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池子鱼苗相当于一辆奔驰，“鱼痴院士”却只想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李艺阮晓红
雷霁霖（1935—2015）
畲族，福建省宁化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海水鱼类增养殖学家、工厂化育苗和养殖产业化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菱鲆之父”。
他先后对20多种海水鱼类进行了系统研究，已有10多种鱼类的养殖实现了产业化；率先从欧洲引进大菱鲆良种，创建了符合国情的工厂化养殖模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我国第四次海水养殖产业化浪潮和渔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首次提出了“装备工程化、技术精准化、生产集约化和管理智能化”的“四化养殖”理念，引领构建了我国现代工业化水产养殖产业大格局。
1980年雷霁霖访问英国曼岛养鱼场。
雷霁霖（右）开展牙鲆育苗研究。
“我愿用热血续写人生，用生命演奏中国渔业科技的最好乐章，这就是我毕生的愿望和追求。”面朝大海，雷霁霖把这份蔚蓝的宣言融入他的生命之中，他用一辈子的心血把“渔业”二字写得工整、有力、扎实。
作为我国著名的海水鱼类增养殖学家，雷霁霖克服重重困难，在北方沿海闯出了一条“冷水性鱼类良种养殖之路”。
1走向大海，初探海鱼养殖技术
1958年，雷霁霖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同年被分配到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以下简称黄海所）工作。他怀着满腔热血奔赴工作岗位，此后50余年漫长岁月，他与蓝色大海和鱼类养殖结下了不解情缘。
我国海水鱼类养殖发展史虽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停留在池塘粗养的原始状态，科研工作几乎一片空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雷霁霖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海水养殖“拓荒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畏艰难困苦，携带简易工具深入沿海一线，拜渔民为师，针对生产亟待解决的问题广泛开展研究。
当时，黄海所养殖室以养殖藻贝虾鱼为主。到黄海所报到的第三天，雷霁霖提出加入鱼类组，第九天，为了做梭鱼的养殖试验，雷霁霖前往山东日照涛雒踩点。那个年代，环境恶劣、交通不畅，每次去踩点都要经过数次转车才能到达。
雷霁霖和同事在日照模拟自然生态环境，设计建造了大型潮汐环流池和一座当时堪称亚洲一流的实验基地，模拟梭鱼生长的自然环境，利用潮汐涨落形成循环流水，促进亲鱼性腺发育，率先实现了国内梭鱼人工繁殖零的突破。
上世纪70年代，雷霁霖首创可控性强、全程式工厂化育苗工艺，实现了牙鲆、真鲷、黑鲷、河鲀和黄姑鱼等经济鱼类苗种的规模化繁育生产，显著提高了我国海水鱼类工厂化育苗的整体水平；上世纪80年代，成功构建起工厂化育苗和增殖放流技术体系；上世纪90年代初，主持“中日小麦岛增殖项目”并提出关于山东省海产鱼类“八五”科研计划的设想，创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真鲷工厂化育苗技术新体系和新工艺，率先在国内开创了海水鱼类人工苗种的规模化增殖放流技术。
雷霁霖不断拓宽思路，探索创新。他主持建设了石臼所基地、胶南基地、青岛太平角基地和小麦岛基地等实验基地，协助建成北戴河渤海增殖站等基础研究设施，有效推动了我国海水鱼类增养殖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快速发展，使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引进良种，因地制宜实现养殖产业化
上世纪50到70年代，我国北方海水鱼类养殖与研究主要集中于植食性鱼类。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雷霁霖就意识到开发国产优质鱼类养殖的重要性，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但这些鱼都是温水性或者暖水性种类，要经过一个甚至两个冬季才能收获上市，越冬周期长、投资大、成本高。这是因为北方沿海水温年温差较大，且冬春季节低水温期长，当时所有的温水性养殖鱼类都不能在自然条件下度过漫长的冬季，所以当年无法养成商品鱼，更难形成规模化产业。
雷霁霖在探索改变中国海水养殖发展的道路上，为了解决北方养鱼“越冬”这一难题，提出必须改变养殖品种。雷霁霖将目光聚焦大洋彼岸。通过艰苦调研，他萌生了引进低温型品种以改变北方鱼类养殖滞后局面的想法。在对比分析了欧亚鱼类区系和地理分布、研究它们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点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雷霁霖最终选定欧洲当时开发不久且已获得成功的冷水性良种——大菱鲆，作为我国北方开辟工厂化养殖产业的理想品种。
雷霁霖于1980年和1991年两次赴英考察学习，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终于在1992年首次成功将大菱鲆引进我国。大菱鲆引进后，雷霁霖认为首要任务是扭转北方鱼类养殖落后的局面，尽快将大菱鲆养殖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雷霁霖带领团队冲破了欧洲专利封锁，经过连续7年艰苦攻关，终于突破了亲鱼强化培育、光温调控性成熟、分批采卵和年周期内多茬育苗以及早期培育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年出苗量超过百万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实现大菱鲆养殖产业化，雷霁霖因地制宜创建了“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形成了年产量达5万多吨、年总产值逾40亿元的工厂化养殖大产业，为我国第四次海水养殖产业化浪潮和渔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因此，雷霁霖被誉为“中国大菱鲆之父”。
3风雨鱼研路，一次教训与一次机遇
大菱鲆引进之后，雷霁霖根据大菱鲆英文发音将其命名为多宝鱼。1999年，大菱鲆成鱼首批试养。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山东莱州市朱旺村渔民滕家麟。滕家麟过去养扇贝，因为效益不好，希望转养其他品种以找出条新路。第一次，他买了两万尾鱼苗，亲眼目睹大菱鲆的长速后，时隔两个月又买了三万尾。养成后，大菱鲆的售价每斤高达100多元，滕家麟养的5万尾鱼赚了500多万元。第二年，大菱鲆苗销量火爆，苗价一度高达38元/条。
1999年下半年，大菱鲆成鱼开始陆续在上海、广州和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上市，深受欢迎，价格最高飙升到每公斤800元。优厚的养殖回报，产生了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养殖区域从山东莱州开始，迅速扩大至山东全省沿海地区，之后又扩展到河北、辽宁、天津、江苏和福建等沿海省市。
一条鱼，创造了一个产业奇迹。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次突发事件，使高速发展的大菱鲆产业陷入绝境。
2006年11月15日，雷霁霖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以表彰他在多宝鱼引进和养殖方面作出的贡献。不巧，第二天，上海药监局发布了消费预警，抽检的多宝鱼发现药物残留超标。一时间，多宝鱼被误传为“致癌鱼”“毒鱼”，全国养殖户不管有无问题都因此受到牵连，损失惨重。
突如其来的“多宝鱼风波”使原本红火的多宝鱼养殖业瞬间跌入低谷，雷霁霖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雷霁霖回忆，尽管后来上海药监局作出了解释，但于事无补。作为多宝鱼的引进者、研究者和推广者，雷霁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我第一时间就意识到，这将会对刚刚兴起的多宝鱼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
雷霁霖迅速提出应对危机的策略。为了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答疑解惑，短短一个月时间，他接待了全国30多家媒体采访，多次参加有关“多宝鱼风波”和“健康养殖”研讨会、专家情况说明会，撰写专题报告文章3篇……身边的同事看到他“人也瘦了，嘴上起泡”，就劝他放宽心态，他则坦言“心里急，不把它解决，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在多宝鱼产业发展初期，多宝鱼养殖确实存在多、散、乱的情况。雷霁霖认为，若因个别养殖户用药不当就造成多宝鱼整个产业没落，那太可惜了。
他把“多宝鱼风波”看成一场灾难，也当作一个机遇。他提出，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企业界应紧密合作、持之以恒共同努力，解决海水养殖业存在的问题。例如，政府要正确疏导，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科研人员则围绕良种选育、疫苗开发等关键技术开展研究。
4谋划新格局，推动产业发展
在雷霁霖的有力推动下，大菱鲆成为我国北方沿海工厂化常年养殖的主导品种，也是福建等南方网箱养殖的选择性品种，这极大丰富了我国海水鱼养殖。随着我国海洋渔业整体迅速发展，绿色、生态、可持续的渔业发展道路成为时代的新需求。雷霁霖作为海水鱼类增养殖专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倡导渔业转型升级，积极调整渔业发展格局、发展思路、发展方式。
雷霁霖敏锐地认识到，仅仅靠“量的增加”是不够的，还要注重“质的提高”。要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注重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为此，他设定了“节能减排、绿色环保、优质高效”的发展目标，并积极谋划“南北接力”“海陆接力”的养殖新格局，有力推动了传统养殖方式的变革。
2008年，73岁的雷霁霖在产学研各界的共同期盼下，受农业部的重托，担任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他前瞻性地设计了海水鱼类工业化养殖技术体系的内涵、构架、核心技术、路径及方法，以鲆鲽类养殖产业为代表，开启了构建我国海水鱼类工业化养殖的新实践。国家对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的重视、政策的大力支持，让雷霁霖对未来鲆鲽类产业可持续发展信心十足。用雷霁霖自己的话说：“体系要干的事不正是我们要做的吗？”
自此，雷霁霖全身心投入国家鲆鲽类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设，创新性提出了“装备工程化、技术精准化、生产集约化和管理智能化”的“四化养殖”理念，以期从根本上解决鲆鲽类养殖中水资源短缺、养殖空间受限、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隐患等一系列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一理念很快在行业体系内形成共识，并成为鲆鲽类产业技术发展的工作目标。雷霁霖构建的鲆鲽类工业化养殖模式，被业界誉为“现代水产养殖的样板工程”。
雷霁霖曾说：“人和鱼的结缘创造了一个产业奇迹。”
在海水养殖业迅速发展的今天，雷霁霖的科研成果对我国海水鱼类养殖产业规模层次的提升、养殖结构的调整，乃至我国沿海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大意义。雷霁霖用最实际的科研成果为科技进步和渔民增收搭建了一座桥梁，开创了我国海水养殖鱼类引种工作的繁荣局面，使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利益真正为大众所共享，让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民。
5不计名利，舍小家顾大家
面对多宝鱼创造出的高额利润，雷霁霖依然醉心于学术研究，不计名利，将技术和专利悉数公开。
“当时我这一池子鱼苗就等于一辆奔驰，但这几十个池子所创造的财富都不是我的，而是企业的。很多热心的朋友建议我赶紧申报专利，但我考虑到北方的鱼类养殖已经落后其他养殖产业很多年，当务之急是尽快将这项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而不是申报专利。为此，我们不但没有申报专利，反而将研究成果公开，并帮助企业扩大生产。”雷霁霖说。
对此，不少人问雷霁霖：“你这不是傻吗？人家一年赚一两个亿，你却拱手把技术让出来，什么回报都不要。”而在他看来，只要突破这项技术，便是“利”。雷霁霖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它变成产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雷霁霖提出了“未来海洋牧场”构想和深远海养殖工船的理念，并积极推动研发和产业化。经过多方努力，2022年5月20日，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正式交付运营。它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真正实现了“从0到1”的进阶发展，雷霁霖“养鱼工船”的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现实。
雷霁霖对鱼如痴如醉，被称为“鱼痴院士”。2003年雷霁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中提到和鱼的感情时说：“我的确偏爱鱼，它们体态优美，五彩缤纷，就像蝴蝶一样游来游去。其他海产我没那么喜爱，只有看到鱼才有活力和兴趣，虽然我不能和它们直接对话，但它们的一举一动令我兴奋不已。”
有人说，选择了海洋，便选择了风雨兼程。这句话正是雷霁霖一生的真实写照。50余年来，雷霁霖无怨无悔，年复一年转战南北，过着候鸟式的生活。每年，他都有一半以上的时间身处科研生产一线，春暖花开时节离家，寒冬腊月时节才能回家团聚。子女入托、上学以至报考大学直至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这样的事，他都没时间过问。
上世纪60年代末，雷霁霖的妻子突发肝病，而手握出差车票的他，只能匆匆把妻子送进医院，看着病榻上的爱人，带着满心的愧疚与牵挂离开，投入忙碌的科研工作。那段时间，刚满2岁的儿子被寄养在邻居家里，上初一的女儿放学后还要担负起照管母亲和弟弟的重任。谈及家人的支持与付出，雷霁霖总说：“我的家庭为我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生活中的“大老粗”在工作中却格外严谨、精益求精，从不允许自己有半点粗心大意。终年在外奔波的雷霁霖身体并不好，年轻时就患有高血压，曾有3次因过度劳累而晕倒在工作现场，抢救出院后却依然“我行我素”，赶回实验基地，继续投入工作。
50余年风雨征程、以海为家，50余年耕海牧渔、探索求是，海风把雷霁霖的黑发吹成了银丝，海水把他的心灵一遍遍浸润，他与鱼相伴，执着追求发展海水鱼类养殖事业，这份高贵而又纯净的蓝色记忆深深烙刻在雷霁霖的生命中。
（作者系雷霁霖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小组成员）
渔民的“贴心人”致富路上的“领路人”
■李艺
雷霁霖常常说“我做的不是最好的，但我非常努力”。简单、朴实的话语展现了雷霁霖的态度。晚年的他依旧为大菱鲆奔走，为体系建设付出。当被问到已是该休息的年龄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因为心中有责任，所以脚步不敢停。”
逆行而上，从实验室到养殖车间
1992年，首批200条大菱鲆苗经过长途跋涉，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中国。然而，当时中国正遭遇百年不遇的夏季高温，对水温有着严苛要求的大菱鲆鱼苗在短短两周的时间内，接连死掉70多条。剩余的鱼苗也由于体质虚弱，加之感染车轮虫病，一条一条地减少，雷霁霖与团队成员痛惜不已。200条鱼苗最后仅剩下8条。
雷霁霖与英国罗斯托夫特水产研究所鱼类研究小组组长巴里·豪威尔沟通后，豪威尔又发了一批。这次吸取了前面的经验教训，雷霁霖和团队成员做足了各种准备工作，鱼苗存活了100多条。就是靠着这100多条鱼苗，雷霁霖开始了研究攻关。
自大菱鲆大规模苗种生产关键技术突破以来，山东、辽宁沿海大菱鲆养殖场由原来的两三家迅速扩增至30多家，一时间渔民们蜂拥而上，争先养殖大菱鲆，尤其是莱州市大原镇朱旺村一带。
雷霁霖看到渔民们积极打井、建养殖大棚，养殖热情如此高涨，既高兴又担心。他告诉团队：“我们必须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车间，深入一线看看渔民们到底需要我们帮忙做些什么，我们的技术才真的算是应用于生产。”
雷霁霖到渔民的养殖车间，以工业化养殖思路为指导，推进渔民专业技能的转型升级。2013年，他联合山东实验站、青岛综合实验站、烟台实验站组织承办新型渔民、基层渔技人员万人培训工程。会上，雷霁霖亲自为渔民传经送宝，发放培训资料1000多份。雷霁霖和渔民面对面交流，现场解答了养殖户和技术人员提出的各类问题，极大地开阔了从业者的视野。
2014年，雷霁霖在广州市番禺区参加“2014年渔业院士专家广东行”系列活动。他为番禺区水产科技人员、企业家、养殖户等200余人现场授课，组织座谈交流，作《发展现代渔业的战略思考》报告，并实地在工厂化养殖、设施渔业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指导，给当地养殖户带来了可操作性强又专业的实用技术，兼顾了多方面的需求。
据不完全统计，雷霁霖累计培训水产科技人员、企业、养殖户上万人次，真正做到了把科技服务送到渔民们的手中。
加速转化，从技术研究到推广应用
雷霁霖十分注重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进程，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大菱鲆产业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渔民们亲切地称雷霁霖为致富路上的“引路人”。
大菱鲆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规模与效益执行情况调查表中记录：1998年前，已推广地区为山东、辽宁，已推广规模约0.7万尾，已增加年产量约7吨，已获净增经济效益约210万元。1999年，已推广地区为山东、辽宁、福建，已推广规模约116万尾，已增加年产量约1160吨，已获净增经济效益约34800万元。2000年，已推广地区为山东、辽宁、福建、河北、天津，已推广规模约280万尾，已增加年产量约2800吨，已获净增经济效益约84000万元。
“大菱鲆”成为一种效应，其产业链发展规模与速度令人赞叹：我国大菱鲆产业逐渐形成了产、学、研紧密结合和龙头企业示范带动的从引进苗种、养殖生产、亲鱼培育到苗种生产、商品鱼养成的配套产业，并迅速进入大规模推广应用阶段，山东、辽宁沿海一线的渔民们大幅增收，形成广泛的辐射推广带动效益，极大促进我国海水工业化养殖的跨越式发展。
到2001年，莱州市大菱鲆养殖总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养殖总产量达4000多吨，产值为8亿余元。
雷霁霖常常深入一线，不畏冬天严寒，不惧夏日酷暑，不怕蚊虫叮咬，经常穿着工作服和高筒水靴在车间里忙碌。如今，最早的养殖户滕家麟已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的村办企业一年产值上亿元。雷霁霖感到欣慰的同时，转身投入新的工作中，他从不在意自己的收入。他说：我从不和自己谈钱，我搞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致富奔小康，他们富了，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本文节选自《雷霁霖传》，青岛出版社，有删改。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