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茶叶与茶法
▌洪宇
南宋人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中，曾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说一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这里描述了都城临安中的茶坊，张挂着名人字画但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吸引游客驻足品茶，延长其消费时间增加续茶数量。以前北宋时期还没有人这样做过，而今在临安城中各个茶坊都是如此。人们足以想象南宋时期，市民饮茶蔚然成风。
饮茶在宋朝是人们的休闲娱乐的形式，由此而生的商机，也让商人们绞尽脑汁。比如有将茶楼办成俱乐部风格的，有的艺人在茶楼做场，有些掮客在此聚首，有些小道消息、名人八卦、政治丑闻之类的情报在此地传递，还有官员差役在此吃茶会客进行私下交易。以“茶”为介质，宋人将他们的生活百态融入其中，这种茶楼、茶肆的形式一直在中国历史中延续。正如同老舍先生写小民与大时代的故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故事的主体就在茶馆中。中国与茶的历史非常久远，但将茶叶这一农作物变成国家支柱的经济作物，这就得提到茶叶与宋人独特的情结。
第一本茶学书籍《茶经》诞生在唐朝时期，人们常说茶“兴于唐，盛于宋”。茶真正融入中华血脉中，还要看宋朝。宋朝甚至立茶法，借茶叶兴盛国家经济，希望既能效益最大化，又能长远持久地发展，小小的茶叶在宋代与国家运势关联了起来。
作家、文史学者李洁非从多个角度深度解析宋代对于中华文化的诸多影响，一部《品宋录》共十二篇，从宋画、纸币、武力、精神思想、庶民文化、政体、司法与茶兴等等方面与读者一起品味宋代。从文学的角度书写历史随笔，书中的角度和写法有别于专业史学工作者，半文半白的字句，稍稍提高了一点门槛，但却能领略历史中的文雅之美，阅读之中更能体现出“品”的感觉。
书中单拎出一章专写宋代的茶，简单讲述为什么茶“盛于宋”。自唐文宗置榷茶使起，茶树便与国家政治产生了联系。到了宋代，茶从产到销都由国家全面垄断，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专门供销茶叶，既有“国营茶场”，也有分散在国家各地的“销售部”。
宋初的茶禁很严格，宋太祖时期就颁布法令：“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论罪；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并持仗贩易为官私擒捕者，论死。”最严重会判处死刑，可谓严厉至极。后来，宋太宗时期重新定法，才将罪责降至死罪之下。这样严厉的法度和茶叶买卖的规则，从宋朝开国一直延续到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
这一年，宋仁宗宣布废除榷法，改行通商法。新法之下，种茶的茶农只需交租钱，茶商只需纳税，朝廷则从买卖的各项环节之中退了出来，这使得茶叶开始市场化、货币化。书中李洁非会在制度与发展的大变革之后，立马分析原因，这里的改变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茶叶长期国营导致品质下降，成本反而越来越高，生产调配不均，有时积压发霉变质有时生产萎缩供不应求，这些因制度导致的僵化使得国家在茶叶方面的负担越来越重，既没有贴补收入，还打击了茶农的积极性，滋生了官商勾结的腐败。外因则是宋仁宗时期，宋朝先后和辽、夏达成了撤兵协议，边患解除了，军费的重担也就卸下了，茶叶的营收也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
朝廷垄断茶叶，获利不多，造成的问题却不少。榷法改通商法后，国家的茶叶收入有着明显的增长，作者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二中找到了详细的数据对比，更为直观地看到通商法给宋朝带来的经济效益。且市场的开放，更是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效益。这项政策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朝延续施行，但到了徽宗朝，茶叶又让人打起了主意。
打茶叶主意的人就是徽宗朝著名的奸相蔡京。蔡京在拜相后不久，就废掉了通商法，选官置司，严禁茶商与茶农私下交易，完全恢复国家对茶叶买卖的垄断。过了三年，蔡京又有新想法，他废掉了刚刚恢复的国家垄断机制，又允许茶商茶农交易。一方面国家强化对茶农的户籍管理，另一方面虽然允许茶商自由交易，但必须向政府购买茶引，也就是这一批次茶的交易许可证。严格管理茶农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只和有茶引的指定茶商交易，这样朝廷不用负担交易维护的成本，只管榨取茶商的钱财即可。之后，在这基础上，蔡京出台茶引的各种细则，在事实上让茶引发展成茶叶交易必备的“货币”，朝廷只通过增发茶引就能达到收钱的目的，自此彻底将茶叶变成一种聚敛民财的工具。
蔡京的这一套操作下来，纵观两宋，在他为相时期茶政入账是最高的，给宋朝朝廷增加了一大笔额外的收入。作者挖掘至此，才发现宋高宗退位前，释放的“推恩”信号，蔡京作为上一代奸相却在名单中，或许正是茶叶带来的“业绩”使他被赵宋皇室怀念。茶法在宋史中没那么起眼，但茶叶却乘着历史的东风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经济作物，并在之后的历史中成为左右发展的潜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