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读过金庸的小说吗
贾珺
说起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钱锺书和金庸是两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钱锺书先生是著名学者，学贯中西，广博精深，有“文化昆仑”之誉；他业余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也达到极高的水准，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先生称《围城》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金庸先生是著名武侠小说家，也是杰出的新闻学家、政治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十五部武侠小说登上当代中国通俗文学的巅峰，风靡华人世界数十年，被尊为“文坛侠圣”。二人生前就各自拥有无数“粉丝”，而且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钱学”和“金学”至今长盛不衰。
我对“钱学”和“金学”都很痴迷。钱锺书先生的所有著作我都拜读过，《管锥编》基本上读不懂，《谈艺录》一知半解，《宋诗选注》《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读了五六遍，《围城》读了不下二十遍。金庸先生的武侠全集我读过几十遍，散文和政论文章也读过不少。除此之外，两位前辈的各种传记以及他人所作庞杂的研究、评点、解读，无论文字优劣，遇见必读。
囫囵乱读之余，我产生一个疑问：据说钱锺书先生无书不读，那么，他读过金庸先生的小说吗？
钱先生比金庸先生年长十三岁，二人虽然都出身于江南的文化世家，但性格迥异，术业各攻，江河远隔，一辈子鲜有交集，“钱学”和“金学”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圈子。有人认为以钱先生之至雅，一定不会读至俗的金庸小说。
其实钱先生通达灵透，对雅俗之别看得很开，他经常讽刺附庸风雅的人，却从来不排斥通俗文学。他在《论俗气》一文中说：“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是没有俗得有勇气的人，甘心呼吸着市井气，甘心在伊壁鸠鲁的猪圈里打滚，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仿佛魔鬼的反对上帝。有这个人么？我们应当像敬礼撒旦一般的敬礼他。”
事实上，钱先生自幼便爱读各种通俗小说，其中自然包括武侠小说。杨绛先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提到钱先生小时候由伯父带大，伯父每天花两个铜板从书摊上租《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的书给他看——《七侠五义》是清代最有名的武侠小说。伯父的童心很重，还曾“用绳子从高处挂下一团棉花，教锺书上、下、左、右打那团棉花，说是打‘棉花拳’，可以练软功”，这种荒唐的功法，很有可能源自武侠小说的启发。
钱先生的生父钱基博先生是国学大师，为人端方，治学严谨。鲜为人知的是，钱基博除了完成《经学通志》《古籍举要》等皇皇学术巨著之外，居然还写过武侠小说。民国三年（1914），二十七岁的钱基博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技击余闻补》，记述江南一带流传的武侠故事，如《甘凤池》《马永贞》等。后来，他又写过一组与之相类似的《武侠丛谈》系列文章以及散篇的《魏铁三传》《近世游侠三君传》，并以“武侠丛谈”为总名正式出版。这些小说都用文言，篇幅简短，笔法类似明代的《剑侠传》，有唐人传奇的遗风。钱锺书理当读过父亲这本另类的著作。
钱基博写武侠小说，直接受到清末民初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影响。林纾字琴南，精于桐城派古文，他不识外文，却在助手的帮助下以文言翻译了一百八十多部欧美小说，风行一时，另有卷帙浩繁的文集、诗集和笔记、小说传世。他以闽中侠士为题材，写过一部短篇武侠小说集《技击余闻》，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完全承袭其体例，性质类似同人小说。
值得一提的是，钱锺书先生非常喜欢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回忆：“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
哈葛德（HenryRiderHaggard）是英国通俗作家，在文坛的地位并不高，所作《所罗门的宝藏》等小说熔远征探险、英雄美女、鬼怪故事于一炉，与中国的旧派武侠小说颇为相近。
林纾翻译小说时，经常“擅自发挥”，不忠实于原文，却因此更加生动有趣，以至于钱先生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从爱屋及乌的心理揣度，钱先生或许也读过林纾的《技击余闻》。
刘国重先生的一篇文章引述钱锺书堂妹夫劳陇先生的回忆：“钱先生当时（抗战时二人同在西南联大）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以言情小说见长，也写过《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等武侠小说，其名著《啼笑因缘》同样包含武侠的成分。
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武侠作家是平江不肖生、赵焕亭、姚民哀、顾明道、还珠楼主、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等，《江湖奇侠传》《奇侠精忠全传》《山东响马传》《荒江女侠》《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卧虎藏龙》《鹰爪王》《七杀碑》等书被视为旧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但我没有找到钱先生读这些书的记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新派武侠小说在港台崛起，独领风骚。彼时的内地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与外界交流不畅，很难接触到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著作。新派武侠小说传入内地，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换句话说，生于1911年的钱先生如果能看到金庸的小说，已接近七十岁甚至更晚一些。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金庸先生频繁访问内地，据说来北京时登门拜会过钱先生，执礼甚恭。李怀宇在《文史掌故》中记载2008年金庸先生接受他的采访，回忆道：“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的，很锋利。”可见二人确实有过交往。
钱先生送给金庸先生一套书，按常理，金庸先生会回赠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呢？《天龙八部》《鹿鼎记》还是全套的《金庸作品集》？不得而知。
絮絮叨叨说了半天，只能推断钱先生应该见过金庸的小说，至于是否从头到尾读完一部，评价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晚年的钱先生似乎不大爱读小说，对当代人的文学作品关注偏少，几乎看不到相关信息披露出来。幻想一下，如果早几十年相遇，钱先生很可能会喜欢上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无论文字功底、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编排，金庸都远远胜过他曾经入迷的哈葛德、张恨水。
金庸先生说“《管锥编》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说明他肯定读了钱先生送给他的书。事实上，他早在青年时代就读过《围城》。
1947年5月，《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随笔《愿……》，作者署名“查良镛”，谈人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愿望。文末写道：“这一类愿望中最奇怪的恐怕是钱锺书先生的意见了，他在长篇小说《围城》中描写一个女人牙齿之美，他说‘中西的大诗人都希望做美人的衣带或衣领之类，然而看到了这样美丽的牙齿，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想做她的牙刷。’”这段话针对《围城》中关于唐晓芙外貌的一段文字而发，带有温和的调侃意味。
这一年，《围城》刚刚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三十六岁的钱锺书以名教授的身份获得名作家的盛誉。而二十三岁的金庸还是默默无闻的查良镛，正在上海《大公报》担任国际电讯翻译。八年后，《书剑恩仇录》开始在香港《新晚报》连载，“金庸”这个笔名从此广为人知。那时，钱锺书正在文学研究所埋头选注宋诗。
随后的十几年里，金庸创办了明报集团，陆续完成十五部武侠小说，事业逐步走向辉煌。钱锺书在内地饱受各种运动的冲击。
1972年，金庸宣布封笔。同年，钱锺书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编》。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仙逝。2018年10月，金庸先生辞世。时隔二十年，两位绝世高手先后驾鹤离去——云间围城缥缈，漠上谁续射雕？
再度回看，钱先生读没读过金庸先生的小说，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能读到他们的著作，还能做一个快乐的“钱迷”或“金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