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非洲尝试“破冰”，文化碰撞的故事带来哪些启示
转自：上观新闻
加纳七月午后的太阳仍很刺眼，中餐管老板宋涛每每谈及自己情感受挫的过往经历时仍会咬牙切齿，比屋外的阳光更强烈。宋涛来加纳已经有七八年了，起初在中资公司里管理本地员工，后来与人合伙开了这家餐馆。公司做监工时，宋涛很怜惜本地工人，时常多申请名额，减轻单个工人劳动量的同时，让更多人获得赚钱机会。自己当老板后，他也时不时送给周围社区居民一些饭菜，出门时也备些零钱送给流浪街头的穷人。宋涛发现，受到帮助的本地人脱口而出的总是“感谢上帝的恩赐”。
广阔的非洲土地养育着十几亿人，虽然分布着上百个民族，也有数量众多的民间宗教，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众占据了绝对力量，并形塑了他们的世界观。其实，无论是跟随企业的海外务工，还是独当一面的在地经商，中国人在非洲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地要与本地人交往互动，跨文化的遭遇与调试向来是海外华人安置心灵的重心。
错位：遵从上帝还是关照朋友
加纳首都阿克拉，街景。
今年50多岁的陈军俨然是个“老海外”了，初到非洲工作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目前他在埃及一家中资钻井公司担任国别代表。他曾在尼日利亚工作了4年之久，但坚决表示自己再也不想回到那个令他倍感情感受伤的地方。初到尼日利亚时，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的陈军本着“我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也不会差”的文化观念，尝试与本地员工建立友谊。
为了帮助本地人快速提升技术，他复刻了国内“师徒制”经验，主动提出成为本地员工的老师。在业务能力培养上，陈军毫无保留地向本地员工泽玛传授自己的心得，并手把手地教学演示。不仅如此，在本地重要节日来临时，他还带着大大小小的礼物前往泽玛家里拜访，表达真诚相待的态度。两人的朋友关系也迅速升温，除了师徒之外，也有了密友关系的加持。甚至在陈军骨折时，泽玛还主动提出帮他料理生活，身处海外而无法得到家人关照的陈军，内心不时涌出一股暖流，“感觉我们关系已经很好了，我也没拿他当外人，他主动提出来帮我，很是感动”。但是，一次本地员工集体罢工所引发的“围困”遭遇却让陈军凉透了心。
由于本地工人抱怨公司之前的福利承诺并不到位，涨工资的呼声悄然升起，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集体罢工。当陈军还在工地上指挥作业时，本地员工们不约而同地聚拢起来。等他反应过来并向门口保安走去时，已经被数十位员工团团围住。见势不妙的陈军试图从人缝稀疏处“逃离”出来，一个健硕的身姿挡住了去路。万万没有料到，极力阻挡他离开的正是泽玛。瞬间，陈军的内心就被泼上了一盆冰水，“我一个快步就把保安手中的枪夺了过来，就想一梭子把他给突突了，太心寒了！”当然这只是气话而已，并没有真的开枪。“你可以参加罢工，但遇到我的话，你应该主动让出来个口子让我出去，而不是拦截我，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啊！”陈军现在回忆起来仍很痛心。
在宗教信仰极为普遍的非洲国家，陈军与当地员工交往时的观念“错位”并不罕见。在陈军看来，既然大家已经成为“好朋友”，就需要彼此照顾，困境之下更要帮忙解围，不然何谈友谊呢。当然，他也体谅泽玛的“身不由己”，宗教信仰要求他遵从上帝旨意和社区共同体规范，要在公共场合中与工友们一道向“老板”争取更多的权益。但即便多年以后，陈军仍然很难在情感上接受对方挡住他唯一安全出路的所为。与他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尝试接触和理解非洲当地的文化观念。
破冰：深入当地社会的尝试
临近午饭时间，在亚的斯亚贝巴城郊的一家本地汉堡店，张利不时询问菜单上英文是什么意思。虽然血糖有些高，他仍执意要了份自己没吃过的甜点，“走到哪个国家，我都要多尝试一下本地食物，要不然等于没来过”。张利是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建筑企业的海外部经理，目前常住在埃塞俄比亚推进项目进展，曾拥有柬埔寨、刚果（金）、埃及等多个国家的工作经历。虽然已年过半百，仅能零星蹦出几个蹩脚的英文单词，但对本地风土人情的兴趣不亚于充满好奇的孩童。午餐期间，张利不时介绍自己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见闻，从写字楼下往来咖啡馆里的白领面貌，到无家可归者搭建临时帐篷后的生活来源，再到街边怀抱婴儿的女性乞讨者与政府管制间的关系。不经意间，他从口袋中掏出了手机，向我们展示所拍摄的埃塞俄比亚北方地区的民居建筑与日常生活。在张利看来：“不仅要了解当地底层民众的生计，也要体验一下他们高档一点的生活，这样才能全面了解他们的想法”。有几次晚饭后，张利邀请我们出去散步，不仅穿进小街小巷观察本地人的生计，也会进入本地人聚集的小酒馆喝上几杯啤酒，体验本地人喜闻乐见的宵夜生活。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排队等车的人群。
与张利相似，在加纳从事民宿生意的郭强也是个努力尝试接触本地社会的华商。拜访郭强时已是傍晚，他正在家门口与本地邻居畅谈着生活琐事，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甚至可以穿过街区。2016年，还在福建泉州打工的郭强，机缘巧合地结识了一名留学中国的加纳籍大学生，受其鼓励来到了阿克拉寻求发展。高中就辍学的郭强，英文水平很一般，但是自来到加纳后却一直坚持住在本地人社区。起初，他买了辆自行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遇到路边人会主动打招呼，即便是相对不安全的夜晚也依然如此。目前，他们一家租赁了位于阿克拉城郊、周围全是本地人的三层楼房作为常住点。与大多数海外中国人想方设法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本地人相对较少）所不同，郭强选择让女儿在离家不远的本地社区幼儿园就读，成为全校唯一的黄皮肤学生。这并不是他不重视女儿的教育，而是想让孩子更多地接触当地社会。在郭强家里，时常可以看到小女儿与几个本地小朋友嬉闹玩耍，除了仅有的肤色差异之外，他们难道不都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吗？
与早期前往非洲的中国人多采用“飞地模式”所不同，更多海外华人开始努力尝试与本地居民进行更多接触。或许语言交流并不流利，或许初来乍到并不熟悉，张利和郭强并未因此束缚自己，也没有选择固执己见，而是从细节观察与碰面接触，开启了解本地社会的大门。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边商贩。
感通：换位理解的可能
刘青是个典型的四川姑娘，精瘦的身材走起路来却带着风，给人干练而又坚决的印象。2018年，为了给孩子营造更安全的成长环境，刘青将事业从肯尼亚转移到治安状况更好的卢旺达，从旅行社转到酒店行业。当提及本地员工时，她也曾给出技能不强、不善学习、偶尔还会偷盗的评价。“我们需要包容本地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她时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在她看来，缺乏教育机会是影响本地人发展的关键，经营酒店之外而投身教育公益是她可以给予当地社会的回馈。早在肯尼亚期间，当刘青发现保姆因家庭条件没有机会继续读书，但很渴望上进时，就主动提出予以资助，包揽了教材、补习班、考试等开支，并主动缩减工作时间以保障学习时间。保姆自学完成了高中课程后又考上了大学，如今在迪拜的五星级酒店工作，实现了人生逆袭。其实，在帮助本地人的同时，刘青也收获了诸多感动。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学校广场。
因为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中，缺乏温暖是她永远无法弥补的心灵创伤。在一次带孩子参观卢旺达本地社区时，她发现了很多流浪街头的小孩，自我成长经历促使她决定帮一帮这些困境中的儿童。随后，她联系了几家孤儿院，每月除了定向捐赠欠款之外，还送去食物、衣服和学习用品等等。本来，刘青并不指望孩子们有什么反馈，“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我就很高兴，没什么其他所求”，而孩子们却给她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感动。一次例行到孤儿院看望孩子的时间正好临近她的生日，孩子们提前精心地准备了庆祝Party，墙上写满了“HappyBirthday”，每个人还写了独特的祝福纸条。当刘青踏入教室的刹那间，被眼前天真的祝福和笑容触动了，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当谈及当时的感受时，眼睛里打转的泪花背后埋藏着深深的感动，“这是我那几年最感动的一次，还有这么多孩子惦记着我！虽然我也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
刘青和孩子们间温暖互动的故事也曾发生在埃及的赵游身上。埃及北部旅游城市阿拉曼正在建设一批住宅，赵游是其中一栋建筑的项目负责人。本地负责商务的员工阿吉正在为结婚所差的两万埃磅发愁，婚期因此一拖再拖。在一次二人闲聊中，赵游提及，听说阿吉马上要结婚但不知道为什么迟迟没有消息。此时，阿吉支支吾吾地说出了理由，原来是因为婚礼花费还有些缺口，自己的工资还要攒一年多才能支付得起。赵游出生在东北农村，家庭条件也不好，为了结婚买房才选择到工资更高的海外打拼。即便存在着跨文化的隔膜，但人际间最基础的相互体谅与换位思考瞬间嫁接了起来。于是，赵游立即给阿吉承诺，“当时也没想太多，确实他也不容易，就说明天我准备好钱，到办公室来取就行”。获得帮助的阿吉十分感谢这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赵游，“我很感谢我的领导，中国人都很好，如果不是他，我不会待在这家公司这么长时间”。但是帮助阿吉解燃眉之急的赵游并不觉得自己做了多大的善事，“只是帮了他一个忙，钱也不多，也不用往心里去”。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快乐的孩子们。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否到达过非洲，很多中国人时常给非洲人贴上偷懒、笨拙、不求上进等负面标签，彼此理解的通道并不通畅。文化观念间虽有差异，但并非不能相互感通，刘青和赵游恰恰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去体会当地人的处境，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走出暂时的困境，也获得了认可和反馈。
当中国人踏上非洲土地后，往往带着业已形成的文化观念与当地人交往，两种文化的碰撞相遇难免火花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间调适的不可能。文化差异带来的“错位”时常发生，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试图通过深入当地社会去尝试“破冰”，也出现了双方间基于相互体谅后的“感通”。文化观念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不过是不同社会规范在个体上的投射，“美美与共”背后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心性的互通，哪怕是异域的他者，毕竟我们还同属一个星球。
（本文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