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随遇而安的那一朵
我是断断续续读完方志英诗集《折角与褒奖》的，随手记下一些感受。诗集《折角与褒奖》是她的一份别样的生命记录，她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观察、思忖和追问，呈现了自己数十年的生活智慧与收获。诗里丰富的意象世界，自普通和平凡里发掘、提取元素，传递出她宁静而从容的情感世界。
她诗中最多的具象和意象是女儿、父亲、母亲、祖母、祖父（不知道是不是故意选了这些诗编入这本诗集）……他们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撑着诗人如何在这个浮躁的世间，慢条斯理地享受生活，如何在春花秋月中去奔赴。
“眉心的那颗痣/母亲给的/我得好好留着/等她老眼昏花时让她触摸着/还能把我认出来”（《痣或者志》），不仅表现出对母亲给予自己生命的感激，还显示出自己对命运的从容态度；在《父亲想去天安门》中，“我要带父亲去天安门/向左顾右盼的生活/向仓促的人世/我要/递呈这张蓄谋已久的请假条”，于过于平淡的生活中，诗人为了完成父亲去天安门的愿望，“蓄谋”已久；在《空与白》中，“你这省气象局高工，重庆妹儿/活着的时候很讲究/……我用饮水机里的热水为你擦脸/跟着医院的人，送你到太平间”，诗人写婆妈的一生，写亲人，无不透露出亲人在诗人生命中的重量。
特别是，诗人总会在诸多诗中情不自禁地提及女儿，如写老院子，经过岁月的不断洗礼，老院子在变旧的同时，也承载了许多的记忆。“如今女儿远走他乡。小时候/总指葱为草，草坪上的草”（《有根的人》）。而这些具象和意象流淌的情感让人有了灵魂的撞击。
作为女性诗人，方志英的诗也不难看出女性的细腻、精致和对世间万物的用心。正如华兹华斯认为“与一般人不同，因为具有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在她的诗歌中可以感受到，她在极力探索、享受当下生活的同时，还不断地记录身边事物带给她轻微的战栗、诗意和交响。她感受四季的更替，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带入诗中，一种敏锐的、清新的、温暖的感觉便跃然纸上。
读方志英的诗，能够感受到生命的辽阔和生活的百转千回，以及生息的荡气回肠。因此，“群峰的眼里/我该是随遇而安的那一朵”。喇叭花、羊角花、衰苗、牙胡梯田、野菊花……在她的笔下，一切物体都是复活的生命，都有平静的呼吸和艳丽的脸庞，就如同诗人“从中捕捉到了五指山的黎族人民/最耀眼的光焰”（《牙胡梯田》）。
诗人写春天，通过一种对话的方式，在运用拟声词赋予内容童趣、可爱的同时，还给予春天以人物的特征和小动物的行为，“小姐，你还在枝杈间梦游么”“让靓仔的爪，老在你们身上挠痒痒”“你们按捺住内心的春意阑珊/可别冒犯他的天条，嘻嘻”（《春趣或者春问》）。
约瑟夫·沃顿曾说，以人格化手法“赋予物质的东西以生命和运动”，是“热烈奔放的想象的创造力”的产物。方志英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大幅度的联想，使我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而辽阔，展现出诗人独特的观察和事物之间直接的联系。
红薯，是一种最常见的粗粮，是一种人们喜欢的主食。“从小至今，红薯就在我的心尖上/我爱她软糯如吻的甜蜜”。正因为熟悉、亲切和喜欢，所以诗人写自己眼中的红薯，“红薯叶唱着蝴蝶扑闪的音调/卷走了整块苍翠的田野和清风/蚯蚓、蜗牛和好看的瓢虫住在花箱里/它们是我童年的一部分”。
在她的眼中，万物皆可入诗，万物皆是诗。一粒种子，也有前世今生，也能像人一样拥有七情六欲和悲欢离合，当“种子用拱出泥土的力量/走自己的路”时，诗人便“赞美生长的气息”。
行吟是诗人绕不开的题材，最大的忌讳就是走马观花，无病呻吟。古今中外优秀行吟诗篇精彩纷呈，别出心裁。方志英深谙此道，唯有在留下自己深刻思考的地方才留下歌吟。尤其是早期的写李庄、水库、升钟湖、萝卜寨、草原等，写得活色生香，别开生面。
一个人写不写诗、什么时候开始写诗并不重要，一个人能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诗意很重要。在我看来，方志英先是在自己生命中发现、找到了诗意，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不慌不忙地，让其成为吉光片羽成为诗。这就比那些为写诗而写诗，“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人高尚得多，高级得多。
方志英的诗，没有貌似高深的炫技，而是一以贯之的像是和读者心平气和的对话，说的是家常，可以是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龙门阵”，也可以是隐秘的“私房话”，都是以普通生活的客观存在为基础。而这些“对话”在阅读上没有隔阂、没有“肠梗阻”，最终都转换成“人间烟火”。于是，她的诗歌见诸《人民文学》《诗刊》《十月》等重要刊物和其他省级报刊，收入各类专辑和年度选本，还被转载。
《折角与褒奖》在编排上没有以内容或其他形式进行分辑，所编入的诗歌按创作时间的先后一气呵成。我们既能看出一个女性不断变化的思想，又能体会到诗人对生活的豁达、从容态度。我想，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她的创作已经达到了其目的，朴素、真情，“使心灵得到改善、满足和愉快”。而且未来可期，不久的将来，我会继续读到方志英更多更好的作品。
（《折角与褒奖》，方志英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