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当电影放映员的日子,是我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来源:中国军网
当电影放映员的日子
■孙现富
因为在新兵连写了几篇新闻稿,下连的时候,我被分到宣传科放映组,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
电影放映员是一个技术工种,需要持证上岗。分到放映组不久,我就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全军放映技术骨干业务培训,取得了四级放映员的资格证书。据说,四级是最初级的,一级最高。但是,我依然把它视为珍宝,直到现在还保留着那个绿皮的小本本。
那时,我们的放映条件与其他部队相比,算是比较好的。先说放映机,当时很多单位都是用“提包机”。那是一种很简单的放映机器,平时放在皮箱里,放映时取出来,两条腿一支,机器架在上边,所以叫“提包机”。它的优点是操作简单、便于携带。我们用的是当时国内较先进的固定座机,画面清晰度高、音响效果好。
以前,我在老家电影院看电影时,就很好奇放映室里什么样、放映员怎么操作?总要回过头看几眼那个不大的放映孔,想透过那束光感受一下里面的“神奇”。没承想,我也成了那个“神奇”里的人,顿时感觉自己可神气了。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已忘记自己第一次放电影时,放的是什么影片。但是,银幕上晃动的人物、片尾悠扬的歌声以及放映机传出的沙沙声响,成了我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在放映室待久了,新鲜感就淡了。放映室空间不大,放着两台大座机,还有一台投影机,显得很拥挤。特别是到了夏天,两个机器一开动,噪音不说,仅是散发的热气就够让人受的。那时,还没有空调,两台大风扇使劲吹,依然抵不过放映机散发的热气。常常一场电影放下来,我们的上衣都湿透了。
那个年代,电影拷贝的资源很紧张,流行“跑”片子,也就是我们和附近的两家单位合放一部影片。上一家要早放半小时,然后我们取回来再放,下一家再从我们这里取走。有时,一部电影要跑好几个来回。影片取回来,还要赶紧倒片子。时间紧,稍微衔接不当就可能影响后续放映。好在我们几个人分工明确,一人负责“跑”片子,一人负责倒片子,另外两个人放影片。
放映组的任务不仅是放电影,还要负责营区的有线电视维护、会务保障等工作。每次开大会做会标,都是我们刻美术字、挂横幅。逢年过节,营区里彩旗招展、灯笼摇曳,也都是我们的杰作。还有部队大型活动的照相、摄像,都需要我们承担。虽然平时工作忙,但一有了闲暇,我们总会静下心来,潜心学习。毕竟,在战友们眼里,放映组的兵都是“文化人”。我平时喜欢写作,还兼职部队的新闻报道员。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带着采访本跑连队、进研究室,去挖掘新闻素材。
当兵第4年,我调离北京,去了中原一个部队,也是在放映组当放映员。那时,部队驻地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单调,看电影是群众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我们经常去给共建的村子放露天电影。那个村子位置偏,不通公路,我们每次都是拉着平板车过去。两个大箱子,三个大喇叭,一块幕布,两根竹竿,满满当当一车。到了村里,乡亲们就会热情地围过来,搬箱子、支喇叭、架幕布。映前准备工作就绪了,村支书就会招呼大家:“先散了,都回家吃饭,吃完来看电影。”然后,他会让我跟着他回家。
一到支书家,婶子总是先端上一碗糖水荷包蛋。这是当地的习俗,来了贵客都用这种方式表示欢迎。饭菜很简单,一两个凉菜,主食就是捞面条。等我吃完了,乡亲们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在银幕前,满怀期待地等着放映。当时,战争片、武侠片是乡亲们的最爱。有的电影都放过好几遍了,乡亲们依然热情不减。
在部队当放映员的时候,还有一件事让我很自豪,就是放了一部根据我的报告文学改编的电影——《良心》。影片主要讲述了银行职员“白花子”为保护国家财产牺牲后,与她一起身负重伤的同事崔福顺担负起抚养烈士遗孤小红莲的重任。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有两位署名“金穗”“白云”的好心人一直给小红莲汇款捐助。后来,小红莲偶然得知了“金穗”的真实身份,不料这位好心人却意外遭车祸遇难。小红莲悲痛万分,千里迢迢来到新疆,渴望找到“白云”。在这里,她找到了“金穗”的女儿,找到了千千万万个“白云”……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著名编剧王兴东看到后很感动,把它改编成了电影,还获得了那年的中国电影华表奖。记得当时放这部电影时,我的感觉与以往完全不同。影片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细节,我都看得非常认真。尽管里面的故事、人物,我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剧情高潮时,我依然跟着揪心;镜头伤感时,我情不自禁流泪。
当兵第7年,我被组织破格提干,保送到军校深造,从此离开了放映员岗位。时隔多年,虽然不再从事放映工作,但那段充满激情的日子总萦绕心际,如甘醇的美酒,如浓香的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