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虽然在统计上还保持正常状态，但含义多少已经发生了改变
【编者按】
《逃逸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著作体系中一本重要的小书，全球化作为主要议题贯穿始终。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技术的和文化的，其产生的后果为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过程，带来的不是全球市场，而是一个全球世界主义社会。全书讨论了与人们的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五个主题——全球化、风险、传统、家庭和民主，作者以反思与重建现代性的视角和结构化理论，将这些重要主题联系在一起，展示全球化如何影响我们的当代生活。澎湃新闻经商务印书馆授权，摘发其中关于“家庭”的部分内容。
在当今世界发生的所有变化中，没有哪个比发生在我们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变化更为重要，比如性别、关系、婚姻、家庭等。在我们应当如何思考自身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方面正在发生着全球性变革。这场变革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中不均衡地行进着，且伴随有反抗。
与逃逸世界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完全不知道这场变革的结果有几分是好、几分是坏。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场变革是所有变革中最困难和最揪心的转变。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对这些更庞大的问题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原因之一便是，我们难以以共同协作的方式解决那些问题。然而，面对这场直接逼近情感生活核心的变革漩涡，我们不能从中抽身。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对性平等、性法规（sexualregulation）和家庭的未来进行过严肃地讨论，而那些没有对其进行公开讨论的主要是受威权政府和原教旨主义群体积极压制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争论主要发生在国家或地方层面，与这些争论所带来的社会或政治反应一样。政客和压力集团往往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调整其有关家庭的政策，只要使离婚变得更难或更容易，这些问题的解决之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找到。
但是，这些变革对个人和情感领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特定国家的边界，哪怕这个国家是像美国这样大的国家。我们发现几乎每个地方都发生着一些共同的趋势，只不过这些趋势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家庭是传统与现代性斗争的一个场所，同时也是二者的体现。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其他植根于过去的制度，家庭那个遗失的港湾萦绕着更多怀旧的情绪。政客和行动主义者常常诊断出家庭生活崩溃，并呼吁重新回到传统家庭。
传统家庭包含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具有不同种类的家庭和血缘关系。但即使是非现代文化中的家庭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各地都随处可见的特征。
传统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单位。农业生产通常涉及整个家庭，在绅士和贵族阶层，财产转移是婚姻的主要基础。在中世纪欧洲，婚姻既不是建立在性爱的基础上，也不是性爱应当发展的空间。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乔治·迪比（GeorgesDuby）所言，中世纪的婚姻没有任何冲动、激情或者幻想。
性别不平等是传统家庭的固有因素，我认为这种不平等怎么夸大也不过分。在欧洲，妇女是丈夫或父亲的财产，是法律所规定的动产。男女两性的不平等自然被延伸到性爱领域。性爱的双重标准是传宗接代和继承财产。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男性都广泛而光明正大地拥有侍妾、情人或者妓女，更加富裕的男性甚至还会跟自己的仆人寻欢作乐。但男人们必须确保妻子是自己孩子的母亲。女孩子的美德是贞节，妻子的美德则是从一而终。
传统家庭里不仅妇女缺少权利，儿童亦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将儿童权利载入史册的思想出现得相对晚近。前现代社会就如今天的某些传统文化一样，养育孩子不是出于孩子的缘故，而是出于父母的喜好。我们甚至可以说孩子根本不被承认为个体。这不是因为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他们更关注孩子为共同经济负担能够做出的贡献。此外，儿童的死亡率也令人发指。在17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几乎有1/4的婴儿在1岁时夭折，有近一半的儿童活不过10岁。
除某些宫廷或者精英群体外，传统家庭的性生活总是为生育所主宰，这实质是传统与自然的结合。有效避孕措施的缺乏对大部分妇女来说意味着性生活与生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在包括西欧在内的大多数传统文化中，直到20世纪初，一个女人一生中可能会有10次甚至更多的怀孕经历。
原因前文已经给出，性生活由女性的美德观念所主导。性的双重标准通常被看作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总是以这种或者那种版本存在于所有非现代社会中。其中包含着一种对于女性性生活的鲜明二元观念：一种是品行端正的女性，另一种则是行为放纵的女性。在许多文化中，男性性行为放纵被看作积极的男子气概的表现。詹姆斯·邦德（JamesBond）因为性生活像其身体一样勇猛而受到赞美。但相反，女性的性放纵却几乎是完全无法被接受的，不管某些杰出人物的情人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同样受传统和自然的双重影响。人类学的调查发现，在许多文化中，同性恋（至少是男同性恋）是被容忍的或得到公开认可，而不是被拒斥。比如，一些社会鼓励年轻男孩去与年长的男性建立同性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是性指导的一种形式。这种关系会一直持续到年轻人订婚或结婚为止。对同性恋持敌意态度的社会则通常谴责这种现象为明显反自然的现象。西方社会的态度比大多数社会更加极端，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同性恋依旧被广泛看作一种反常和堕落，并被写进了心理学教科书。
当然，对于同性恋的敌视态度现在依旧是普遍的，许多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依旧对女性持二元态度。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社会对于性的基本要素开始发生根本改变。性开始与生育完全分离出来。性首次被看作一种可以被发现、被培育和被改变的对象。曾经被严格地与婚姻和正当性关联在一起的性，现在与它们的联系已变得非常微弱。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同性恋接受度的提高不仅仅是对自由与容忍的敬意，它也是将性与生育切割出来的逻辑结果。人们在定义性快感的不满足时，不再仅仅局限于异性的性行为。
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西方国家支持者所称道的那种传统家庭事实上只是家庭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晚近和过渡阶段。因为在这一时期，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依旧相对较低，想要不被污名化而离婚，对于女性而言依旧很困难。但较之过去，那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显得更加平等。家庭已不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浪漫之爱取代作为一种经济契约的婚姻而成为婚姻的基础。自那以后，家庭开始发生更加深远的变化。
具体情况在不同的社会各有不同，但几乎可以在工业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现相同的趋势。现在，只有很小一部分人仍生活在所谓20世纪50年代家庭的标准之中——父母与结了婚的孩子仍然生活在一起，父亲负责养家糊口，母亲则是全职家庭主妇。在一些国家，超过1/3的出生率属于婚外生育，独身的比例也显著上升，而且大有上升得更快的趋势。在如美国、英国等大多数社会，结婚依旧十分普遍，但它们基本可以被称作高结婚率、高离婚率的社会。另一方面，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同居的比例很高，其中包括已有孩子但不结婚的人。在美国和欧洲，多达1/4的、年龄在18—35岁的女性宣称她们不想要孩子，并且她们似乎将如此行动。
各种各样的家庭形式在所有国家将继续存在。在美国，许多人——尤其是新移民——依旧依据传统价值观念而生活。但随着同居但不结婚的伴侣比例的上升，大多数家庭生活已然发生了改变。婚姻和家庭已变成了我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空壳制度（shellinstitutions）：尽管它们的称谓还是如此，但其内部的主要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在传统家庭里，已婚夫妇只是家庭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通常不是主要部分。在日常的社会行为中，与孩子及其他亲属的关系也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但在当下，已婚或未婚的伴侣则成为家庭的核心。随着家庭经济角色的弱化，爱，或者爱再加上性吸引成为建构婚姻纽带的基础，伴侣们开始成为家庭生活的核心。
一对伴侣一旦组成，他们就拥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特有的传记。这是一个以情感交流和亲密关系为基础的单元。亲密关系这个概念就如我在这本书所讨论的许多其他熟悉的概念一样，听起来很古老但事实上非常晚近。过去的婚姻从来不是以亲密——感情交流——为基础。具有亲密关系和情感交流对一个好婚姻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婚姻的基础，但对于伴侣来说却是。交流首先是建立伴侣纽带的途径，也是双方得以继续交往的首要理由。
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所发生的重要改变。现在，“伴侣”“分开”比以往的“婚姻”“家庭”给个体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描述。相较于“你结婚了吗？”，对我们大家来说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你经历情感关系了吗？”晚近有关情感关系的观念也是令人吃惊的。在20世纪60年代很少有人谈论“情感关系”，他们也无须从亲密关系的角度来谈论“关系”。那个时候的婚姻是承诺，包办婚姻的存在就是无聊的见证。
在传统家庭里，婚姻有一点类似于自然状态。对于所有男人和女人而言，婚姻被定义为大多数人都必须经历的一个生活阶段。那些没有步入婚姻的人会遭到他人轻蔑或贬低的眼光，特别是单身女人，男人如果单身太久也会遭到非议。
虽然婚姻在统计上还保持正常状态，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婚姻的含义已经或多或少完全发生了改变。婚姻表示一对伴侣处于一种稳定的关系中，并且的确有加强这种稳定性的可能，因为它是在公众面前做出的承诺。然而，婚姻已不再是定义长期同居的主要基础。
儿童在其中的地位显得有趣，有时也显得很尴尬。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对于儿童和儿童保护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我们变得如此珍爱儿童，部分是因为儿童变得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当代人对拥有孩子的决定与前几代人完全不同。儿童在传统家庭里是一种经济效益，相反，在当今的西方国家，儿童给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较之以往，现在生孩子的决定是非常独特的，它通常受心理和情感需要的引导。我们担心离婚和许多无父家庭的存在会对孩子造成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担忧，在于我们对于保护和养育儿童的期望已变得越来越高。
情感交流以及由此衍生的亲密关系正在取代过去将人们捆绑在一起的纽带。这里主要存在着三个领域，即性爱关系、亲子关系和友谊关系。
我将用“纯粹关系”概念来分析这三个方面。纯粹关系是一种基于情感交流的关系，这种交流所获得的满足是这种关系能否延续的主要基础。我没有说纯粹关系完全是一种性关系，也没有用它来表示现实中的任何一种事实。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改变。每一个被提及的领域——性爱关系、亲子关系和友谊关系都接近于这一模式。情感交流或亲密关系正成为这些领域的关键性因素。
纯粹关系与更加传统类型的社会纽带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动力。前者主要依赖于主动信任的过程——将自己展现给他人。开放是亲密关系的基本条件，纯粹关系中暗含着民主。当我最初开始研究亲密关系时，我阅读了大量有关治疗与自助主题的文献。我吃惊地发现，很多我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评论。如果你观察一下临床医学家是如何看待良好关系的——不论上述三个领域当中的哪一个——你会惊奇地发现，其中直接存在着类似于大众民主的因素。
毫无疑问，良好关系是一种理想——大多数普通关系甚至难以挨得上边。我的话不是暗示我们的配偶、爱人、孩子或者朋友之间关系经常是混乱的、冲突的和令人不满意的。但民主的原则也是一种理想，民主与现实通常保持着巨大的距离。
一段良好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关系方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在这种关系中，每个人都尊重他人，也希望对方尊重自己。纯粹关系是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所以理解他人的观点极为重要。交谈、对话是使纯粹关系得以运转的基础。如果人们彼此没有太多的隐瞒，即能够相互信任，那么纯粹关系便能处于最佳状态。人们应当努力信任，但不能把信任看作理所当然。最后，良好关系是一种免于专制权力、强制或暴力的关系。
当我们将这些原则和理想运用到纯粹关系中时，我们正在讨论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情感方面的民主。在我看来，在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方面，情感民主与大众民主同等重要。
与所有其他领域一样，情感民主也适用于亲子关系领域。亲子领域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平等。不论从何方利益而言，父母都必须对孩子拥有权威。但是，原则上必须假定他们是平等的。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家长的权力应该基于一种隐匿的契约（implicitcontract）。父母实际上在对孩子说：“如果你是大人，并知道我所知道的，你会同意我让你去做的事都对你有益。”在传统家庭中，孩子只能对父母的意志唯命是从，许多对孩子的叛逆感到绝望的父母可能很希望恢复这种权威。但已经回不去了，也不应该回去。在情感民主中，孩子能够而且应该有反驳（answerback）的权利。
谈及培养情感民主，我没有要削弱家庭的角色或者削弱与家庭有关的公共政策的意思。民主意味着接受责任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必须让对儿童的保护成为立法和公共政策的主要特征。父母应当履行抚养未成年孩子的法律责任，无论他们的生活条件如何。婚姻不再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可以帮助建立稳定而非脆弱关系的仪式性典礼。
所有这些都可以提出为数众多的问题，但短短一章我不可能回答太多问题。不过非常明显，我已经浓缩了那些影响西方国家家庭的主要趋势。在那些传统家庭很大程度上依旧保持完好的地区，那又当如何？那些已经出现在西方的变化会变成全球性的吗？
我认为会。现在的问题不是现有形式的传统家庭是否会被改变，而是何时和如何被改变的问题。我甚至可以更大胆地提出，我所描述的新兴情感民主正处于我前文描述的世界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抗争的前线。女性的性平等和性自由对于传统家庭而言是不相容的，对于原教旨主义群体而言是令人厌恶的。在世界上，反对女性的性平等和性自由的确是全球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对于家庭状况的担忧比比皆是。我们不能认为每一种家庭形式都一样好，或者认为传统家庭的衰微就是一种灾难。我的观点与政治或者原教旨主义的权利观正好相反，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对传统家庭或者其中某个方面的坚持比它的衰微更令人担忧。那么，在相对贫穷国家，什么是促进民主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无疑，正是女性的平等和教育。那么，什么改变才能实现这一点呢？传统家庭的改变便是重中之重。
性平等不仅是民主的核心原则，与幸福和成就感也高度相关。家庭领域发生的许多变化尽管都问题重重、举步维艰，但根据在美国和欧洲所做的调查显示，依旧很少有人想回到传统的两性角色，或者回到从前法律所规定的不平等状态。如果有我曾被灌输传统家庭无论如何都是最完美的情况，我会记起我伟大的姑姑曾对我讲过的话。她一定是拥有最长婚姻的人之一，曾经与其丈夫共度了60多年的时光。但她有一次这样向我吐露，在与丈夫共度的这段长久时光里，她深深地感到不幸福，但在她那个时代又无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