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史话｜忠诚与背叛——最英勇的战士与隐匿踪迹的叛徒
罗亦农和袁达时，两人都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雷公塘村，年龄相仿（袁达时比罗亦农大一岁），他们自小一起长大，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发小”。
1916年一起考进湘潭益智学校，1917年底相继到省城长沙去求学，1920年两人同去上海，发起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在上海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1920年9月，他们又一同赴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成为第一届中国班学员。
学习期间，他俩还是刘少奇的入党介绍人。用朱熹的诗句来形容就是“岁月幸同庚，诗书复同道”。
回国后领导工农运动，两人都做得风生水起，名动一时。
但1928年成为两人命运的分水岭。
当年4月，罗亦农在上海被捕，英勇牺牲；在此前半个月，袁达时在长沙被捕，却可耻叛变。
罗亦农成为第一个牺牲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袁达时却成了第一个叛变的中央候补委员。
罗亦农：“最英勇的战士”
罗亦农
罗亦农（1902-1928）是中国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领导过省港大罢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也是牺牲最早、牺牲时最年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曾评价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最英勇的战士”，“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楷模”。
1902年5月18日，罗亦农出生于湖南湘潭易俗河镇雷公塘村。6岁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4岁到湘潭县益智学校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他在这里潜心学习英语和中国传统文化，但对神学课不感兴趣。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各地纷纷声援北京学生。罗亦农再也无心求学，1919年末，他和他的同乡、同学袁达时一道赴上海，在法租界一家小报馆谋到一份校对的工作。在这里他读到《新青年》《劳动界》等进步杂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罗亦农对陈独秀十分敬仰，慕名登门求教。陈独秀介绍他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当时，工读主义是一种很时髦的潮流，陈独秀、李大钊都是这一活动的支持者与鼓吹者，王光祈、赵世炎、邓中夏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实践。在陈独秀支持下，罗亦农与袁达时等4人发起组织“沪滨工读互助团”。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尽管他们作了很大努力，但工读互助团从开办到散伙，仅仅坚持了6个月。通过半年工读实践，罗亦农认识到：“资本制度不打破，工读互助团决没有存在的余地。”从此彻底抛弃了工读主义，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其后，陈独秀又介绍他到外国语学社学习。在这里，罗亦农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许之祯、梁柏台、袁达时、彭述之、王会悟、李启汉、李中、曹靖华、柯庆施等30余人成为同学。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等8名学员被吸收为首批团员。
1921年春，上海共产党组织选派罗亦农等人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为了筹措旅费，罗亦农回了一趟家乡。当初他是顶着家庭阻力到上海的，所以家里一向对他几无接济，这一回他父亲认为儿子到莫斯科读书，将来能够做官，是光宗耀祖的好事，破天荒给了100银洋。如果老头子知道儿子去俄国是学造反闹革命，估计一分钱都不会出。
1921年5月，罗亦农和刘少奇、任弼时，还有他的同乡好友袁达时等20多人化装成裁缝、理发匠等劳动者，从上海出发转道长崎、海参崴，于7月9日到达莫斯科，8月3日正式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罗亦农上过教会学校，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在外国语学社又打下了俄语底子，所以学业进步很快。他们从上海出发时，党的一大还没有召开，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所以他们到莫斯科后，成立了旅莫团支部。中共成立后，当年冬，罗亦农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少奇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时，他和袁达时是介绍人。
1922年，袁达时结束学习，回国开展工人运动，罗亦农留在莫斯科继续学习，近4年中，全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夏天，罗亦农会见了前来参加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海员代表林伟民。他们相谈十分投机，罗亦农介绍林伟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海员中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5年国共合作之后，中国革命形势大好。李大钊、陈独秀急电共产国际，要求旅欧、旅莫支部派干部回国工作。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先后相继回国。1925年4月，罗亦农从莫斯科回国，被派赴广州参加筹备领导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在组织上的硕果，是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罗亦农发展的党员林伟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的同学刘少奇当选为副委员长。此时，他的老同学袁达时亦成为著名工运领导人，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主任，领导了上海烟草工人罢工，此后还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组织股长，与刘少奇一道把安源工人运动搞得红红火火，一时有“小莫斯科”之誉。
会后罗亦农留在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袁达时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2月又担任组织部长。
此时罗亦农已于1925年12月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1927年，他和周恩来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一年多以后，周恩来在党的六大作军事报告时，高度赞扬罗亦农，说他“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起义胜利后，罗亦农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人们看到他的风采，不由感佩：“这位共产党的领导人，竟是这么年轻！”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新华社发）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罗亦农将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当陈独秀指示上海区委以妥协来维持和蒋的联盟，罗亦农尖锐地指出：这无异于“想在粪坑里洗澡”。当他看到共产国际关于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冲突的电令后，激愤地把它摔在地下，说：“这是自杀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他坚定说，黑暗是暂时的，上海80万工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如害怕，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只要我们继续努力，胜利终是我们的。”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罗亦农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在当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底，罗亦农再次回到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4月15日上午，他来到英租界戈登路望志里的办公地点，准备与山东来的同志交谈工作。一群捕探突然冲进来，为首的英国探长洛克凶狠地叫道：“罗亦农，跟我们走！”当时，邓小平刚谈完工作出门，前后只差一分钟，否则也会落入敌手。
罗亦农被捕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弹冠相庆，认为共产党“首要已擒，共祸可熄”。周恩来得知消息，立即下令中央特科组织营救，不料囚车临时改道，营救失败。在狱中，罗亦农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1928年4月21日，罗亦农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牺牲时年仅26岁。《申报》报道：临刑前的罗亦农“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态度仍极从容，并书遗嘱一纸”。遗言是留给妻子李哲时的，上面写着：“哲时，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若有知，将永远拥抱你。”
罗亦农牺牲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在悼词中指出：他的牺牲，使“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位最英勇的战士”，他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
中共特科查明，出卖罗亦农的是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1928年4月25日凌晨，陈赓带领中央特科“红队”队员，闯进何家兴夫妇住宅，以娶亲放鞭炮为掩护，向二人开枪。何家兴被当场击毙，贺治华额上被击一枪，藏于床下逃得性命，其后不知所终。
袁达时：叛变隐踪
袁达时（1901—？），湖南湘潭人。又名袁正道，亦名袁大石。和罗亦农是同乡、同学，两人同在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雷公塘村一起长大。1916年一起考进湘潭益智学校。1917年底相继到省城长沙求学。1920年两人同去上海，发起了沪滨工读互助团。1920年8月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9月一同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在校期间他们共同介绍刘少奇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据刘少奇回忆，在他由团员转为党员的时候，“入党介绍人是罗亦农和袁达时。”
1922年5月，袁达时“学成归来”，回到上海，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主任。他领导了金银业工人的罢工运动，接着又发动日华纱厂工人和英美烟厂工人的同盟大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上万人。这三场罢工斗争被称为“三角同盟罢工”，成为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的组成部分。
1923年3月，袁达时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安源工作，担任工人俱乐部组织股股长。在这里，他与老同学刘少奇重逢，把安源工运搞得红红火火，被称为“小莫斯科”。
1925年，袁达时到北方从事工人运动，当年6月到唐山酝酿成立开滦五矿总工会时，被奉系军阀抓走。这个时候罗亦农正在广州指导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指挥省港大罢工，刘少奇刚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三个月后，袁达时被营救出狱，继续从事工运，担任开滦五矿总工会理事。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袁达时当选为执行委员。192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选举李立三为代理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袁达时担任组织部长。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罗亦农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后当选常委），袁达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刘少奇等当年同学也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们三人在不同的领域从事革命工作，风云际会，风生水起。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江苏省委连遭破坏，前后两任省委书记陈延年、赵世炎相继被捕牺牲。中央调袁达时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这时罗亦农在武汉担任长江局书记。1927年底，罗亦农从武汉调任上海，袁达时则调任湖北省委常委，两人又一次擦肩而过。袁达时尚未启程，湖北省委已遭破坏，省委常委夏明翰被捕牺牲。此时湖南也传来消息，曾和袁达时一起留学的湖南省委书记的王一飞被捕牺牲。1928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重组湖南省委，任命贺昌为省委书记，袁达时等五人为常委。3月26日，袁达时到达长沙，在接待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派来的联络员苏先骏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看守所他看到正在受刑的共产党员，立刻吓软了骨头，表示愿意自首招供。
就在袁达时叛变的半个月后，罗亦农在上海被捕，坚强不屈，英勇就义。罗亦农到死也不知道，他自幼志同道合的好友袁达时，已经成了可耻的叛徒。
袁达时叛变之后，当了“清共委员会”委员，伙同另外几个叛徒苏先骏、任卓宣、李涤生等在报纸上发表劝降宣言。不少党内同志死于他们指认之下。据郑超麟回忆说：“袁达时被捕后，把湖南全省组织的名单和地址和盘托出，让敌人按图索骥一网打尽。从此湖南组织完全消灭，新任省委书记贺昌只好在上海设立湖南省委机关。”
1930年7月下旬，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攻占长沙，处决了苏先骏和李涤生两个叛徒，却未找到袁达时的踪迹。而且此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目前国内能见到的史料档案中，只有曾和袁达时一起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的董锄平在回忆中提到：“袁达时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过，后来当了叛徒。抗日战争时，他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县里当国民党的县长。”（关明）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