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本报讯（记者金旻矣）上午举行的全体大会五聚焦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我国应在哪些领域加大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力度？如何改善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兴业的营商环境？怎样完善与更高水平金融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和监管体系？各方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银行行长刘金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在规则、管理、标准等方面与高标准国际规则接轨。“越来越多外资准入限制已经被取消，外资对银行保险机构可以实现100%控股，在华外资银行机构经营稳健，资产和盈利都在不断增长。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当前呈现一个非常好的态势。”他说。
刘金认为，推进金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持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到中国展业兴业。当前中国已推出很多务实措施，比如畅通外企数据跨境流动、支持外企平等参与政府采购、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多的自主权等，外资机构到中国扩大投资的意愿持续提升，新质生产力也为中国经济恢复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为外资来华合作提供了新机遇。
二是要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载体，推进上海在制度型开放上先行先试。上海自贸试验区贡献了全国近一半的制度型开放创新成果，未来希望能赋予自贸区更多改革创新的自主权，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金融服务对外开放。“我们也看到，对标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还有差距，要提高相关制度的国际竞争力，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向上海聚集，陆家嘴论坛也是不断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场景。”刘金说。
三是增强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控能力，做好反洗钱和制裁合规方面的相关工作，“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在“引进来”方面，在扩大市场准入的同时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使监管能力和内控合规的能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随时相匹配。在“走出去”方面，要关注跨境投融资渠道潜在的风险传导，强化对海外业务风险的管理。“中国银行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很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努力，海南自贸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都是通过制度型开放促进金融和整个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良好切入点，我们希望在今后工作中作更多努力。”他说。
加强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挑战
昨天，全体大会二围绕着“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挑战”展开讨论。会议集聚了全球政策界和中央银行决策界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谢啇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古兰沙（Pierre-OlivierGourinchas）；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贺凯思（ChristopherHayward）；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橡树资本联席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霍华德·马克斯（HowardMarks）；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Pissarides）。
谢啇真表示，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增强，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比较可信的政策框架已经建立，新兴市场国家有更加稳定的财政政策和更强的监管，对金融市场有更好的管理，并且本地货币市场更加发达；其次，市场和央行之间进行了透明清晰的沟通，市场对于央行的政策能够进行正常反应和充分理解；IMF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组织了很多有深度的讨论，使得各国央行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他同业的想法。
对于国际流动性措施的重要性，谢啇真表示，IMF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安全网，中国和很多国家有双边货币互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都助推形成更加稳定的货币体系。他强调，一个强劲有力的政策框架、国家经济基本面、清晰的央行沟通以及央行之间密切的合作，都是国际流动性的强有力保障。
古兰沙指出，更强的可信度和更好的框架使得各国能够更加依靠汇率及其稳定性，不再被迫跟随美联储的加息步伐，各国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定制政策。这种灵活性尤其体现在一些亚洲国家，有助于稳定通胀。尽管全球面临能源危机，但各国情况不同，通胀控制需求也不同。
贺凯思则强调了国际合作和协调的重要性。例如，英国方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平台和机制，如G20、IMF、国际清算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他对IMF在上海设立新的区域中心表示欢迎，并认为国际组织和政策领导人可以通过提高协调、加强信息沟通、推动包容性和增加透明性来做更多工；作。
马克斯强调，各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预期不尽相同。“基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所处周期阶段、政策实施空间、经济增长目标等差异，全球货币政策并不需要保持一致，也无法实现一致。”本报记者杨硕
积极探索推动绿色金融平衡发展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如何看待绿色金融发展前景，完善我国ESG投资生态和长效机制建设？如何进一步激励商业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在全体大会四上，来自国内外金融业人士齐聚一堂，关于绿色金融的最新探索和思考正在发生。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贱阳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中国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信息披露、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中国境内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3.8万亿元，绿色债券存续规模约1.9万亿元，均居世界前列。近年来，在推动支持中国绿色金融创新发展方面，上海清算所主要发挥了以下几方面积极作用。
在绿色债券、碳金融方面，上海清算所参与制定中国绿色债券原则、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制度标准。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行业交流，促进境内外绿色标准衔接。
上海清算所积极支持多项绿色债券首单发行，创新绿色债券发行的增信机制，创设中国首批绿色金融指数。同时，上海清算所通过降低绿色债券发行费率等，为市场主体近三年节约近七千万元，并与行业组织、市场机构合作定期公布绿色债券投资情况，支持推出以低碳债券指数为标的的总收益互换场外衍生品，不断提升绿色金融市场的透明度。
上海清算所在中国碳市场发展之初，提供CCP清算和风险管理服务，推出上海碳配额远期CCP清算业务，近年来，推出以绿色债券为标的的标准债券远期CCP清算业务，推动绿色金融现货和衍生品市场的联动发展。
上海清算所与香港债务工具CMU合作先后推出“发行通”“南向通”等业务，成为境外机构投资表现绿色债券在内的境内债券市场的重要渠道，同时与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合作，为绿色债券发行人提供境内外同步信息披露服务。
“目前，我们在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平衡以及一些问题和挑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屠光绍在会上谈到，在绿色金融的服务对象方面，大企业受到关注较多，但中小企业也面临着绿色低碳转型问题。绿色金融的资源配置要更多关注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绿色转型。
屠光绍指出，当前，绿色金融发展不平衡主要体现在，绿色金融的资源总量方面还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如何持续不断根据绿色转型双碳目标，推进持续不断的金融资源供给，特别是发展绿色金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成绿色金融需求和供给之间更好的匹配和平衡？这是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本报记者杨硕
完善政策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创新
在目前全球经济恢复和全球经济增长较低迷且金融风险较高的大背景下，要推动未来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需要靠科技创新，而完善的政策框架必不可少。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全体大会三：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多位嘉宾对如何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进行了探讨。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认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而私募股权基金和私募创投基金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统计，今年一季度，PE、VC基金一共投了4438个项目，投出去的资金合计达1915亿元，如果考虑全年，全年投资数量会接近8000亿元到1万亿元。这样的投资规模，很难说一级市场不存在了，这有点夸张，可能这样的观点反映了某些管理机构在业务经营上碰到一些困难。”
方星海表示，对私募股权基金和创投基金，证监会的态度是大力发展，但要规范发展。现在PE、VC领域普遍反映的堵点，在“募投管退”环节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募”和“退”，其中“退”是主因。他分享了一组数字：“自去年监管上市备案办法发布以来，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非常活跃，截至昨天一共备案了158家企业赴境外上市，其中85家是去香港上市，73家企业去美国上市。”他表示，证监会对境外上市的态度是要加快备案，今后还要特别推动融资额较大、科技创新实力强的企业到境外上市，并对这些企业尽快予以备案，因为“这是好事，表示中国企业有一大批企业非常活跃，都想做大做强，我们要大力支持”。
针对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方星海认为中国有着人才、资本、市场三大优势。首先，中国有数量庞大且覆盖面广的人才，领域涉及IT、生物医药、新能源、制造业等。其次，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可以转化成资本，在创新中发挥巨大作用。第三，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应用市场，而创新企业不能没有市场的支持。
“能把创新的风险特性和资金对风险的承受能力结合起来的，只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在创新过程中的责任非常重大。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只有在和创新的深度结合中才能实现。”他强调。本报记者金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