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源远：从“萃图成字”到“汇融天下”|天府周末·汉字中国100讲②
编者按
6月10日，成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水平最高、珍贵文物占比最重的重磅大展——“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开幕。本次特展汇集全国40家文博机构的珍品文物共220件，其中一级文物70件，珍贵文物达90%以上，开展即成“爆款”：博物馆外排长队，展厅门口排长队，作品前依然排长队，年轻人更成观展主力。这场展览究竟有何魅力？本期天府周末推出“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100讲”特别报道，敬请垂注。
6月10日，由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全国40家文博机构220件珍品文物（其中一级文物70件、珍贵文物达90%以上），开展以来即成“爆款”：博物馆外排长队，展厅门口排长队，作品前依然排长队，年轻人更成观展主力。川观新闻根据展览单元整理了展出重要文物，让看过或没看过展览的你一览汉字魅力。
展览海报
源：萃图成字，礼序乾坤
在亿万年演化而成的神州沃士上，新石器时代先民们“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孕育出丰富多样的刻绘符号，以类万物之情。而中华文明，在这些承载先民智慧的文明星芒映照下，成涧成溪，奔涌向前。至晚于商代，汉字已走过漫长的“童年时代”，形成了体系完备的甲骨文，这也是迄今东亚地区所知最早的成熟文字，从中可窥见三千年前商文明的璀璨光芒。周人在继承商文化的基础上，藏礼乐于青铜，铭铸出吉金之上的煌煌周礼。春秋战国，此起彼落的变法革新，诸子并出的百家争鸣推动了文字的普及发展，在聚民智以成典籍的浩荡洪流中，沉淀出中国第一个思想文化的高峰。
刻符黑陶罐（吴文化博物馆藏）
年代：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
简介：此器作方唇、直口、高领、溜肩鼓腹、平底，颈下部饰凸弦纹一周，两侧置对称贯耳，器表打磨光滑。外腹部有四个刻划符号，呈左高右低中间略高的形式横向排列，为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关于这四个刻划符号的考释，学术界众说纷纭，或说为文字的先行形态。
人射马石雕（陕西省考古博物馆藏）
年代：距今约4000年
简介：画面为一立人持弓箭射马，呈待发之状。持弓人之面，与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雕像十分相似。学界普遍认为，图画是汉字的源头之一，原始图画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成为图画艺术，另一方面成为文字。石峁遗址出土的人射马石雕，或许记录的是一场战争，也可能只是一次狩猎，但却生动诠释了石峁先民以图像记事的方式，“射”字可能是由此而来。
史墙盘（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年代：西周共王时期
简介：墙盘型巨大，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底部铸有铭文284字，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十三年兴壶（宝鸡周原博物院藏）
年代：西周懿王时期
简介：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一号窖藏共出十三年兴壶两件，大小、纹饰、铭文完全相同，此为其中之一。十三年兴壶长颈，扁腹，龙首衔环，颈饰凤鸟纹，盖缘和腹部饰鳞纹，盖顶饰长冠凤鸟，圈足饰波曲纹。盖榫和颈外壁同铭文56字，大意为周懿王十三年九月戊寅日，父陪同在成周的师徒淲宫入见周王，接受命服的册赐。此壶为懿王十三年铸器。
晋公盘（山西博物院藏）
年代：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
简介：“晋公盘”口径40厘米，总重7000余克；浅腹平底，内底中央饰有一对精美浮雕龙盘绕成圆形；双龙中央，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还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金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圆雕跳跃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圈，则有四只蹲姿青蛙、七只浮雕游泳青蛙和四只圆雕爬行乌龟。这些圆雕动物，都能360度转动，鸟嘴可以启闭、乌龟头可以伸缩。内壁铭文七处，每处三行，共183字。这些铭文详细记载晋文公长女孟姬嫁楚的史实，清晰呈现了“春秋五霸”晋文公时期的晋国盛世气象，在青铜器中实属罕见。
中山王圆壶（河北省考古研究院藏）
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简介：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公元前296年)，姬姓（一说子姓），是由白狄所建立的国家，因城（中山城）中有山而得名中山国。国土嵌在燕赵之间。经历了戎狄、鲜虞和中山三个发展阶段，曾长期与晋国等中原国家交战，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该圆壶为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中山王墓出土“中山三器”之一，短颈鼓腹，两侧有二铺首，圈足，有盖，盖饰三钮，通高44.5厘米，腹径32厘米，腹与圈足皆有铭文，腹部铭文59行、182字，除歌颂先王的贤明外，还大加赞扬相邦马赒的内外功劳。
远：文以载道，汇融天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尽七世之烈，平定天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封建集权国家。“书同文字”政策的实行，保障了秦法在更广阔疆域内的施行，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汉代大一统政体下，经济发展、文化自信，中原先进的技术、文化以文字为载体传播至边塞地区，真正从文化、思想上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史籍记载的盛世。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熔炉中，汉字是维系民族交流、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最终生发出融汇万邦、中正平和的盛唐气度。在唐文化的滋养下，汉字书写体系日趋完善，楷书成为通行至今的汉字正体，书写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泱泱文脉。
秦公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年代：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简介：秦公钟共出土5件，钟体呈合瓦状，甬上饰四条小龙，龙体相互缠绕，舞部饰变形夔龙纹，鼓部饰两对凤鸟。钟体内侧各有六道调音槽。钟上铭文共86字，主要记载了先秦襄公“赏宅受国”，即被周王赏以宅、授以国，以及文公、静公、宪公治国兴邦的业绩。铭文的书体为春秋初期秦篆的典范，经专家研究，秦公钟铭文为刻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铭。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甘肃省镇原县博物馆藏）
年代：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简介：“秦诏版”铸造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正面以秦篆阴刻40字，释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主要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下诏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这枚诏版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详实的物证，同时也对研究秦篆的书写风格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里耶秦简一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年代：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
简介：里耶秦简内容涉及秦代典章制度、行政设置、军事动态、民族关系、当地水文等方面，是标准的秦代官方文档，所书文字绝大多数为古隶书，鲜有官方颁布的小篆字体。里耶秦简的发现，与《说文解字叙》中隶书属“秦书八体”相互印证，实证了秦隶以便捷的书写方式被秦广泛使用，并成为秦官方的实用“手写体”。
王兴之夫妇墓志（南京市博物馆藏）
年代：东晋（公元317—420年）
简介：王兴之夫妇墓志为同一块墓石两面分刻夫妇两志，字迹相同，分别刻于公元340年和公元348年。墓志磨光平整，划有界格，结体紧密，字形方整，笔画挺直如刀削状，有稚拙厚重之书风。六朝墓志书法上承下启，风格多样。有的谨严规整，有的率意自然，线条或厚重朴拙，或挺秀典雅。王兴之夫妇墓志书体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融合的状态，是东晋上流社会刊刻碑志所普遍采用的正规书体，可视之为东晋铭刻书迹的一种主流体态。
褚遂良同州《三藏圣教序》碑拓片（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年代：近现代
简介：褚遂良为唐代政治家、书法家，博学多才，精通文史，其书法汲取欧、虞之所长，探索出刚柔相济的楷书新风。同州《三藏圣教序》碑为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褚遂良书。碑文内容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为玄奘新译佛家经典御制的《圣教序》和时任太子李治所作的《圣教序记》。
赵孟頫临《兰亭序》（无锡博物院藏）
年代：元（公元1271—1368年）
简介：王羲之《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它记录了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等士大夫在会稽山阴兰亭雅集的经过，并抒发了对自然之美好、生命之短暂的咏叹，语言流畅、清丽动人。书法风格上，王羲之所创造的俊逸、雄健、流美的书风，影响了后世无数的书法家。元代书法家一改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潮流，转而取法书圣二王，以继承、发扬古法的方式，这场“革命性”运动的领军人物便是赵孟頫。此件赵孟頫临本，接书圣传脉，在继承的基础上，却带有自身的儒雅遒劲、清和洒落的书法境界。
后蜀残石经（四川博物院藏）
年代：后蜀（公元934—966年）
简介：后蜀石经始刻于五代十国时期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年），故称“广政石经”或“后蜀石经”。由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完成，其上刊刻唐玄宗注《孝经》、何晏集解《论语》、郭璞注《尔雅》、王强等注《周易》、孔安国传《尚书》、郑玄注《周礼》《礼记》《仪礼》、郑玄笺《毛诗》、杜预集解《左传》，连同注文，一并刊刻。后宋人田况补刻《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席贡补刻《孟子》，晁公武补刻《古文尚书》《诸经考异》。“蜀石经”除刻经时间长以外，最大特点是经文和注文同刻，首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集刻。此件石经为国家一级文物，刊刻内容为《诗经·鲁领·駉》，背面刊刻《诗经·周颂·桓》《诗经·周颂·赉》。
虞世南楷书《大运帖》页（上海博物馆藏）
年代：宋（公元960—1279年）
简介：虞世南（公元558—638年）是书坛“初唐四大家”中的江南越中名家，出身南朝梁、陈世家大族。虞世南的书法师从隋代书法家智永，后世认为虞世南的书法“妙得其体”而虚和圆润，刚柔内含，沉厚安详，行笔如闲庭信步，不疾不徐，与其身为帝王资政的老臣身份一脉相承。《大运帖》从内容来看是直言敢谏的初唐“十八学士”之一虞世南，建议唐太宗遵循道德义理，不因功高而自满，不因承平日久而骄傲松懈，应该风俗相承，始终如一，如此帝王基业方能永固。因书起于“大运不测”，间有“帝基能厚”等语，因而后世冠以《大运帖》或《帝基帖》。
川观新闻记者成博整理图据成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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