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砖楼及其衍生物
长篇小说《红砖楼》，是罗伟章“蓄谋已久”，关于“文学江湖”的一部力作。
凡夫俗子一旦动了成佛成仙念头，就会偏离做人的正常行径。红砖楼里的冉强，是作者用心塑造的东轩文坛大佬形象。他一心想做文坛老大，机关算尽，难容别人比他强；他注重形象，正装、白手套是他接待客人的标配；他大门常开，广纳文学信徒，蛇也摇头摆尾跟进来了；他炮制古今中外百大文豪榜，与屈原、庄子、鲁迅比肩并列，印成精致折页册，到处送人、唬人、骗人；他把自己的肉体凡胎做成铜像，耸立东轩街头，以为站在了喜马拉雅之巅，永垂不朽于世了；盛华没有吹捧他的作品，他即刻翻脸，化友为敌，上蹿下跳阻止盛华进报社工作……种种变态，难以尽述。冉强貌似大神，实则是个悲剧人物。其可悲在于眼界，“只能够看到东轩的天，以为就是全世界了”；在于襟怀，唯我独大，众生皆小，唯我独尊，众生皆卑，心胸狭窄如蚁穴；更在于人性，对名利的偏执欲望，蒙蔽了双眼，也蒙蔽了心。
不独东轩有文坛霸主冉强，其他地方一样有，神圣不可侵犯地存在。他们拿文学的虎皮作大旗，欺世盗名，觊觎俗世的权力和利益。作者把众多现实中的冉强，糅合成东轩红砖楼里那个冉强。比较而言，现实中的冉强们更丑态百出，更滑稽可笑，更可恶可憎。作者比较克制，不愿尽述其丑恶；同时心怀悲悯与同情，宁愿削弱小说人物的典型性，思想批判的深刻性，也没有往更不堪处写。
同样值得同情的，还有文学信徒们，进出红砖楼的文学青年盛华，是他们中的代表。对文学的虔诚热爱，对名家的衷心敬仰，期望文学之苗得到雨露滋润，促使他来到红砖楼。他本来是去拜访孙云桥，奈何孙云桥傲慢不见，大伤其自尊，才转投冉强门下，从而迷失了自我。在冉强的唆使下，他写讨伐孙云桥的文章，成了冉强对抗孙云桥的急先锋。写作是孤独的，生活需要热闹，出名须尽早，人生最美是高潮，这都是盛华的焦虑，也是他的无奈。好在孙云桥没有与之计较，好在盛华看穿了冉强的虚伪把戏，好在盛华及时觉醒，最终与冉强分道扬镳，与红砖楼彻底决裂。
《红砖楼》以盛华的梦开头，梦见自己死了。梦或死亡，用于小说开头，并不高明，也不新鲜，不足以吊读者刁钻的胃口。作为一位著名小说家，作者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却甘冒平庸之险，固执地选择由此切入，展现东轩“文学江湖”，陈述其间是是非非，是有他特别用意的。梦即现实，是现实的折射，往往比现实更生动、更真实、更接近本质。死就是生，死亡是新生的开始。只有旧的盛华死去，新的盛华才会诞生。
小说结尾，盛华辞职离开，与开篇梦见自己死亡，前后相呼应，气息贯通，作用凸显。小说写道：“你知道，就是那之后，我辞职离开了东轩。”离开，是盛华觉醒后的选择，告别旧的盛华。“每年我都回老家看望父母，但从不在东轩城停留。”不在东轩城停留，意味着永别红砖楼、白手套及文豪榜。当然，这样天真、纯洁的意志，只是盛华的一厢情愿。生活在别处，难道就没有红砖楼、白手套和文豪榜？作者清楚，盛华清楚，读者也清楚，但大家都宁愿相信别处没有。这是死亡的意义，更是新生的动因，不然的话，生活怎么继续？活着还有什么期盼？
小说中的盛华，在去香格里拉途中翻车，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许多年前，作者也曾有过相似的经历。人只有经历过生死考验，才懂得生死的意义，在生死关头作出明智选择。肉体的生死，是与灵魂的生死相关的。盛华辞职离开东轩，无疑是灵魂生死的一次重大抉择。
盛华不是第一个离去的人。在他之前，就有人先后离开红砖楼，孙云桥北漂京城，杨秋风弃文从政，李回家南下商海。他们是觉醒者？为新生而离开？未必如此。然而，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红砖楼逐渐空虚了，冉强才有机会从别人的阴影中显露出来。这是一个隐喻。如果作者写红砖楼成危楼，要拆除或被拆除，把这个隐喻继续深入下去，是不是更有意思？时代的大潮终将退去，弄潮儿踏浪远去，狼藉的岸边沙滩上，遍地残留着垃圾。
文坛不是净土，也有清流汩汩。申响不去红砖楼（冉强家抓蛇例外），不站队，不混文人饭圈，将孙云桥、冉强们的写作，斥为“红砖楼文学”。他义务就诊，当苦力，收养流浪猫，特立独行于“文学江湖”。他撸猫撸出与女作家江小姗的爱情火花，让人颇感意外，也颇觉欣慰。盛华后来的忘年交洪教授，是孙云桥和李回家的恩师。这位海归学者，远离名利场，不媚俗，不屈就，不为名利折腰，文人气节与风骨可鉴。盛华最终觉醒，挥手自兹去，怎会没受他们的影响呢？
文学艺术是语言的艺术。有评论家说，罗伟章的作品语言，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诚如斯言，读他的作品，我更在意其语言的生动、精准与美妙。以《红砖楼》为例，写感觉，我醒来“是一寸一寸醒来的，每醒一寸，我就把那地方挪一挪”，感同身受；写植物，芭茅“叶片锋利，锋利得水里的倒影也能割人”，个性何其鲜明；写地理，“路旁的青衣江，像甩出去的水袖”，山水都活了；写人物，那女子“皮肤底下，像奔腾着过剩的阳光和野风”，一语惊魂……这样的描写俯拾皆是，有的给人眼前一亮，有的让人感觉一新，有的令人情怀炸裂。
总之，《红砖楼》是罗伟章在他的文学疆域，又一次开疆拓土的强劲突破。
（《红砖楼》，罗伟章著，《收获》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