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孤独是作家的命运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
2022年10月，作家卢一萍推出短篇小说集《名叫月光的骏马》，登上媒体2022年11月严选的好书榜单，评委称之为文学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的作品；2022年11月，《经典70后（上）（下）》出版，卢一萍与张楚、徐则臣等16名作家集结其中，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了“70后”作家的厚实功底。
卢一萍是一个有着丰富生活阅历的作家。他在新疆生活了20年，行文中有高原的气息。他自称为“写作的游牧者”，是一个天生具有悲悯心的硬汉。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对卢一萍进行了专访。
一部神秘的高原心灵史
记者：先介绍一下这部《名叫月光的骏马》？
卢一萍：这部小说写了10个与骏马有关的故事，包括《名叫月光的骏马》《北京吉普》《夏巴孜归来》《七年前那场赛马》《克克吐鲁克》《银绳般的雪》等篇目，是我最心仪的一部短篇小说集。
这些小说既有见证了初恋美好如月光一样的小马驹，有陪着战士在雪域寻找丢失军马的雪青马，有与吉普车赛跑的大红马，还有知人性的老黑……从茫茫大漠到边疆哨所，我想用马来承载人物的豪迈与细腻，铁血与柔情，善良与澄澈，通过对置身草原、骏马、雪山、边疆、荒漠和大漠中各色人物的书写，能给予人心格外沉静的力量，并以此描摹出一部神秘悠远、雄浑瑰丽的西部高原心灵史，用这部小说集再次向西北边疆致敬。
记者：读完《名叫月光的骏马》后，我很长时间处于震撼中。集子里不同小说之间风格反差巨大，您是如何做到的？
卢一萍：这部短篇小说集，是从我20年来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精选出来的。这个时间跨度决定了小说风格的不同。作家总在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表达这个世界，所以，没法用一种风格，一种手法来写作。我还有一点不同的是，我是个写作的游牧者，所以我涉及的题材类型比较多，有乡村的、草原和高原的、荒漠的、也有城市的，有时，还有纯想象的，每一种题材类型有时得用与之相宜的语言和叙述方式。写草原的小说语言相对要诗意一些，写荒漠使用的语言就会很凌厉，而写城市的语言现代感就会很强烈。也就是说，你如果用写乡村故事的语言去写草原，就不对劲，反之亦然。这是在写作中摸索出来的经验。
记者：这10篇小说都是写的高原，您是汉族人，但小说的修辞颇有高原上那些民族的味儿，感觉高原上的一切真的刻在您的骨髓里了？
卢一萍：我在新疆生活了20年，为了写作，有10年时间，我利用采访、采风的机会，以及做背包客，走遍了新疆、云南，去过西藏的大部分地方，我也在帕米尔高原生活过近四年。这些经历对我很重要。我体验了边地的生活，理解并喜欢少数民族朋友的生活方式。我要写他们的生活，要写民族地区的小说，就得懂他们的习俗、表达方式，理解他们的思想，行文中有他们的气息，我要融入其中并能与他们心灵相通。这是我必做的功课。
人性是作家永在探索的主题
记者：感觉您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乌有之地，但同时又有深刻的人心和人性问题蕴涵其中，比如《北京吉普》《夏巴孜归来》与《哈巴克达坂》等，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原也在得到一些东西的同时失去了许多，读完之后心里其实挺难受的，这种克制的写作需要有一定阅历和极强的功力，您在平时的写作中是否有意识地进行过训练？
卢一萍：我所创造的乌托邦其实都是实有之地。人心和人性是作家永在探索的主题。只要有人的地方，这二者都存在。一个地方也好，一个更广阔的地区也罢，其祸福因缘都受人心或人性的影响。但我们作为作家，即使是表达疼痛，也不会去大喊大叫，而会采取克制、隐忍的方式。作家的使命之一是承受并品味那种疼痛，然后写出来，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经验。这的确需要一定的阅历，需要一些功力，这会随着作家自身的成长而逐渐具备。但有些东西是天生就有的，且不会泯灭，比如悲悯，比如良知。
记者：很多批评家在提到您的作品时，都提到了先锋性，您自己是如何理解并应用于作品中的？
卢一萍：我最早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先锋小说家，我也写过类似的小说，比如长篇《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那时我很注重语言、结构、形式感的探索。但后来，随着我对现实的理解深入了一些，走过的地方多了一些，就改变了对先锋的理解，它的含义变得越来越宽广。我觉得只要别人还没有写过的题材，你涉及了；没有触及过的现实，你去表达了；没有使用过的手法，你使用了，便是具有先锋性的。
记者：您之前曾说过想写历史上的西域36国，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开始动笔了吗？能否具体谈谈？
卢一萍：我是有过这个想法，我想依靠存留下来不多的关于36国的史料，选择十来个王国，写十来篇小说，虚构各个王国不同的灭亡原因，构成一部想象之书，希望以此向我喜欢的博尔赫斯致敬。
我多年前写过两篇，一篇叫《精绝》，另一篇是《姑墨上空的云》，都有颇浓的寓言味道。我得用富有荒漠气息（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早就湮没于滚滚流沙之下）的语言，又要有历史的韵味，内在的诗意，同时给每篇小说赋予现实意义，所以写作难度很大，很耗费心力，所以写完那两篇，就没有再写了。或许过上一段时间，我会继续写它。
最刻骨铭心的是别离
记者：您的作品有一种雄浑的坚硬感，而且辨识度很高，像日本电影里的那些硬汉。人们都说“文如其人”，您的人生里是否也有这些因素？说说您人生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部分？
卢一萍：我自认为，我算一个硬汉，这种形象不是银幕上的，也不是表演出来的，它更多地体现在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强大上，也就是你面对逆境时，是直面，还是屈服；在面对人生抉择时，是摇摆、退缩，还是果断、向前。你知道什么是你人生该做的事。因此，也可以说，硬汉更多的时候是被生活或理想逼出来的。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心由两个部分组成：柔情似水的部分和坚硬如铁的部分。当我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善美，我柔情以待；当我面对这个世界的假恶丑，我会变得刻薄、无情。
如果要说我人生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部分，有人认为是我在西部的壮游，我的确走了西部很多地方，但那最多只能算我人生难忘的经历；令我刻骨铭心的，我认为还是在面对爱、离、别时。爱情的到来与破碎，亲人和朋友的离世、战友的牺牲，不得不面临的一次次别离，都是我格外脆弱的时候。
记者：您的个人标签是“自语症患者”，有一种隔绝于世人之外的感觉，能否具体解读一下？
卢一萍：做一个“自语症患者”，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俗的日常生活。小说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颂歌，小说家是研究俗世生活的专家，要能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所以不能把自己隔绝于世人之外。
我也说过，小说家都是自语症患者，这也是小说家的一种状态。这跟小说这个体裁的特性有关，把现实中的人和事通过虚构，达到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的效果，这是小说家的职责。小说是通过虚构来达到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目的，所以，写出好小说的难度很大。一篇短篇小说有时也会耗费一个人一两个月时间，写一部中篇小说花费的时间会更长，有些长篇小说要写好几年，比如《红楼梦》，曹雪芹耗费一生也没有写完。所以独处书斋，俯首稿纸，就成了小说家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也正如我说过的，严格意义上讲，文学是孤独的产物，所以，一个作家承受孤独，是一种命运，也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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