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序
基于龟兹王国境内分布的石窟寺院的考古资料，《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TracesoftheSarvāstivādinsintheBuddhistMonasteriesofKucha）尝试探讨并揭示龟兹早期佛教的发展历程。本书由多国学者合著，作者包括：魏正中，意大利籍，现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龟兹佛教考古、古罗马考古等；桧山智美，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特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龟兹与敦煌5-6世纪的佛教艺术；基弗尔-普尔兹，德国美因茨科学与文学学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戒律、巴利语文献学；谷口阳子，日本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译者王倩，考古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现为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考古、佛教考古。
《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采用新的方法和视角重新审视龟兹地区的佛教遗存，目的是根据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遗留的迹象进一步厘清龟兹地区僧众曾践行的佛教类型。通过系统而细致地解析“A传统”，本书认为，龟兹的说一切有部寺院文化可以被划分为四个阶段。经授权，澎湃新闻发布本书的四篇序言，以飨读者。
序一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魏正中（GiuseppeVignato）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白眉研究中心-人文社科研究所桧山智美博士联合多国学者参与的团队，经过近10年通力合作的《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一书即将付梓。作为从事新疆佛教与艺术研究的同仁，我谨在此表示热烈的祝贺。
魏正中教授毕业于考古专业，丝绸之路考古是他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对中国新疆地区的佛教考古更为倾心。而龟兹地区的佛教遗存是他重点研究的对象。为此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经过不懈努力，业有所成，硕果频出。他发表的关于龟兹石窟考古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为龟兹佛教与艺术研究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特别要指出的是，2015年出版的他与何恩之（AngelaF.Howard）教授合著的《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论著，它标志着魏正中教授龟兹佛教考古研究的宏观思维与探索路径已臻成熟，《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是其上述理念与实践的又一升华。魏正中教授的宏观视角广、思路宽，实践操作上又巨细兼顾、全盘把控，展现了他深厚的考古学术功底和龟兹石窟研究的驾驭能力。
本书是魏正中教授学术团队“采用新的方法和视角重新审视龟兹地区的佛教遗存”的最新成果。该书构思宏大、内容丰富、结构新颖、论证深刻、逻辑性强。我觉得该书有几方面的显著特点：思想理论方面，以说一切有部思想为论述主轴，同时旁引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相关派属的理论，理论深度与厚度比较到位；图像类型学方面，根据佛教思想特征、寺院布局方位、壁画风格特点、洞窟功能类型等，用两大类型（“A传统”“B传统”）开展研究，论述的结构组织有独到之处。资料方面，基础资料扎实，图像丰富多彩，图表清晰可鉴。以上这些，都是他们对佛教遗迹进行实地调查、记录、拍摄，对残破壁画进行清理与拼合的结果；各种文字残片的缀合与破译等方面的成果，是在大量田野考古与无数文献梳理的艰辛劳作的基础性上取得的。有人将佛教考古工作，譬喻为显微镜下的发现、手术刀下的解剖。本书就是该团队宏观驾驭与微观探索相得益彰的硕果。
本书之名，明示了团队研究的思路与探求目标，即抓住龟兹佛教基本思想——说一切有部的理论本质与特点，探寻龟兹石窟的深刻佛学背景。这是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定位。以往有的龟兹石窟研究，着重在艺术形式层面，龟兹佛教与艺术形态的思想根基是什么？龟兹佛教的属性与理论特色是什么？尚没有形成研究的主流课题。本书鲜明地将龟兹佛教寺院与石窟放进佛教义学范畴，寻求背后的思想真谛。这是在原来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向学术研究“自由王国”境界的一个飞跃。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有一名言：佛教美术是和佛教的教义紧密联系结合在一起的，佛像都是表法的，佛教教义的谛，就体现在佛教美术。
其实，欧美学者也有同样的理念，美学家帕诺夫斯基（ErwinPanovsky）提出了图像学的三个层次，第三层次就是解释作品的更深的内在意义或象征意义。另一位美学家贡布里希（ErnstHansJosefGombrich）认为：图像学的解释就是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并根据这些证据追寻故事的意义。本书为探寻更深的佛教思想奥义，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正确的路线。
中国于阗与龟兹是塔里木盆地南北沿两个佛教传播重地。两地被誉为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阶梯与桥梁”“中国佛教第二故乡”“中国佛教策源地之一”。经过长期传播与演化，在地缘、人文、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龟兹逐步发展成为部派佛教中最大的派别—说一切有部的东方基地。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以龟兹为中心，西起朅盘陀、东至高昌的“说一切有部思想文化带”。这个文化带范围内的佛教文化遗存，是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留给当今世界罕见的珍贵遗产，其价值举世无双。揭示出它的内涵和价值，当是“功德无量”的善举，是佛教文化研究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
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疆共有6处，克孜尔石窟与苏巴什佛寺列入名单之中。相信不久龟兹其他佛教遗址也会列入其中。这样的发展前景，必然要求龟兹佛教与艺术研究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以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荣耀称号。希望魏正中教授在新形势下，砥砺前行，为龟兹佛教与艺术研究事业再创佳绩。
《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的面世，对我们新疆龟兹佛教与艺术研究者来说，有积极的学习与借鉴作用。希望今后加强互动交流，优势互补，共同前进。是为序。
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霍旭初
2022年9月20日于乌鲁木齐
序二
魏正中（GiuseppeVignato）与桧山智美等合著的《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一书中译本出版在即，为此，我将献上衷心的祝福。
众所周知，魏正中对龟兹众多的石窟寺院实施了长期而又详细的调查，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一直在发表与克孜尔石窟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窟群的现状、改建的情况、石窟原初状态的复原及时代变迁等。
桧山智美则一直在对龟兹石窟壁画相关主题、图像与经律文献作详细的比对，并给出新的辨识与解释。此外，她还将龟兹壁画中颇具特征的装饰母题与敦煌、巴米扬等进行比较，亦为东西交流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本书是这二位专擅龟兹考古、美术的优秀研究者经过数次讨论、协同合作之研究成果的产物，定会给予众多研究者以刺激，引发他们进一步的关注。
本书研究的新构想，首先在于，以往的研究分散于考古学、美术史学、佛教文献学、历史学、文物保护与修复等各个单独的学科，而本书是基于对“当时活生生的佛教之形态”作复原性、综合性的考察这一立场来开展研究的。本书收录了考古学者魏正中、美术史学者桧山智美的论考，此外，作为补遗，佛教文献学者基弗尔—普尔兹、文物保护与壁画分析专家谷口阳子的论考亦收录其中。由此亦可知本书的复原性、综合性考察之立场。
本书研究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将佛教石窟与地面寺院相联系，考察由禅定窟、礼拜（祠堂）窟、僧房窟、储藏窟等构成的石窟寺院，由何人（出家众及王侯、贵族、商人等在家者）、如何行使其功能，又如何被使用。龟兹佛教因残留了大量精美的石窟壁画而闻名，一直以来壁画研究（风格、主题、图像、年代）占据了中心位置，出土写本及题记铭文等则被单独研究。本书非常大的贡献在于，将当时佛教僧团的比丘、比丘尼与王侯、贵族、富商等供养人纳入考虑，具体探究无装饰禅定窟的结构及礼拜窟装饰的情形。特别是，以“场域感”这一视角来考察方形礼拜窟。所谓“场域感”，即“石窟空间意图使置身其中之人获得何种体验”。这样的考察崭新而富有魅力。
第三，贯穿本书细部的研究成果，如书名所示，其贡献在于，明确了包含龟兹石窟寺院在内的佛教寺院与部派（小乘）说一切有部的密切关联。本书详细地探讨了龟兹壁画的主题、图像与说一切有部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所传经律（梵本、汉译、吐火罗语译本）之记述相近一事。由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亦可知说一切有部在龟兹占据有利地位，而本书注意到说一切有部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在各自经律传承上的差异，阐明“A传统”（壁画属于第一种印度—伊朗风格）与前者，“B传统”（壁画属于第二种印度—伊朗风格）与后者关联颇深。
本研究以“A传统”遗存的形态为中心，对龟兹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加以细致的考察，贡献了非常大的成果。笔者曾对阿富汗的巴米扬佛教遗迹实施调查（1969-1978年）。龟兹与巴米扬，亦如玄奘所记，皆拥有地面寺院及诸多石窟寺院。并且，二者在石窟结构及功能、壁画风格、主题、装饰母题（供养人服装上的纹样，独特的花纲纹、联珠纹）等方面，存在着颇为有趣的相似性。与此同时，二者亦存在大为不同的一面，即拥有各自的独特性。
在龟兹，以克孜尔第47、48、77窟为首，存在着以大型佛立像（塑像皆消失）为中心的大像窟，巴米扬也因东西的两身巨大佛像（分别高38、55米）而闻名（石胎塑像，2001年因爆破而消失）。二者拥有共通性，皆有容纳大像的佛龛，以壁画及塑像来装饰，设有右绕大佛的回廊等。不过，克孜尔大像窟的大佛高约7-15米，而巴米扬的二大佛拥有压倒性的巨大身量，可认为它们是作为巴米扬佛教的中心礼拜像而发挥功能的。
若就礼拜窟而言，龟兹与巴米扬，因皆拥有正方形平面穹窿顶结构及正方形平面套斗顶结构的礼拜窟而关联颇深。不过，在巴米扬，除正方形平面的礼拜窟外，八角形及圆形平面的集中堂形式礼拜窟亦非少见；与之相对，在克孜尔则未见如此形式的礼拜窟。此外，在龟兹，正方形穹窿顶窟的中央安放佛坐像（克孜尔第76、81、133、149A窟等），而在巴米扬，正方形穹窿顶窟的中央设置佛塔（J、G窟），或是集中堂形式石窟的中央不安放任何物体，如此对照颇为有趣。在龟兹，壁画主题有极为丰富的佛传图、故事图；而在巴米扬，除涅槃图外，几乎不见佛传图、故事图，特征是窟内的图像构成多为：礼拜窟天井中央表现弥勒菩萨，周围环绕千佛，涅槃图绘于入口及后壁上部。
玄奘记载了巴米扬僧徒学习小乘说出世部，通过探讨说出世部及与其关系深厚的大众部所传经律，或许可以阐明巴米扬佛教模糊的面貌。这亦是再次从本书中所获得的启发。以巴米扬为首，兴盛于丝绸之路绿洲城市的佛教是何物？在思考这一问题中，本书大为获益。何种部派，乃至大乘佛教在何地兴盛，抑或不同部派、大乘佛教是否共存？这样的视角，今后定会使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研究取得进展。
本书以“A传统”佛教遗存为中心。关于“B传统”佛教遗存，则将其与“A传统”佛教遗存进行比较并考察，且简洁明了地指出其特征。而著者自身也认识到，还存在山岳景、天相图、涅槃图、兜率天图、宇宙佛等诸多问题，以往研究亦十分优秀。通过注释，著者加以详细的说明。亦如丛书主编E.Franco、M.Zin两氏在英文版序文中所指出的，这与被划分为“Y阶段”之诸窟的定位问题也多有关联。
本书以考古、美术为中心，为龟兹研究提供了新构想，对今后的研究大有裨益，对学界而言无疑是巨大的贡献。正值中译本刊行之际，在此要对著者们的努力致敬，并传达我的感谢之情。
日本名古屋大学、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宫治昭
（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易丹韵）
序三
龟兹地区壮观的石窟寺院和地面寺院遗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然已有研究多在艺术史、考古学和佛学等单一学科的框架中展开，几乎见不到将多学科成果严谨地贯通起来进行通盘考察的尝试。因此，《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TracesoftheSarvāstivādinsintheBuddhistMonsteriesofKucha）一书的突破性学术价值自不待言。
魏正中是正文的两位作者之一，他长期致力于龟兹地区佛教遗存，尤其是克孜尔石窟寺院的考古学研究。魏正中将众多洞窟视为不同的功能组合，而非互不相关的独立洞窟。以通常抢占学者注意力的带装饰礼拜窟为例，其在实际使用中，离不开僧房窟和储藏窟。僧房窟内可能居住着照看礼拜窟的僧人。除洞窟组合外，他还在石窟寺院内划分出若干区段，并且指出各区段的功能差异及相对年代关系。简言之，魏正中将考古遗存置入佛教寺院的整体背景中进行观察。
魏正中在2015年与艺术史学者何恩之合著的《龟兹寻幽：考古重建与视觉再现》一书中，检视了龟兹石窟与佛教禅修实践之间的关系。本书则由魏正中与艺术史学者桧山智美、佛教文献学者基弗尔—普尔兹以及壁画技术方面的专家谷口阳子合作撰著。其中正文的另一位作者桧山智美，是活跃在国际上的、专攻龟兹石窟壁画的艺术史学者。她主要关注叙事性图像，基于图像创制可能的经典依据，对部分图像内容的辨识提出了重要建议。
我很简单地概括一下书中的主要观点。带装饰洞窟从形制上可区分出方形窟（A传统）和中心柱窟（B传统）。偏自然主义、以暖色调为主的壁画（A种风格或第一印度—伊朗风格）见于A传统洞窟，而更程式化、色彩对比鲜明的壁画（B种风格或第二印度—伊朗风格）见于B传统洞窟（第6—7页）。A种风格壁画更接近说一切有部传统，而B种风格壁画则与根本说一切有部传统相关（第262页）。正文从考古学和图像学的视角重点考察了A传统佛教遗存和A种风格壁画。
附录一中，基弗尔—普尔兹具体分析了《比丘别解脱经》（Bhik.uprātimok.asūtra）写本残片。《比丘别解脱经》的残片主要发现于包括龟兹地区在内的丝路北道沿线，大多属于说一切有部传统，只有少部分属于根本说一切有部传统（第266页）。
说一切有部系的《比丘别解脱经》可以进一步分为A本和B本（第270页），两者皆有诸多不同异本。其中，B本年代更晚且流传范围更广，受根本说一切有部传统的影响更多（第286页）。
附录二中，谷口阳子指出A、B两种风格壁画在颜料使用方面存在差异。在A种风格壁画中，产自当地的黄赭石是主要颜料，而在B种风格壁画中，颜料的产地范围更广，其中最知名的青金石，产地遥远且价格昂贵，被大量使用。B种风格壁画的绘制无疑是以远距离贸易的开展为前提的（第312页）。
通过跨学科和多视角的方法，之前孤立的、碎片化的信息现被作者们精心缀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向我们展示出龟兹寺院更全面的图景。这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对今后龟兹佛教寺院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其他序言也会具体阐明本书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其意义，作为对佛教寺院如何运转这一课题颇感兴趣的研究者，基于本书的宝贵成果，接下来我想展望一下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首先，魏正中的研究旨趣绝不局限于带装饰洞窟，但由于合作者的专业方向，本书关注的重点仍是带装饰洞窟。他们通过共同努力，揭示出洞窟结构与壁画风格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无疑是此领域的重大进展。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无装饰洞窟？书中的相关讨论很大程度上基于考古学观察。若同样将带装饰洞窟的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理路引入对无装饰洞窟（特别是僧房窟和禅定窟）的考察，我们能做什么？这是进一步需要解决的任务。
其次，桧山氏认为A传统和B传统的装饰内容存在着显著差异。
传统洞窟中，故事画的主角是王室贵族或巨商富贾，而B传统洞窟中，故事画的主角包括了较低阶层的人物以及动物。此外，血肉淋漓的自我献身是B传统壁画中常见的题材，却罕见于A传统（第243页）。就此而言，A传统和B传统壁画的图像内容差别明显。然另一方面，如基弗尔—普尔兹指出的，不论说一切有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关系究竟为何，可以肯定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传统。若我们认同桧山氏的观点，那么部派归属的差异并非解释A、B两种传统（风格）之间明显差异的充足理由。谷口氏指出A、B两种风格所用颜料的差别似乎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我看来，A、B两种风格背后存在着根本不同的精神文化氛围。这种不同的氛围可能与社会经济的变化有关。这是我想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再次，基于桧山氏的观察，几乎不存在一部经典能够完全解释所有的图像内容的例子。基于此，我认为我们要意识到现在所拥有的，无论是文本、图像，抑或考古资料，都只是曾经繁荣的“动植物群”遗留下的少数“化石”而已。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时口头传承所占的分量远重于现在。如果像基弗尔—普尔兹所揭示的，连更具公共性质的戒律文本都存在如此之多的异本，那么对本身具有“叙述性”的叙事故事而言，完全存在各个讲述者各有自己的说法的可能性。因此，如同我曾在吐鲁番吐峪沟洞窟壁画研究中提到的，或许我们需要考虑图像与文本可能各自记录了口头传承的不同侧面这一情况。
最后，很可能是下一步，我们或许可以开展更广范围的学术合作。为了解佛教寺院是如何运转的，如若可行，最佳的方式是观察寺院中实际的修行实践。由于新疆地区的佛教传统早已消失，这种方式显然不适用于新疆的佛教寺院。但在南亚、东南亚、东亚以及中国西藏等地，佛教仍然存在，石窟也仍被使用。若我们将石窟遗存与这些地区当代的佛教实践进行严密谨慎的对比，则很可能获得颇有价值的线索。例如在当今日本的许多佛寺中，安置主尊像的佛堂只有僧人可以进入，在俗信徒只能于前厅礼拜佛像。这种情况很可能也曾见于龟兹地区，特别是那些主室两侧壁列置塑像的洞窟，若允许众多未经训练的信徒进入主室绕行礼拜，必然存在碰损塑像的风险。因此，不难推想只有少数僧人作为众人的代表可进入主室。这只是其中一例，想必还存在许多其他语境，对其中进行的当代佛教实践的观察有助于解读古代佛寺遗址。
在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我想重申，我们之所以能提出以上问题，完全是因为书中作者们突出的学术贡献与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这本书将是以后任何对龟兹佛教感兴趣的学者都无法绕过的必读佳作。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东洋哲学系教授山部能宜
（翻译：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讲师王倩）
序四
龟兹是塔里木盆地与丝路北道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也是大多数汉地求法僧的必经之地，在佛教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从汉西域都护府到唐安西都护府均以此为据点，故汉文史料对龟兹政治史的记载最为丰富，求法僧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当地佛教的记录。但由于求法僧大多属于大乘佛教信徒，对作为小乘佛教中心的龟兹的记载或有偏异，属“一面之词”，甚至不可尽信。更重要的史料是19世纪末以来在龟兹本地出土的多语种文献材料，以及大量石窟寺内外壁画、雕像、洞窟题记等遗存。从佛教层面来看，龟兹拥有比于阗、焉耆、楼兰等地更为丰富的材料，且多用当地的胡语书写，为龟兹佛教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史料。
从百余年来的龟兹研究学术史来看，既分散，又专精。考古学家关注龟兹古城、戍堡遗址，以及佛教洞窟的分类与断代；美术史家则更多地做壁画内容的比定工作，进行艺术剖析和分期；佛教史家更关注小乘佛教的发展及其与大乘的关系；语文学家则转写、翻译、注释各语种的文书。在这些精深研究之间，缺少不同学科的合作，特别是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同一材料或问题的针对性研究。
可喜的是，即将出版的魏正中教授等合著的《龟兹早期寺院中的说一切有部遗迹探真》（TracesoftheSarvāstivādinsintheBuddhistMonasteriesofKucha），便是多学科参与的成果。此书列为“莱比锡龟兹研究丛刊”（LeipzigKuchaStudies）第3种，在新德里出版，随即由王倩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本书的主体由魏正中、桧山智美执笔，分五章，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分析，区分出龟兹石窟中属于“A传统”的洞窟及其组合，然后对这类洞窟进行考古学类型分析，再从图像的特征来辅助考古学观察，确定这些洞窟的佛教建筑和图像绘制依据，均来自大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说一切有部。在附录中，基弗尔—普尔兹详细分析了龟兹地区出土的梵文本《比丘别解脱经》的内涵和不同写本间的差异，谷口阳子分析了龟兹石窟壁画颜料和技法，都从不同角度支持了龟兹石窟反映说一切有部的两个部派的活动的结论。我有幸提前拜读各位作者的大作，又在北京大学文研院2022年6月25日举办的“龟兹石窟寺研究：考古·历史·美术·文献”论坛上听几位作者详细解说，对于他们细致的考古学、美术史、佛教文献、科技分析等方面的工作深感钦佩。不少细节问题，如龟兹佛教的早期形态、龟兹早期石窟或寺院的分布、早期图像的主要内涵和表现形式、龟兹说一切有部内的两个分派的存在等等，都给我很多新的认知。
这部著作由四位学者共同完成，主要撰稿人是魏正中和桧山智美，而全书的架构和组织我想魏正中教授起着灵魂的作用。魏正中（我们北大人昵称这位意大利同事为“老魏”）师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宿白教授，曾多年在克孜尔等龟兹石窟做现地考察，以区段组合的分析方法，推进了宿白的佛教考古学的理论，这一理论也在本书中充分的运用。桧山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曾多年在德国亚洲艺术博物馆从事龟兹壁画的研究，现在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工作。两位学者有机会共同研究，展开了充分的学术交流，加上基弗尔—普尔兹和谷口阳子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同样的问题，这正是对龟兹佛教这种复杂体系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最佳组合。
因为我曾与赵莉、庆昭蓉、荻原裕敏合作整理出版《龟兹石窟题记》，并在京都参加过桧山主办的魏正中的讲演会，故老魏让我在他们的中文版新书前面写几句话。我虽对龟兹研究贡献寥寥，但一直期望龟兹研究走出独立的学科分野，也愿意看到宿白先生佛教考古理论发扬光大。故欣然从命，并借此机会，期望老魏和他的学界同仁一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沿着这种多学科合作的方法继续龟兹石窟的研究，层层揭开更多古代龟兹佛教社会的隐秘面纱。
荣新江
2022年10月2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