上的镇海楼，一同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近代城市中轴线。
朱晓秋认为：“受西方观念影响，近代广州出现了城市空间布局理念，近代城市中轴线的形成是有意而为之。这就不得不提到当时从事市政管理的一批人物，如孙科、林云陔、程天固及刘纪文等人。他们大多留学归国、学有专长，是建立广州市政制度最关键的人物，其执政理念对中轴线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孙科为现代广州的城市革兴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确立了广州新的市政体制，开创近代中国城市独立管理体制的先河。其次，便是开展大规模的城建活动，使近代中轴线得以成形。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近代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还有一段不解之缘。受时任广州市市长孙科邀请，美国建筑设计师亨利·茂飞曾参与主持广州的城市规划。“他本人就是北京中轴线的一名忠实‘粉丝’。”朱晓秋介绍，茂飞将北京城视为理想中国城市的样板，也将紫禁城的轴对称理念应用到广州的城市规划中。
理想城市见证历史
在近代中轴线的形成过程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事件，其一是孙中山逝世后进行的一系列纪念举措，其二是市府合署大楼（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的选址和落成。
中山纪念堂的选址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旧址，富有纪念意义；而中山纪念碑则选址在越秀山顶，与中山纪念堂遥相呼应，共同构成广州城市的重要历史纪念空间。这样，距离茂飞等人提出的以第一公园（今人民公园）为中心构建一条城市中轴线的设想又近了一步，令广州近代中轴线初见雏形。
在朱晓秋看来，广州市府合署大楼的选址确定后，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民国早期广州的理想城市构想，“市府合署大楼的选址与城市中心高度相关，它落成启用以后，近代中轴线才真正连成一体”。
民国初年，广州的行政机构仍沿用旧的县署建筑办公，由于政府各机构分散，办公效率受到影响。1929年，时任广州工务局局长的程天固在考察西方市政建设后，力倡建造市府合署，即把市政府多个行政机关合署办公之意。
市府合署的建设主要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合署选址则奠定近代广州城市中心的基础，近代中轴线的格局也得以强化。选址原本定在惠爱中路的原法国领事署（南越国宫署遗址处），后经广州市政当局多次研究商议，最终改用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的北侧地块。程天固在1929年发出的《提议在中央公园后段建筑市府合署案》中描述该址：“北达观音山（今越秀山），南临模范马路（原维新路，今起义路），将来铁桥完成（即1933年建成的海珠桥），更可直通河南腹地。东西大路纵横，形成网状，全市交通咸集中于此。”可见其处于城市政治、交通中心地位。
多轴融合引领未来
随着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中心区也逐渐东移。21世纪初的广州城，逐渐出现一条贯穿火车东站、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广州塔、海心沙直至珠江口等地标的城市新中轴线。
在施瑛看来，现代城市中轴线往往代表着经济、交通、文化等多重资源的叠加，承担更多现代化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他说：“对现代城市而言，正南正北、严格对称的空间秩序逻辑也不再成为第一标准，出现了更多更灵活的城市空间形态。为了适应城市的地形和经济的发展，单一的中轴线也向多条城市中轴线发展。”
如今，广州城市依然在向东、向南北拓展。老城区的古代轴线与近代轴线是广州城的根脉，代表了历史文化名城底蕴和开放、包容、务实的广州精神；珠江新城中轴线则彰显着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底气，以及面向世界的开阔胸怀。相信广州将在多条中轴线的融合、互动中，呈现出更加多元、开放的发展态势，迈向未来。
访谈
朱晓秋（广州市博物馆副馆长）
中轴线迭代与守住根脉并不矛盾
羊城晚报：广州古代中轴线2200多年来不偏移、不断代，放眼国内外都实属罕见，为什么会出现此现象？
朱晓秋：从地理空间来看，古代广州选址于珠江边的一块天然台地，其城市范围的边界随珠江北岸不断迁移而变化，并巧妙利用地势差、番山、禺山等环境因素，逐渐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依山入海的城市中轴线。
其次，广州是个重商的城市，具有悠久的商贸传统。自唐宋以来，人口大量南迁，广州开埠发展海外贸易，晚清更是唯一的通商口岸。近现代“广交会”的设立，进一步巩固了广州的商业地位。
这条古代中轴线上，北部为府衙区，南部为商贸市井区，体现出“以北为尊”的文化观念。广州重商与崇文传统深深影响了中轴线两侧建筑的布局：古城中轴线周边丰富的商业空间、双门底一带的书坊、古董市、花市，展现了广州人重商务实的性格。围绕中轴线还形成多层次书院群落，成为广东乃至岭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
千年以来，种种资源都在北京路一带持续叠加，使其成为集官道、商道、文道于一体的步行街，也是广府文化源地、千年商都核心。
羊城晚报：广州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三条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未来还可能有新的轴线出现，这很有意思。
朱晓秋：随着时代变迁、城市空间不断拓展，中轴线就会出现迭代。你看，广州近代中轴线的位置处于古代中轴线西侧不远处，一方面是城市拓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受到民主革命中“破旧立新”观念的影响。民国时期主导市政建设的一批官员深受现代城市建设理念的影响。这种观念不仅影响了广州城市空间规划，还影响了包括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大楼、中央公园等建筑物的外观和结构，这些城市地标逐渐落成，才慢慢形成了一条有别于古代中轴线的近代中轴线。
到21世纪初，广州又出现了城市新中轴线。中轴线的迭代发展，也是一座城市发展史的缩影。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城市中轴线的“迭代”？
朱晓秋：虽然中轴线出现迭代，但广州的传统中轴线与现代中轴线是并存的，传统并没有消亡或被废弃，这基于大家对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意识的提高。
民国市政建设时期，拆城墙，修马路，当时的官员还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大拆大建，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很多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了。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在不断反思的过程中，对文物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州相关机构对中轴线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并没有让传统中轴线没落。
近年来更是不断地在传统中轴线上叠加时尚的、潮流的元素，保持它的活力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外地人。如今的北京路古老与现代交融，美誉度和吸引力不断提升，成为市民游客游玩打卡点，释放发展新活力。
去年，《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广州市传统中轴线（近代）保护规划修编（2021-2035年）》正式公布，提出街区内以文化创意、旅游悠闲等功能为主，保留传统特色商业，促进文商旅融合发展等。这些举措都表明，传统中轴线上的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正在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守住根脉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太重要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中轴线迭代、城市更新才会更有底气、有生命力。
延伸
中国人有多爱“中轴线”？
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与建筑群规划布局的重大特色。潘谷西主编的《中国建筑史》指出，“世界各国，唯独我国对此最强调，成就也最突出”。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城市中轴线最早出现于山东曲阜市鲁国故城遗址。该城始建于两周之际，宫殿区“择中而建”且大小城圈呈“回”字形布局，全城即设有中轴线，三面城墙各辟三门，市场位于宫殿区北部。
春秋战国时期重要文献《周礼·考工记》中，有“王城制”对都城的建设做出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有学者认为，曲阜鲁城应是《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规划的原型。这种有明显中轴线的城市空间组织手法，逐步成为中国历朝历代都城和许多省治规划建设的城市原型。
以汉长安城为例，其皇宫是未央宫，位于城南，此外在东、北、东北还分别建有后妃居住的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北部则是都城的主要市场——东市和西市。宗庙与社稷分别位于未央宫东南和西南，反映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特点。未央宫总体上以前殿居中布置，符合“天子中而处”“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观念。
曹魏邺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和河南省安阳市北郊一带）首次将中轴线对称布局的方式由宫城建筑群扩展到整个城市，这一创新不仅体现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严谨性和对称性，更彰显了王权的至高无上。这一手法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布局产生重要影响。此后，北魏洛阳城、南朝建康城（今江苏南京）等都城都继承了这一规划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城市中轴线的布局。
隋唐以后的都城，基本都采用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的布局，这也是上古以来都城建筑注重方正、中心等建筑传统的延续。如今，除了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广州之外，开封、杭州、成都等城市也保留着古城中轴线的遗迹。
编辑：邬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