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子驾六”和《吕刑》的解读
□余定宇洛阳城里，除龙门石窟、关林、白马寺、周公庙等名胜古迹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你若未去过，一定会感到极大的遗憾，那地方便是蜚声中外的“天子驾六博物馆”。《周礼》将当时人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事无大小、等级森严地规定了许多不同的待遇和处理方法，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可怕地步。但偏偏有个问题，《周礼》的规定却语焉不详——《周礼》中的“校人”“圉人”“轮人”“舆人”等篇，对如何养马、如何造马车等事都不厌其烦地讲得头头是道，但却对“天子该用几匹马”“诸侯又该用几匹马”来驾车这个事关“乘舆制度”的大问题只字不提。在中国古代，这恐怕也算是一件“法网不严、百密一疏”的少有个案吧。于是，东汉时期那些颇为活跃的儒家经学大师们，便为周天子该“驾六马”还是“驾四马”的无聊问题，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经学大论战”。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的编纂者许慎，当时的官职虽很低，但他博通五经，尤精“古文经学”，作《五经异义》并提出了“天子驾六”的见解。但后来享誉千年的汉朝郑玄，却写了一部洋洋百万字的《驳五经异义》，以此一条一条地攻击许慎。郑玄在此书中曾武断地说：“天子驾六，非常法也。”然后，他又引经据典地说：“乘马有四圉，各养一马也。”并由此认为：古制定“天子驾四马”，而且“诸侯亦四马”。直至2002年，那场“经学大论战”已过去了1800年时“天子驾六”的车马坑才终于在洛阳出土。而全体中国读书人才恍然大悟——原来，真相竟然不在“权威”那边，而在默默耕耘播种的许慎这边。传说中，周穆王是一位大旅行家和大探险家。据说他曾乘坐一辆有八匹骏马的马车，不远万里地远赴昆仑山，会见了“西天王母”那位神女，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唐朝的李商隐还特地为此写过一首诗：“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如果传说是真的，那天子又何止“驾六”？为了旅行或探险的需要，周穆王不是也曾“天子驾八”吗？郑玄“刻舟求剑”式地坚持“天子驾四”，这真是太小看古人“因时而变，因事而变”的创新能力了。提到“创新能力”这个名词，周穆王亦有一项不亚于周公“制礼”的创举呢。那就是：他曾因应当时镐京、洛阳两都工商业繁荣，新的社会阶层（即商人）产生的现实需要，而命其司寇吕侯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吕刑》。《吕刑》中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什么呢？那就是它的“赎刑”思想。《吕刑》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继承了《舜典》中的“恤刑”思想，而对“疑罪从赎”之事，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据《尚书·吕刑》记载：“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意思就是说：对墨（面上刺字）、劓（割鼻子）、剕（斩脚趾或剜膝盖骨）、宫（阉割生殖器）、大辟（斩头）这五种肉刑，若证据有疑点，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就采取“罚金百锾（锾是货币单位）、二百锾、四百锾、六百锾、一千锾”不等的“赎刑”。而“阅实其罪”的意思，就是再复检、复阅一次案情而决定执行“罚金之刑”的意思。从《尚书·吕刑》的记载来看，它既是对《舜典》里“金作赎刑”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也是对蚩尤五种肉刑的又一次革命。《吕刑》里最后的两句话特别精彩：“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非侫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看来，从黄帝到尧舜，再到周公、周穆王；从“象刑”“恤刑”，再到“赎刑”，“罔非在中”这四个字，都是我们中国先哲们所一贯思考的重点。可惜，制定这部《吕刑》的时代，还是一个“秘密法”的时代，法律只是掌握在官府的手里，并不公之于众，这就使《吕刑》的进步意义大打折扣。（文章节选自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2）：从独角神兽到“六法全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