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时代”会让我们的工作更自由吗？
近期，两则跟工作有关的新闻引发了广泛讨论。一则是清明假期时四川某企业员工为加班一事反击领导；另一边，B站旗下的诸多up主由于视频分成等问题而集体停更、出走。这类新闻总能引发诸多“打工人”们的共鸣。
两者看似相距甚远，但实际恰恰以本雅明笔下“星丛”的姿态相互联结，构成当下时代人们工作的一种辩证意象：无论是正式工抑或零工，被雇佣者如今都意识到自己实际处于雇佣形式之下，并且更为在意自己在工作过程的权利。尤其是对于后者，作为“创意零工”的up主们将零工作为一种工种的权益保障提到台面上来，成为值得讨论与思考的对象。
实际上，人们如今已对零工（gig）相当熟悉，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教、家政、自媒体及广义上的各类副业等层出不穷。相关的问题比如“困在算法里的骑手”等时不时映入大众视野，一个“零工时代”已然向人们敞开。这自然引发我们的追问，而最终这些思考其实指向这样一个问题：零工经济究竟是否能够重塑人们对工作的概念？或者说，个体是否被重置于一种新的历史与社会的行为规范中，我们又该如何对待？
撰文｜王楷文
“零工”正成为一种趋势？
说当下时代是“工作时代”（work-basedsociety）并不过分。这一概念由法国左翼思想家高兹(AndreGorz)提出，它指的是当下已然形成一定的社会规范，即无论你内心是否厌恶，都需要努力工作，并将工作视为人生头等大事。近期chatGPT等人工智能兴起，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便是“人工智能会不会抢走我的工作”，从中可以一窥工作对于成年人的重要。人们对于工作的主流认识仍然是稳定的、有组织的雇佣关系。零工却是一种灵活就业、去雇主化的工作方式。
纪录片 《零工经济：App奴役制度》剧照。
按照原义，零工指的是音乐演奏者、口译员等特殊工种进行的“接活儿”行为，按次结算、按工作量计费。但这一概念的使用显然已相当扩大化。如果用两个词来对比零工带来的就业形态变化，可以用“耐克化”（nikefication）与“优步化”（uberization）概括。前者指的是过去的就业形态——耐克公司由于将设计、生产与营销的业务分开，并外包给相应的下游企业，从而催生出大量的企业与就业岗位。这类似于过去雇佣关系的方式：企业有需要进行岗位招聘，而个人依附于企业进行着不同的工作。而后者则是共享经济之下零工的工作方式：人们不需要依附于某个固定的工作岗位，只需要与不同的平台进行对接，在短时间内完成某项工作并获取相应报酬。在国内，官方对于零工的定义是“新就业形态”或“灵活用工”，这至少说明这种工作方式已经进入政府层面，并作为一项政策性的指向进行讨论与研究。
表面上看，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都是由于互联网与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全球范围内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新型就业岗位，但实际上，其不脱一种古老的工种类型，也就是计件工资制。如果说“全职工作”代表的是“按时收费”，朝九晚六的打卡上班代表着时间创造的工作效益，那么零工则是按实际工作量来结算工资或酬劳。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决定工作量，多劳多得，从而并不需要组织化的生产安排，工作量本身推动着他们自觉完成工作。在互联网时代，零工实际上带来的是过往劳动形式的复归，并依靠先进技术得以发扬光大。
实际上，全球范围来说，从事“全职零工”的人数比例并不算多，但如果将这一概念扩大至共享经济层面，零工趋势便表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仅仅2015年就有近十分之一的美国人（8%）曾使用数字平台赚钱来“接活儿”，有近五分之一（18%）的美国人通过在线销售东西赚钱。而根据巴西政府旗下的应用经济研究所估计，2021年，巴西已然有140万人口进行着零工工作。日本的“三和大神”尽管更多以“躺平”的亚文化姿态进入中国，但实际其进行的仍是日结工资的零工。而在英国，快递员、优步司机等起诉公司，要求获得“工人”的身份与福利，也已经被最高法院裁决。
可以说，零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趋势。对于我们来说，这种趋势虽然也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共同进程之中，但也有着本身的特色。除了快递、外卖及网约车的兴起带来大量相应服务人员，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带来的全民创作热潮外，人们对副业的追求，也成为零工的一大重要来源——我们常说的“斜杠青年”，似乎正是对适应零工的一种预先号召。而这实际上也让中国的潜在零工群体变得极为庞大，很多人的工作形态实际上呈现的是“耐克化”+“优步化”。下班之后从事一些兼职副业增加收入，已然是一种普遍的选择。可以说，人们已经相当程度接受了零工的工作概念。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全职零工”还没有受到多数人尤其是中产阶级青睐，但通过零工的方式挣点小钱，似乎对人也尤有吸引力。但问题在于，随着这次up主们的集体出走，零工的问题似乎再次浮出水面——“挣点小钱”之下同样存在着付出与回报的不平等、工作待遇的不公正等问题。而深层之下，其所表现出的逻辑是，尽管零工对于劳动者来说似乎有着更大的选择权，但实际却又以主奴辩证法的姿态受制于“平台资本主义”之下。这成为不得不审视的问题。
“零活就业”与“受制于人”
零工的一大特征是自由，这种灵活不仅仅是在时间安排上的“灵活就业”，而且与个人意愿和主动性相关：计件工资制只需要与自己的生产资料打交道，而不需要与某个特定组织产生关系。劳动者更多发挥的是自己的主观意愿与才能，而不是必须工作的无奈感。实际上，后者也是当今人们普遍“厌恶工作”的一大原因。在《毫无意义的工作》（BullshitJob）这本书中，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以尖锐的姿态批评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无意义工作。在他看来，那些“真正制造、移动、修理和维护事物”的工作，才能算作是有社会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否则便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这实际上与古典经济学及被马克思所后承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一致，即认为直接与生产资料相关的创造性活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在当下的全职工作中，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冗余不堪的报批流程、毫无效率的工作会议等，正是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厌恶之至的主要来源，而这些正是“非生产性劳动”的体现，它们不创造任何价值。
不过，当我们以其他视角来窥探零工工作时，或许对“自由”有着不一样的认识。事实上，上面这一观点正是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所抛弃的。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性对生产资料进行劳作的工作将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换言之，工作领域真正需要解决的，正是以人与人之间打交道为代表的抽象劳动与相互作用。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问题，工作问题（及其他问题）也便一劳永逸。但如今看来，哈贝马斯的观点似乎站不住脚，那些随着科技发展本应被取缔的工作，反而成为了零工滋长的土壤。
在《销声匿迹》一书中，作者格雷与苏里便提出了“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没有理想中那样迅速，自动化生产与真正的产品落地永远有着最后一英里的差距，需要人的参与才能完成。而这一英里，便催生了零工。从这一视角看，零工诞生的逻辑是，技术与自动化的发展反而需要人来为其作为辅助，我们此时变成了技术平台的驱使者。这也正是几年前“困在算法中的外卖员”引发热议的一大原因——计件的工作并没有激发出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反而为了庞大的数据系统而付出诸多代价。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由”及“灵活”反而更成为技术平台背后资本力量发挥作用的借口。实际上，诸多社会学家及哲学家已经对当下现代社会的整体状况做出过近似的讨论，譬如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与德勒兹的“游牧”“控制社会”概念。这些观点都近乎不约而同地认为，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行使方式不再是统一的、面向群体的“征召”，而是深入毛细血管，以示范的方式“引导”人们主动行动起来，或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的行为。零工也可从这样一个权力的切入口研究：在2020年一篇名为《平台做什么？了解零工经济》（WhatDoPlatformsDo?UnderstandingtheGigEconomy）的学术论文中，研究者以这样的口吻形容平台：（平台）作为将经济交易外化的责任和控制的许可者，但同时，它仍然行使集中的权力。譬如在外卖中，资本方一方面宣传送外卖能够“月入过万”，但又能够通过各种方式，譬如修改算法、降低每单的单价等，让骑手付出更多劳动，或者耗费骑手更多时间，借此获取更多利益。这次的up主停更出走事件，B站对老up主分成的降低，实际成为这些创意零工揭竿而起的主要理由。
《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作者: (美)玛丽·L.格雷/ (美)西达尔特·苏里，译者: 左安浦，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10月
另外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对于零工者本人来说，自己的工作存在更大的劣势。对于正式工、全职工来说，即使是工资较低，至少也有和人力资源部门进行谈判以及提出涨薪的机会，但零工者只能被动接受平台的出价。这一点笔者有着亲身体会，在一家二手书贩卖的小程序中，笔者非常惊讶为何自己一本厚厚的书却只能在平台中卖到个位数的价格。但售卖者无法申辩，只能接受这份报价。同时，零工者每一份工作无法获得保险与福利，并且没有职业晋升的机会与可能。这对于从事大量体力工作的骑手、司机来说，无疑是可怕的。在《销声匿迹》中，作者因此将零工者赋予了另外一个名字——幽灵工人。他们就像幽灵一样穿梭在城市的角落中，但没有任何机构与组织对他们的行为负责。
总之，现行条件之下，以灵活就业为特征的零工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目的，相反，它在劳动过程的方方面面体现出“受制于人”。随着零工经济愈发受人重视，up主出走事件，无疑也需要让人思考零工的权益的问题——我们需要将零工与正式工同等对待。
“零工也是工”：零工未来的可能
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裁决uber司机属于“工人”（worker），他们能够享受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权益，还可以追回之前平台少给的收入。这无疑是零工经济历史上最重要的立法之一。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是，即使是零工，也需要有标准的雇佣和组织方式，需要将劳动者视为一个“工人”看待。
而实际上，这也就让我们走出一直以来对零工理解的一个误区：零工不只是围绕短时间和单个“活儿”形成的需求者与“接活儿者”的单边关系，而是同样具有正规劳动性质的社会活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愈加灵活的就业形式必然会越来越多，并且愈加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零工实际变得颇为紧迫。
纪录片 《零工经济：App奴役制度》剧照。
在此，能够对零工经济做出有益改进的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避免零工每单价格过于底下。实际上，这一措施与一直以来讨论不休的“麦当劳九元外送费”有着密切关系。由于麦当劳使用的是自家外卖员，也就是被正式雇来负责门店周围一定距离的外卖员工，每单价格有着固定比例给予他们，所以外卖费用一直公开标明“9元”。而在其他平台中，许多时候为了促销、增量等，外卖费时常被划为0元，而又通过增长菜价等方式悄然弥补。在外卖费用无法得到公开标注时，每单给予骑手的价格也当然可以不断压缩。从这个意义上，选择麦当劳的官方外卖而不是第三方外卖，反是为零工经济、保障零工者权益助了一份力。
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剧照。
平台合作主义，也就是避免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不同平台之间被统一监管，实现其社会化所有。在竞争关系被取消时，零工者的权益无疑会得到更好的保障。当然，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于零工者本人来说，其主观能动性也应当被视作维护权益有力的武器，而这就需要不同零工者之间的协作与社交。实际上，在《销声匿迹》中，作者就认为由于零工更多是一对一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不同零工者的分散与孤立，更不利于他们自身权益的维护。相反，团结协作更有利于他们向雇主发起投诉，并借此维权。有趣的是，在此，我们似乎得出了与《毫无意义的工作》截然相反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那些与生产资料无关的“非生产性劳动”，恰恰能够发挥独特的价值。从这一视角看，这似乎也是一个反思非生产性劳动的契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兴起的“全民基本收入”概念，也是推动零工权益保障的有力措施。所谓全民基本收入，就是让工作与收入彻底脱钩，是保证每个人基本生活的无条件收入。在基本收入之后，零工所宣称的“自由”或许才真正能够实现，即充分发挥人们进行生产的能动性，让零工变成主观意愿的表达。尽管这有些乌托邦的成分，并且需要考量国家主体的财政收入与福利发放能力，并确实有着滋生“懒汉”的福利依赖可能。但毫无疑问的是，全民基本收入下的零工很可能蕴含着人们对于工作与劳动的理想状态——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不是每天被拘束在固定工位上的垃圾时间，而是真正利用自己的特长与兴趣，面对世界进行无尽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