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消费者主权竞争的秩序问题
作 者：毛寿龙
在新古典的竞争模式中，竞争的战场，首先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爆发。每个消费者要在不同消费品中选择，不同厂家的消费品就在每一个消费者面前走过，最后消费者选择其中一个产品作为自己的消费品，这一消费品就在竞争中胜出。有更多的消费者，就意味着占据更多的市场。为了市场，生产者提供充分的信息给消费者，消费者在充分了解自己的欲望和财务约束的情况下，也就是充分了解自己有效需求的情况下，在一瞬间做出最优化决策，购买自己最想要而且有支付能力的产品。
在这一战场上，消费者掌握着完整的主权，也就是消费者主权。消费者内心战场竞争的结果是，市场上的商品，最后会均衡在消费者决定的价格最低点上。只要消费者有充分的理性，他总是能够买到价格最便宜的商品。所以，消费者主权，意味着“通货紧缩”。
在这里，政府不需要干预，消费者任何选择都是充分理性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市场也就有更高的竞争效率。
不过，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式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也就是消费者的偏好是理性的，而且是不变的，或者稳定的；其内在的欲望是受到财务约束的，而每一个消费者的财务约束线也是固定的。有了这个假定，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可以为每一个消费者确定一个消费函数，从而让其消费者效用能够最大化。
这些假定和理论推导，还意味着消费者是即期效用论者。任何消费，都是即期消费，像喝咖啡那样，立即得到效用。在这里，财富就是消费，每年的消费量就是消费者的当年财富。当年度消费价格的总和，就是这个国家的GDP。
新古典模型固定化后，就有了消费者的需求定理：
设定横轴为消费量x，纵轴为消费品价格y，因为消费者主权，消费量是消费者确定的，所以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那么就会有一条消费曲线：
y=f(x)
这条消费曲线一定是往上倾斜的，也就是说y=f（x）的斜率是正的，因变量y值随着x值的增加而增加。
每个消费者都有一定的收入，收入限制了这一条曲线的高度，所以收入越高，曲线高度越高，收入越低，曲线高度越低，零收入自然就只能零支出，零消费，不会有消费曲线：
x=0,y=0
新古典的消费者需求定理，最后会变成一个价格定理，价格决定消费水平，价格高，消费低，价格低，消费高。也就是说：
y=f(x)，有一个反函数x=g(y)。
在这个反函数里，y也就是价格成了自变量，而x成了因变量。按照自变量是横轴、因变量是纵轴的约定，该函数的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斜率为负。所以，价格高了，消费量下降；价格低了，消费量增加。
在这里，价格代表着资源的稀缺水平。越稀缺的资源，价格越高；越丰富的资源，价格就低。
但是现实生活中，价格并不代表资源的稀缺性，其结果就会产生消费者的滥用。如水资源很稀缺，但因为没有价格，消费者就会浪费用水。所以，给水定个价格，消费者就会节约用水。这的确是实情，在美国很多公寓给水确定一个价格后，用水量的确下降了，浪费用水现象得到了遏制。
不过，很多政府想通过给水资源确定更高的价格，或者阶梯价格来鼓励消费者节约用水。这些策略有时候成功，但大多数时候并不成功。其实很多情况下，价格上涨了，但消费者用水量并没有下降。这说明，价格未必会改变消费者的行为。虽然价格定理放在那儿，好像能起作用，但其作用仅仅是理论上的。
实际上很多城市道路拥堵，在市中心采取收取城市道路拥堵费的方法，给城市的道路资源定个价。有些城市则用提高城市停车费的办法来给城市道路的使用替代性的定个价。但城市道路的拥堵问题，一般只是短期内有缓解，但过段时间，似乎拥堵依然，并不解决问题。
当然，利用价格定理，来改变消费者行为的办法，不能凑效。是不是利用数量管制的方法，就可以很好地管制消费者的行为呢？显然，管制经济学也没有证明这一点。而确定限行的大城市，其实也没有缓解大城市道路通行的稀缺性问题。
这让新古典经济学陷入了政策困境。如果主张消费者主权，政府无所作为。如果主张价格可以影响消费者行为，政府可以作为，但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这是为什么呢？
奥地利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偏好并不是稳定的，财务约束也未必是固定的，当然欲望也是变化的，所以，消费者的行为，是很难预测，也很难模式化的。消费者内心的战场，无时不刻在变化，所以，消费者主权，并不一定是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式的消费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是消费的行动者，而不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的决策者。
当然，奥地利经济学家并不否认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模式是错的，只是说符合这个模式的消费者，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规。在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消费者，是一个行动者。他的行为的确符合经济学理性的原则，但并不是模式化的。任意的消费者，其消费行动并没有固定的消费函数和消费曲线。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过去的行为是可以描述的，但消费者现在的行为，和未来的行为，是很难预测的。很难预测，自然也很难干预。实际上，任何价格因素，消费者都可以内化为内在的判断，它可能改变了部分成本考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行为适应，任何改变价格的行为、确定消费限制的行为，并不实质上改变消费者的行动。
当然，无论是出于缓解稀缺性的价格干预，还是希望改变消费者行为的价格干预，无论是政府强制性的权力干预，还是社会道德绑架的强制干预，其最终都需要改变消费者的心态，也就是其主观的价值观。一旦主权者的心态被改变，该市场社会的自由心态就会被奴役的心态所取代。
自由的心态是积极进取、主动负责、不抱怨也不愤怒，总是积极行动；被奴役的心态往往是消极等待、消极不承担责任，不是抱怨，就是愤怒，就是不行动。
可以想见，这两个社会的人的脸型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一个将是舒展的，快乐的，后者则可能是饱经风霜的，忍辱负重的。
所以，在秩序经济学家看来，关键还是人的自由秩序，而不在于什么决策和行为的模式。
新古典发达的经济学范式，让我们理解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的运作模式，但也遮蔽了我们对人类自由秩序的理解。
新古典学者把人界定为消费者，但人并不是消费者，更多的时候还是财富的创造者和积累者。
在秩序经济学家看来，资源和财富的创造和积累，需要有发达的、去中心化的自由秩序。
只有在这样的秩序里，个人的行动才是自由的，而且是富有成就的。
其结果，人也将成为其人，真正成为具有行动力而且负责任的快乐幸福的人。
《美国秩序的根基》全面阐述了自由的美国人的秩序渊源。
《国富国穷》阐述了以色列人和拉丁美洲人的差别。作者说：
从世界上来看，以色列人资源最稀缺，土地、水都很稀缺，但农业经济最发达，劳动力用得少，农业产出也很多。他们对农产品实行过配给制，但并没有解决稀缺问题，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尤其是给农业投资充分的自由，以色列现在是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而且也是高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
而拉丁美洲人，土地、水、森林和人力资源都不短缺，但长期来看相信自己的依附理论，却看不到本地政府用种种理由（倒不是听信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对经济自由的充分干预。其结果是不仅不自由，不幸福，而且还不负责任，谁卖东西给他们是倾销，谁买他们的东西是掠夺，谁借钱给他们是害他们，当然谁要他们的钱，不会发生，因为他们没什么钱。
以色列的特点是，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即使处在战争的情况下，他们也坚持摩西十诫，主张自由和民主的秩序，是真正的人的秩序。
这就为以色列人的发展奠定了自由维度的秩序基础，也为以色列的年轻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秩序维度的支持，他们不仅仅是消费者，而是创造的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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