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是如何被构建出来的？
被发现的远东：“门外人”窥视“门内事”
十五世纪的世界图景中，在1492年哥伦布立志要前往亚洲，探访那个神秘的东方之国以寻求殖民和贸易机会之前，东亚一直都是一个沉睡的不可名状的“幽灵区域”。
哥伦布误打误撞，最后以发现美洲告终。他一生中前后3次“亚洲之旅”，都未曾触及中国这个神秘的区域，只能把那个所谓的“新大陆”误认为就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富饶而迷人的东方之国。对于早期的殖民者来说，一批又一批的欧洲人前赴后继发现“新大陆”的征程，就像“门口的野蛮人”中所演绎的故事一样，一开始是始于“门外人”对“门内事”的好奇窥视，紧接着这种好奇就在国家资本和殖民者那里转化为征服欲，变成所谓的“殖民三部曲”：宗教传播在先，自由贸易在后，而每当需要掠夺土地、人口、资源时，就采用的“必要的”武力征服。
如果我们重回欧洲和远东首次相遇的“第一现场”，就会发现，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于远东的发现，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这个神秘区域以种种浪漫想象及故意曲解。
葡萄牙商船在日本九州开展频繁贸易的1540年代，九州鹿儿岛一位叫弥次郎的普通武士因为杀人逃亡到葡萄牙的一艘商船上，几经辗转，这位日本逃犯于1547年见到了耶稣会教士沙勿略。二人十分投缘，由此拉开了天主教和东亚的第一次正面“遭遇”。
1549年，在听完弥次郎如同天书一般关于日本国的介绍之后，沙勿略即刻动身赴日本传教。沙勿略是一位西班牙的没落贵族，为了光耀天主教并捍卫罗马教会之神圣地位，此前他与几位教士在欧洲共同创办了耶稣会。彼时的欧洲，古登堡印刷术传播开来，新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耶稣会的使命就是抗衡这种颠覆力量，并希望在亚洲开拓新的教区。
耶稣会很快就获得罗马教廷的支持，众教士们开始在葡萄牙商船的支持下奔赴亚洲。对于罗马教廷和葡萄牙而言，这堪称珠联璧合的完美合作，葡萄牙人想通过拓展海外殖民地而获得土地和资源，教皇则通过调停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大海上帝国的激烈冲突，借机光耀和延伸罗马教廷在远东的影响力和合法性。
沙勿略是耶稣会派往海外的第一位传教士，其使命就是因上帝之名，将最遥远的亚洲区域开辟为新的天主教国度。他前后到印度、马六甲、摩鹿加群岛传教，但均失意而归。这一次，弥次郎关于日本如何高度发达而又极具宗教精神的鼓吹，立刻点燃了沙勿略心中炽烈的宗教感情，以及对这个神奇的东方国度的美妙想象。
而当真实的日本摆在眼前，沙勿略感到失望，它和此前弥次郎的描述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失望之余，沙勿略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源正流清”、日本当年几乎所有文章制度都加以取法的对象国——中国身上。
在日本传教两年后，沙勿略决定重新出发。船只抵达广东上川岛时，这位满怀希望的传教士染病身亡。他在1552年去世之前，信中曾向他的同行这样介绍远方的神秘之国：“……我希望今年去中国，乃至面见皇帝。中国是这样的王国：福音的火种一旦播下，势必燎原。此外，若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日本人就会放弃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的教条……我开始身怀希望，神会很快为我们耶稣会及所有教团提供进入中国的通途，一片沃土将为所有虔敬神圣之人开放。”
30年后，在沙勿略的感召之下，1582年，一批耶稣会教士和其他教派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以完成方济各·沙勿略的未竟事业。他们中的许多人如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后来都成为东西方交流中最早最知名的一批文化使者。
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东西方的文化往来在康熙朝达到了巅峰。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等人无一例外地借鉴和发扬了当年沙勿略种种成功的传教策略和技巧：尽量使用当地语言传教，善于结交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并注意结合当地的文化、习俗和上层阶级的精神欲求等等。天主教向海外传播时总结的这些屡试不爽的本土化策略，像极了20世纪全球化时期资本帝国的“全球思考、本地行动”的纲领和手段，毋宁说，作为殖民时代的早期遗产，这些策略如同殖民者的暴力掠夺基因一样，早就成为他们内心深处一种深入骨髓的集体记忆和自觉意识罢了。
耶稣会太过灵活的本地化传教策略，也由此埋下了祸根：后来爆发的康熙和罗马教廷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激烈对抗乃至最后清廷的“禁教令”，都和这些本土化策略有关。天主教信奉一神教，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调和东西方文化冲突，巧妙地将儒家的祭天、祭祖和学习四书五经，看成是和天主教一样并行不悖的一种“天道”而已，认为不能以天主教原则来否定儒家的祭孔祭祖仪式，后者只是沿袭风俗，并非宗教仪式。这种巧妙的文化调和术甚至被康熙称赞为“利玛窦规矩”。
令康熙始料未及的是，“利玛窦规矩”在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内部乃至罗马教廷都引起了巨大纷争。1706年，康熙下令要求一位在福建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士阎珰进宫，要当面看看他如何解释中国的经书。这位率先在福州下令禁止教众祭祖敬孔、不许读四书五经的外国传教士在觐见皇帝时，称自己只会闽南语，面对康熙的一一追问，口不能答，令康熙大为不悦，称阎珰“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对话须用翻译，这等人敢谈中国经书之道，像站在门外，从未进屋的人，讨论屋中之事，说话没有一点根据”。
从更大的时空看，康熙后来颁布的“禁教令”，只是亚洲现代化早期东西方互动交流中的一个小插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白银、瓷器、茶叶、香料等，都成为东亚在全球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商品。欧洲人将白银从美洲带到远东销售，将白银置换成瓷器和茶叶运回到西方。即便是明清两朝最严厉的海禁时期，东亚的海域上也并非沉寂萧条，而是活跃着像郑成功这样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宋念申将这一幕场景形容为“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1684年，康熙解除了实施28年的海禁令，清廷分别在云台山、宁波、漳州和广州设立了4个海关，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的海关体系。从早年天主教传教士在明清两朝受到的宽厚礼遇，到后来亚洲边境各大“喧嚣而繁忙的口岸”，学者宋念申之所以在《发现东亚》中追忆摹写这些“历史现场”，正是为了回应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视域中东亚叙事的“有色眼镜”和“刻板印象”：东亚与其说是被欧洲人所“发现”的对象，还不如说是一种类似门外人对于“门内事”觊觎时的“欲望对象”。
被“制造”的亚洲：殖民想象与欲望空间
如果说《发现远东》是作者试图以一种内生视角重新讲述东亚现代化历史的更新叙事，那么作者的另一部姊妹篇《制造亚洲》，则呈现了一种更开阔恢弘的全球视野，阐释自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亚洲”概念如何隐秘不宣地和地理现实、殖民欲望、自由贸易以及“有组织的暴力”这4种力量紧紧纠缠在一起，换言之，亚洲在接受西方现代化洗礼的同时，是如何糅合了殖民者的想象、利益和种种欲望而最终被“制造”出来的。
1584年，正值明朝万历十二年，“尼德兰制图学派”的代表人物奥特柳斯在安特卫普为欧洲人第一次展现了首幅“中国”地图，在这幅中国被称为“Chinae”的地图上，既附带了葡萄牙商船上带来的关于某处发生地震的最新消息，也有300年前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浪漫描述。地图里刻画了长城、风帆车、菲律宾众多岛屿，也有日本岛附近的海怪、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描述的北方蒙古包和欧洲人想象的“契丹”部落（Cataio）。
奥特柳斯制作的糅合了传说、想象和志怪的“中国”地图，以其昂贵的价格兜售给欧洲时髦的中产阶层，其中的科学性并不重要。首幅“中国”地图诞生后的第17个年头，即1601年，利玛窦将奥特柳斯的这本地图集献给了万历皇帝，第二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作，为中国皇帝和贵族们展现了划时代的巨幅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幅作品的序言中，利玛窦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历史中的“九州传说”来解释西方地图景观中的五大洲概念，并将远东这片神秘大陆称为“亚细亚”，今天的“亚洲”命名即源于此。
从十五世纪开始，地图就不仅仅对应着现实的地理空间，也是殖民者欲望所精准投射的“利益空间”，更是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贵族们最严格管控的国家机密。
法国哲学家列斐弗尔认为，人类的空间意识从来就不是自然而客观的，说到底，现代的空间概念和地图一样，都是一种被人为“生产”出来的、带有最隐秘也是最鲜明的意识形态和人为色彩观念的“政治空间”，以及“策略性安排的空间”。地图表征最自然的空间里，也无法掩饰其作为制图师/观看者的欲望投射对象，“一份科学的地图测绘，同时宣示了对一块未知领土的真正法权”。
如果说萨义德描摹的那种在十五世纪之前欧洲人无法想象的、充满神秘异国情调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远东形象，因为混合了马可·波罗的浪漫夸张，是一种殖民者远征前的赋魅，那么亨廷顿所批判的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实施的“有组织的暴力”系统，就是一整套层次分明、策略完备且屡试不爽的去魅工具，事实上它包含了明显的强制性暴力（如坚船利炮）、规训体系（国际法和外交仪轨）和最隐蔽的“同意”法则，3种工具各有分工、缺一不可。按照本书作者宋念申的说法，这3种去魅工具中，地图就属于“最深层隐蔽”的第三种权力工具。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地图测绘与暴力征伐、国际法规训互为表里，相互支持”。
直到今天，与殖民时代相关的思想遗产和观念残留依旧在关于亚洲的各种现代化叙事中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在民族主义和右翼保守思想（与民族主义也是一体两面）势头高涨的新历史境况下，再度辨识亚洲的真实面貌，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重新勾勒亚洲的过去和未来、现实和想象，可谓前路漫长，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