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倾，曲池平”——张居正对自己身后事的“预言”
汉朝大儒董仲舒说他的座右铭是：以义正己，以仁安人。用这句经典之语权衡张居正，他也做到了。他不但严于律己，对他的家人特别是子弟辈，要求也极为严厉。
张士佩是陕西韩城进士，军籍，万历八年三月出任四川巡抚后，奉敕清丈田地，将隐匿和诡寄在他人名下的全部清出，使得承受重赋之困的百姓，负担明显减轻；天全土司杨时春作乱，他派兵将其生擒。就是这样一位干练的巡抚，也不能免俗地给张居正送礼。张居正与之推心置腹，说我生平好荐举、援引天下贤能的人，后来进入内阁，进贤又是职责所在，首辅之位更易于援引提携，故我荐举的人尤其众多。有人从沉沦小吏登诸八座，成为尚书侍郎一级的高官，同我一起比肩事主。但我不会让他们知道，也从不希望得到回报，因为荐贤本来是为了国家，并非想市德于人。而现在为我所引荐、提拔的人，往往用馈遗相报，一旦被我拒绝则心生疑虑，说：“丞相为何疏远我呢？”有人不能殚心任事，一旦被罢官则又责备说：“柄国为何不像起始那样，始终庇护我？”凡此种种都是流俗之见，并非大雅之材。古代义士所以酬报知己的，定是道义所在，又岂在区区礼节之间！萧何相国以韩信为贤则夜下追之，后见他背负汉朝则除之，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国家出于公心而已，岂有一经荐拔，就能保其平生的道理？
张居正也承认，他的父亲、家人在荆州接受了一些馈赠。这种情况自张居正进入内阁到他去世的十几年间，不曾间断。隆庆三年，他给荆州知府赵贤去信说：“前老母、舍弟回。顽奴不知已擒获追并否？”从张居正去信的隐晦用语推断，这个顽奴打着相国的旗号撞骗他人。赵贤开始以为，张居正仅是做个样子，也就没有特别在意。后来张居正一再追问处理结果，又派锦衣卫把顽奴抓捕，经初步审讯，顽奴对诈骗潘姓士大夫之子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按照明朝法律，“与受同科”，即出钱行贿的与接受贿赂的人都要接受同等惩罚，并且，按照审判程序，发遣以上的重罪必须经由巡抚、巡按一同向朝廷司法部门转呈。张居正得知情况后，既惶恐又惭愧。为此致信赵贤，商量变通处理。说我既不能禁止下人为非作歹，又因而连累他人父子前程，内心实在不安，现在犯罪的两个恶棍被监禁在锦衣卫，希望在此结案。我的个人意见是，不必送呈巡抚、巡按两院，请把盖有印信的揭帖（不属于司法正式公文）与犯罪人供认的招词，以及原赃银两一并差人，直接送给我。我收到后，将来文与赃款发给该锦衣卫，立案归结，二恶棍也就在锦衣卫处置，不用送刑部。这样处理既不伤潘氏父子前程，也不经由许多衙署，留下此案形迹。
张居正清楚，他这样做有违案件审理的程序。他援引现在各省布按两司，用印信关防揭帖，处理公事甚多的“依据”，倾情相告，说我身居柄国之位，承担重任，每天检点自己，想以身作则，为百官做表率，没有料到家中顽奴竟敢故犯宪条，孽由自作，死不冤枉，希望早点除掉他，以警其余。揭帖中开明已经监故即可，其赃银务必解来，是因二恶棍见到被害人的口词、赃物乃肯输服。而且，我的心迹也因处理这件事得以表明。
因此案未经正式的司法程序，没有留下更多原案资讯。从张居正的书信判断，这是张家的下人合伙诈骗潘氏父子，许以官职或科举之事，而潘氏父子也出了银钱请托。张居正不想让这件事为外人所知，一则有损相国的声名，二则为他人攻击自己提供口实。后来，在张居正的主导下，这两个恶奴被锦衣卫杖毙。
张居正对赵贤非常信任，出任首辅后，升赵贤为湖广巡抚，此举意在借重赵贤约束家人。如果家人有不法之举，他也能及时得悉，便于私下处理。张居正的父亲，性格磊落，好饮喜交，在乡里中颇有人望，儿子的成就让他很自豪，有意无意，到张府送礼的人着实不少。张居正对父亲感情最深，有些人与事，他不好也不敢明言，只好请赵贤来“把关”，说：
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藉公之威，明示两司及敝处守令诸君，但有如前所云者，幸即为擒治。其所请嘱，无问于理可否，悉从停阁；有强梗不法者解来，仆面鞫之，欲得而甘心焉。仆今待罪政府，兢兢自守，门户举动，皆诸差人所睹见。严之于官守而纵之于家乡，人其谓何？即诸君爱我，亦不宜用世俗相处也。仆平生耻为矫饰，其所云者，悉出赤悃，万维垂亮。
在给左都御史廖春泉的信中，张居正也承认，张家人虽颇知奉法，而小小的不干净未必全没有，对他们钳制管束一日不敢忘掉。
当时确有官员把重礼送到荆州，以图东山再起，对这样明显的贿赂，张居正的处理更为严厉。刘秉仁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嘉靖四十五年出任郧阳巡抚，隆庆元年十月，因御史参劾他不职，用到南京衙门做了闲职。不久，因给事中吴时来等人参劾他曾疏荐太监李芳，被罢官解职。万历帝即位后，有巡抚举荐刘秉仁明达端方，干济有声，疏下吏部。张居正作为首辅，也认为刘秉仁过去在郧阳有惠政，无端被诬，召用有期，并与吏部商量，等有合适的巡抚空缺将他补用。但刘秉仁好像不能等待片刻，居然多次与吏部私下联系，还暗中透露张居正的意思。吏部尚书对张居正说，此公（刘秉仁）才能我也确信可用，无奈书信频仍，本部因此引嫌不敢用他。自此，张居正也无法讲话。不料，刘秉仁又到荆州张家以拜见同年长辈的名义送厚礼。
万历三年，张居正给他写了一封语气严厉的信，说刘的做法是欲速而反迟，求得而反失。张居正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对有才之士的渴求远甚于士人对我的渴求。即便远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如果其人真的贤能也一定要用。而你不以贤德之人自处，等待国家用人；相反却用集市做买卖的办法给我馈送厚礼，要挟我以必从，又想通过我的家人陷我以难却，你如此做法真的是太不了解我了。古人曾说，非其义而与之，如置之沟壑中。我真想不到，你把同年（进士）作为沟壑啊！以你的抱负、资历和能力，又当盛年，本来当下就应该起用。希望以后关门养重，召公之令，不期而至。如果一定要像流俗那样所为，舍大道而走曲径，弃道谊而用货贿，我不得已，必将你的事向朝廷揭发，以表明我公正无私。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既陷我于薄德，而公亦永无向用之路了，对彼此都有损害啊！
张居正通达人情世故，不是板着面孔的铁包公，他律己极严，对刘秉仁以行贿又近乎要挟的手段以图官复原职不留情面，后来也没有起用他。
湖广特别是荆州府、江陵县的官员，属于张居正家乡的父母官，对张居正也有照顾。万历二年，荆南道员施华江、荆州知府王古林动议，将荆州府中的一块淤洲送给张居正家，以贴补家用。张居正谢绝二人的好意，致信说：我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年纪大了，子弟头脑也不灵光，真心不愿广地积财，以增加自己的过失！而利之所在，怨之所积，相国家带头，百姓讨生活就更困难了。
万历五年他又给湖北巡按向程写信说：近日我收到家信，说你派人到寒舍送厚礼，我的弟弟因夙有省戒，不敢承领，已当即返还给你派来的人。你有新的职位，将离开湖广，不知是否完璧归赵？希望你查询后告知我。从前屡次承蒙你惠赐，俱未敢当，不料你又出此！广西巡抚吴文华也把厚礼送到张家，张居正屡次拒绝，说以后如果再送，不敢不以上闻。
张居正任首辅后，打着张家旗号招摇撞骗的事，明显比以前多了起来。这类事比较隐晦，现已真假难辨，但张居正时刻关注，一经发现，为免人们议论，多不经过官府的正规程序而以家法处置。
张居正的家乡，有个湖广夷陵州（今湖北宜昌县境）的人，张居正不知他的真实名姓，此人曾在荆州冯午山公处，代班坏事。隆庆四年，在仪真地方，搭一油客船来京，沿途即诈称是张家人，船上还挂内阁牌面，又诈写张居正的拜帖，见河道总督翁大立时，翁总督也为他所诳，给予照身批文（在护照上有批示），因此一路上免抽税，打过关，一直到通州张家湾。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差东厂和锦衣卫的人把他拿送法司，发边远充军。岂料此人诈骗之术甚高，至戍所后，又诈称张居正家人，竟然诳惑宣府总兵纵令脱伍。万历元年，此人又到江西清江（明朝临江府治）诈骗。操江巡抚（设应天）将其抓获后，因不知此人的真实来路，于是从轻杖责后就把人放了，并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致信说，我素重名节，虽亲子弟，无敢以毫厘干预官府。三年前，曾有一家奴指称小儿名目，诳人三两银子，当即送本府杖死。可恨此棍，无故随处打网，诬人名节。幸亏你发觉有诈，本希望为我重加惩治，以除祸本，奈何又从轻处理放了他。他现在漏网，将来又不知做出何等事情。如果他尚在发配的地方，希望从重惩办；如果已经逃脱，希望密派逻卒，连同逃奴朝吉一同捉拿归案。
运河是南北经济的大通道，在此诈骗的也不乏其人，张居正只好刻一块信牌，发给各过往地方官署，凡是打张家旗号的人，一律收捕。万历二年，张居正交代漕运总督王宗沐：近来运河上的奸人动辄打着张家运送米物的旗号，四处诓骗骚扰，屡加惩治仍不歇止。我现在朝堂为官，京城宅门，大小所用，即便朝夕两餐的花费，都是用朝廷给的俸禄换取，随用随花，连一年的积蓄都没有。况且，我出身贫困，老父母健在，尚须拿出微薄的俸禄寄给二老，哪里还会有其余的积蓄雇人做买卖！凡是打这类旗号的，全都是假的。考虑到诸位有所不知，也难以每个衙署都一一告知，现在出此僭越的举措，刻一道信牌，交付给各处过往紧要的官署收执，以便盘诘查验。借助王公的威重，照我名单所开的诸处，分给禁约，取具收结缴查。如有犯者，仍望即置之重法，以成全我曲廉小节。王宗沐果然按照张居正的请求，后来抓获冒充张家的人，将其杖毙。
万历七年，张居正又得知有棍徒假名张梅，自称张居正家人，于江南北一带贸易，督漕侍郎江一麟也为其所诳，给予牌票，全免关税，又擅乘驿传有所求索。不久，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将其拿获，交官法办。张居正随即告诉江一麟，说小儿居家闭门诵读，即便我家乡荆州的官员，也很少与他接见。四方相知故交每有惠赐，一毫也不敢领，岂能差人到远处去从事贸易！此后再有奸人假称我的族姓家人，不论真伪即置之重法。如江公不忍加刑，希望差人拿解来京，愿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漕运衙门，严加缉访；有重令脱逃者，将官吏提究。
权之所在，利也归之。给张家送礼的名堂许多，为张居正父母送礼，有孝敬长辈之意，如果又是张居正的同年交好，就会令张居正很难拒绝，这种情形下，张居正也偶尔略收一二。
父亲张文明去世后，张居正在京守制，又辞去朝廷俸禄，亲朋好友以吊唁的名义送礼，张居正也一概拒绝。有济世之才的凌云翼是张居正的同年进士，时任两广总督，他拿出自己的薪俸要帮衬张居正。张居正对他坦露初衷，说我自任官以来，对四方的馈遗虽然一概拒绝，但于一二相知故交，偶尔也有非常少的接受的情况。现在连相知故交也不敢领受，这并非自绝于长辈。因我现在暂时留在朝廷，承蒙君父非常之恩，艰巨之托，不得不弃家捐躯以图报称。故上不受国家的俸禄，下不受朋友的馈赠，以图国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这才让我的内心稍安。伊尹一介不取，故身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人不以为非；诸葛孔明言：臣死之日，不使家有余财，廪有余粟，以负陛下。我虽然不肖，也愿意向先贤学习。如果辞去国家俸禄以沽名，而又接受私人馈赠以自润，上欺其主，内欺其心，我真的不能这样做！
湖北布政使杨柏是河南商丘人，也是张居正的同年进士，他以年谊吊唁，又欲亲临荆州祭奠。张居正得知后对他说：除皇帝召见、赴内阁处理事务外，我每天闭门守制，不在私宅接受宾客的吊唁，四方相知故交送来的奠礼也一切谢却。诸位同年虽然属于世谊，与众人不同，但我也不敢承当。谨把你写的祭奠章稿先寄回放在先人的柩侧，我老父地下有知，必定深深感谢。至于丰厚的奠礼实在不敢领受。等我明年南归时，一定亲自到府上表达谢意。
甘肃总兵陈锐给张居正送厚礼，送到京城相府，且以问遗老母为名，张居正以无因至前，殊为惊讶，但又不好坚拒，只好委婉谢绝，而陈总兵没有回信，张居正担心捎信的出现差错。张居正还得知，陈总兵于其他官员皆有厚馈，忧虑以前钻刺之风殆将复作，遂给三边总督郜光先写信，请他戒谕：今朝廷圣明，功罪赏罚一秉至公，营求打点皆为无用，唯有竭忠尽力报效国家，才是正道。
张居正有时迫不得已，象征性地收取一点，是让对方安心。万历八年，云南巡抚饶仁侃送礼，张居正考虑到边方将帅数千里路途，如果一概不收，也令人不安，于是象征性地收了眼掠及催生杯二件。张居正还询问，催生杯不知何物所造？何所用之？便中示之，以广异闻。
高尚志，曾任江西布政使司左参议，他的女儿嫁给张居正季子张懋修为妻。万历元年，高给张居正送礼，这本是亲家之间的礼尚往来，但张居正也予拒绝，并把他编纂的《帝鉴图说》赠送高尚志一部，还说是他的妻子寄给令爱的薄仪，希望收下。
万历二年五月是张居正的五十岁生日，广东巡抚张守约送厚礼，张居正回信说：贱日有惠，概不敢当，辄用归璧。极知公厚意，中心藏之，此后幸无烦差人于寒舍问遗，恐涉形迹。还有的官员已经解职，把厚礼送到江陵张家，张居正一再讲：仆于交际之礼久已旷废，又严饬族人子弟不敢轻受馈遗，故虽相知亲旧有惠，概不敢当，并非故意与人违众，更不是沽名钓誉，实在是以当事任重，兢兢焉务矜小节以自完而已。
甚至有的人与张居正关系极好，送礼理由又特殊，张居正也予以拒绝。张居正与李春芳是同年，后又同在内阁，李为首辅，张居正居次。李春芳致仕后，二人仍保持书信往来。万历四年，有人传李春芳父亲去世，但张居正等了很久也不见同年向朝廷上请恩疏*，内心怀疑消息是否真确。次年六月，李春芳按例向朝廷请恩，并请张居正为他的父亲写神道碑，还把一笔润笔费送来。张居正对未能及时吊唁，向同年表达万分歉意，他接疏后即交有司复允，并说视常典有加。但还是拒绝了这笔颇为可观的润笔费，并请李春芳派来的人带回，答应秋冬时节将神道碑写好呈上。数日后，赐原任少师大学士李春芳父李镗祭葬如例，加祭二坛。
张居正教子极严，不但各省督抚及各边大帅，俱不许之通书问，即京师要津，亦无敢与往还。“盖欲诸郎君继小许公事业，预养其相望耳。”吴善言是直隶成安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万历六年因考察卓异，由山西右参政升为浙江巡抚。吴一直想找机会向张居正表示谢意。张嗣修中进士后，吴善言送礼以贺。张嗣修将此事告诉父亲，张居正令嗣修将礼物璧还，还专门询问吴，退回的礼物是否收到。
张居正家被查抄时，论救的人包括申时行、于慎行，他们都称其收受礼物于朝中官员则不敢，于边远地方则有之。但在张居正的书札中，又以拒绝边帅及边方督抚为最多。万历七年，他与两广总督刘尧诲讨论吏治时慨叹道，自嘉靖、隆庆以来，地方大员接受下属的馈赠几乎成为惯例，而交际太多，费用太大，又成为各省的通病，其中以两广最为严重。说他自进入内阁到现在，仅拒绝两广官员的馈赠就不止万金！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我屡次代皇上拟定严厉的谕旨，奖廉惩贪，也真心想以身作则，共成廉洁正直的政治风气！
张居正也确因拒绝收礼而遭到过报复。傅应桢任知县时，给张居正送礼遭到拒绝，而他送得一次比一次贵重，甚至声称把自己佩戴的白玉送给张居正。张居正对此颇为不解，说前次与你相别时，我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劝，因而你屡次送给我的厚礼，我都不敢接受，原因很简单，唯恐与我平日规劝你的话相违背，也有亏你坚守自己的节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屡次拒绝而你却仍然馈送不已，而且送得一次比一次厚重，莫非你觉得我是因为嫌少而馈送越来越多吗？至于你声称把腰间所佩戴的白玉送给我，这更令我惊异，你想一想，这样的宝物从何处得来？恐怕并非一个县令所应该有的。张居正拒绝馈送，又揭了傅知县的短处，自此，傅应桢对张居正既畏惧又痛恨，出任御史后，多次参劾张居正。
地方官为张居正及乃父建坊表，张居正却看得很透，甚至预言了自己的下场。
陈以勤是张居正的老师，后又同朝为内阁大臣，他的儿子陈于陛于隆庆五年任湖广巡按时，在张居正家乡倡议做表闾之事，且态度坚定。张居正此时任内阁大学士近五年，此举显然有讨好之意，但也是惯常做法。家人把这件事告诉张居正。张居正予以制止，他对陈于陛表示，他既惭愧又惶悚。当张居正得知表闾还要垂念先世时，他说这是重仆之不德也，说自己的曾祖平生急难救困，曾愿以其身为蓐荐，而使人寝处其上，假如表闾这件事让先人所知，决不会忍心以此困我家乡父老，以自炫其闾里。而且，今年楚中遭受水灾，少省一分，小民则受一分之赐。在我寒门少此无损纤毫，而取多益寡，在乡人则有大惠。万望体谅，希望此举停下来。
后来，表闾的事情由湖广巡抚汪道昆、郧阳巡抚凌云翼二位进士同年提议，由湖广布政使司分守荆州府的官员和荆州知府具体落实。张居正先给汪道昆写信说：“以前就知道你为我建坊之举，已预先陈述我的至诚，没有料到你已下令，我且愧且感。况且荆州连年水灾，仆方欲救之而不能，而敢为大役以招致众怨吗？且仆前已有二坊，省此不为缺典（仪节），而益之乃足以重吾过。”
隆庆六年正月，张居正又给荆州道府写信予以劝阻，说荆州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再加上大工程役使，致使百姓心生怨恨。我家有薄田数亩，足以维持一家生计。我又时时把俸禄奉上老亲，也有美食为宾客之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赠的铢两都是民膏，我有何功承受、何德享受？我刚刚给汪、凌二公写信，诉说我内心的极度不安，希望你们再把我的意思转达，一定把工程停下来。如果不停止，就像我当面对你们说的那样，以建坊的工料费作为废辽王府的价款，交政府抵扣财库作数。我虽说对家乡没有什么德政，但也惧怕敛怨以加重我的过错。
万历九年，郧阳巡抚杨俊民也要为张居正建坊表宅，张居正颇感无奈，回信说：“数年以来，愚父子表坊已六七座。已写信给敬修，即便建坊表的公文已发，大功已举，也恳请停止。”
张居正回乡葬父，万历帝接连下诏。江西临江人朱琏为御史时，取好张江陵，为入幕第一客。万历八年，时任湖广巡按的朱琏提出在荆州为张居正建三诏亭，以彰天眷、垂永远。张居正的回答带着真挚，似乎也以看透世间一切的口吻预言了自己故去后的结局，颇令人唏嘘：
吾平生学在师心，不蕲人知。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张文忠近时所称贤相，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不榖虽不德，然其自许，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后世诚有知我者，则所为不朽，固自有在，岂藉建亭而后传乎？
且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者乎！
张居正并不看重世俗眼中的“三不朽”，他执理不疑，秉道而行，连万世之是非都不在意，又岂能为一时之毁誉所羁绊！他敬佩嘉靖初年的张聪（谥文忠），但他认为，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要超过张文忠。他见惯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夏言如此，严嵩更如此。他预言自己也不能免。这些悲剧，难道是个人的原因吗？无良法，何来善治。没有良好的制度，再高明的智者也逃不脱“高台倾、曲池平”的宿命。
沈德符写《三诏亭》，专文评论说：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幕客中有人称颂他的相业，他回答说：“我非相，乃摄也。”“摄”字对于江陵柄国而言，固然没有错，但数千年历史，也只有姬旦、新莽二人可谓“摄”，至江陵，可称为第三人吗？
万历八年春季，他因弟弟张居谦去世，决意奏请回乡，但奏疏用语不说“乞休”，而说“拜手稽首归政”，如此，则皇上俨然已是成王了。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因为骑虎之势，自难中途而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昙阳子（王锡爵女）称江陵为一世豪杰，王锡爵惊骇之余而信服，故入都后不再与江陵作对，反而愈加调护，也是用化女之言也。不错，张居正任首辅之初，皇帝尚年幼，他不止一次对人说，主上聪睿异常，又纯心信任，即便成王之于周公，恐怕也未能如此。
（本文摘自林乾著《柄国宰相张居正：权力之变与改革人生》，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0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