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协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刺梨是一种贵州本地特色水果，近年来，贵州省惠水县依托“广东企业+贵州资源”合作模式，助力贵州刺梨原汁、物流、包材、罐装等十余家生态链企业发展。图为工人在贵州王老吉刺柠吉惠水基地饮料灌装车间内工作。新华社
本报记者 | 张守营
经过5年的持续跟踪，通过调研或观察西部10省和东部9省东西部协作的实践过程，投入300多人次，深度访谈国家主管部门相关人员、东部管理人员与帮扶干部、西部管理人员与当地干部、企业投资主体与项目负责人、受益农户与普通农户、社会组织代表等相关主体3800人次，近日出版的中国首部专门研究东西部协作的著作——《国家的力量：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对东西部协作的理论体系、核心内容、关键机制与未来面向进行了探讨。
结对帮扶的逐步制度化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驻村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重要力量，在脱贫攻坚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依然需要完善创新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万企兴万村”、驻村帮扶制度政策，凝聚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合力。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黄承伟在本书序言中表示，结对帮扶的典型特征是在帮扶过程中形成了帮扶方与被帮扶方——对应的“结对子”主体关系。根据经济能力和帮扶需求，具体的对应关系可以是“一对一”，也可以是“多对一”或者“一对多”。“结对子”是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农村工作的常用方式。实践证明，结对帮扶模式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累了经验，为完善结对帮扶体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参考。
在脱贫攻坚中形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展的结对帮扶关系，不仅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结对帮扶的逐步制度化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第一，以东西部协作为代表的区域结对帮扶，发达地区有力有效带动了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加快发展。截至2023年11月底，东部8个省市向西部10个省区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31.9亿元，县均投入5187万元，动员社会力量捐助款物28.5亿元，协作双方互派党政挂职干部3045人、专业技术人才2.5万人，东部地区积极推广本地乡村振兴经验，帮助西部地区做好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1155个。第二，以“万企兴万村”为代表的村企结对帮扶，企业在带动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5年，在脱贫攻坚战略背景下，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光彩会正式发起“万企帮万村”行动，以村企签约结对、村企共建为主要形式，力争用３年至５年时间，动员全国１万家以上民营企业参与，帮助１万个以上贫困村加快脱贫进程。脱贫攻坚结束后，中央要求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引导企业家回报家乡，或引导发达地区企业家到西部乡村地区投资兴业。目前，贵州、重庆、浙江、广东等各省市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出台了“万企兴万村”行动方案，倡导企业家参与乡村振兴。第三，在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省内乡村振兴、东西部协作、“万企兴万村”等相关政策推进过程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高等学校、有定点帮扶和对口帮扶结对任务的单位，通过选派干部驻县、驻镇、驻村开展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形成了干部派驻结对帮扶关系。派驻乡村振兴帮扶一线的干部以调研员、宣传员、联络员、执行者等多重身份，深入调研和精准识别被帮扶群众的需求，对党和国家相关帮扶政策进行宣传解读，对接派出单位筹集帮扶资源，精准有效地用好帮扶资源并协助被帮扶地区规划项目和实施项目，有力促进了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地，在有效打通各项惠民利民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时8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开展精准帮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中央出台《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延续了干部派驻的结对帮扶关系，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证和干部人才支持。
东西部协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在新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东西部协作始终是中国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篇章，它承载着平衡地区差异、促进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使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认为，东西部协作的价值意义不仅体现在其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具体成果上，更在于它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均衡提升和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战略抉择，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脱贫攻坚战中，东西部协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时期，东西部协作在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起重要使命，它有助于西部地区充分挖掘自身优势资源，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整体经济活力。同时，也促使东部地区在拓展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实现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双向互动、深度融合的协作格局，既符合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了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交融、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新时代背景下，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任务更为艰巨，也更具前景。作为一部立足当下、前瞻未来的学术力作，本书既是对过往东西部协作经验的总结提炼，也是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积极探索。郁建兴表示，随着东西部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高水平推进，其必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更紧密地融入国家战略部署之中，进一步激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成为撬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强大引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就此而言，此书不仅启迪思考，也呼唤行动。“我期待每一位阅读此书的读者，不仅能深刻理解我国东西部协作的历史脉络和现实价值，更能预见其在未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深远影响，并且能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共同展望并投身于这场波澜壮阔的区域协调发展大潮之中，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篇章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就是东西部协作的‘产物’”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谢治菊领衔出版的这套丛书——结对帮扶三部曲：《国家的力量：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社会的力量：企业下乡与乡村振兴》《组织的力量：干部派驻与乡村振兴》，抓住了结对帮扶助力乡村发展的核心要素——国家的总体制度设计、市场的持续发展动力以及组织的基层接点功能，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为“国家—社会—组织”的联动。其中，国家的力量，是指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采取先富带后富的方式，让发达地区帮助欠发达地区，进而促进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社会的力量，是指通过市场经济的规律，引导相关企业参与帮扶乡村振兴，撬动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充分发挥市场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组织的力量，是指通过组织干部驻村、驻镇、驻县等方式，将国家的政策和各方面的帮扶资源更准确地输送到乡村基层社会，并及时回应基层经济社会活动的诉求，展现了帮扶干部连接国家与社会促进供需资源要素匹配的功能。
东西部协作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举措，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措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力量增加了区域不平衡。为践行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加快西部地区扶贫开发进程，东西部协作成为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助力。
谢治菊在本书后记中表示：“我自己是典型的‘东西部协作的产物’。”东西部协作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思想，所以其早期阶段的目标，是东部给西部扶贫。尤其是2020年之前，我国的减贫方略聚焦于脱贫群众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分层分类进行精准帮扶。相应的东西部协作的内容也以帮扶为主，所以那时候叫“东西部扶贫协作”，强调东部对西部的帮扶。随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心，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转向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从突出到人到户转向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从政府投入为主转向政府引导与发挥市场作用有机结合，从对口单向帮扶转向双向协同发展，从定点定向帮扶转向全面推进。新时代的东西部协作，围绕“以协作促发展”的新目标、新任务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建立健全协作机制，探索建立高效化的合作方式。这一点，2021年新颁布的考核指标体系可以佐证。在新一轮考核指标体系中，主要围绕“组织领导、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区域协作和促进乡村振兴”四个方面，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2021年之后的东西部协作内容根据协作目标进行了调整，从“重帮扶”转向“重发展”，重点强调具有造血功能的产业协作、消费协作、劳务协作、教育协作等“四大协作”，这是立足中国国情做出的深刻变革。“此种变革让我意识到，过去我所在的贵州民族大学受到华南理工大学的帮扶（曾经以为是东西部协作的结对关系，后来才知道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是2021年教育部出台政策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内容），我作为贵州民族大学的老师，也受到了诸多的照顾和恩惠。按照帮扶的最高境界——双方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和共同发展，受扶地区有能力时也要来反哺帮扶地区。”谢治菊说。
东西部协作的成效是巨大的——2015年至2020年间，东部9省（市）共向中西部14个扶贫协作省（自治区、直辖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和社会帮扶资金1005亿多元、人员13.1万人次，超过2.2万家东部企业赴扶贫协作地区累计投资1.1万亿元，采购、销售各类产品1265.8亿元。仅2023年，东部8个省市向西部10个省区市投入财政援助资金231.9亿元，县均投入5187万元，动员社会力量捐款捐物28.5亿元，协作双方互派党政挂职干部3045人、专业技术人才2.5万人。从协作减贫成果来看，东西部协作助推了全国9899万贫困人口脱贫、12.8万个行政村出列、832个贫困县“摘帽”，其中仅广东就帮扶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4省区9747个贫困村出列、5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谢治菊认为，作为开创之作，此书不仅对东西部协作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也对东西部协作的理论基础、典型案例、主要经验与实践困境进行了分析，还对东西部协作的关键机制与未来面向进行了诠释，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深入研究东西部协作的书籍，虽因能力、学识、经验等原因使书本的内容还有提质增效的空间，但也算为中国特色结对帮扶与结对治理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