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大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竟是职校？
正值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季。6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其中正式获批的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已达到51所，包括23所民办和28所公办院校。一个多月前，教育部同意新设16所职业本科院校，它们中的大多数将在今年开启全国招生。
职业本科教育于2019年启动试点，是一个新兴事物。职业本科毕业生能拿到与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的学位证书。但与此同时，职业本科也面临着职教领域长期存在的社会认可度不高、产教融合不够等问题。
职业本科的出现，会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带来哪些变革？办学中遇到哪些挑战？如何实现职业教育“中职—高职—本科”的有效贯通？国外的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匡瑛，长期研究国内外职业教育。近期，针对这些问题，她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既能动手，又能调度指挥，
还能创新”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以来，教育部同意增设多所职业本科学校，仅5月就新增了16所。目前，国内职业本科院校超过50家。你怎么看当下职业本科的发展速度？
匡瑛：2021年举办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已经对职业本科有一个基本规划，提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职业院校升本，需要学校申报，经教育部实地考察验收才能通过。过去几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相关工作被耽搁了一些。近期，教育部同意增设16所职业本科学校，属正常进度，符合稳步发展的规划。
中国新闻周刊：理想的职业本科学生培养模式应是怎样的？
匡瑛：前两批获批职业本科的院校以民办高职为主，2020年6月，原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更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自此，更多公办院校获批为职业本科。尤其近两年，一批“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院校升格后，职业本科对人才的培养，越来越符合我们的期待。
比如，国内职业本科的“龙头”高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有非常深入的产教融合。理想的产教融合，产业介入人才培养应从源头开始，而不只是在最后的实习实训阶段。
在我们调研过的职业本科院校中，有的企业从专业设置时，就开始参与论证。因为专业设置会涉及专业定位，每个学校专业的内涵是不同的，比如同样叫大数据专业，很可能细分方向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校企双方要明确学生四年需要学到的职业能力，在此基础上搭建课程体系，开发教材。比如哪些课程要在校内设置，哪些教学环节要通过实习完成，高校教师和企业团队如何合作，哪些项目要嵌入课程中，哪些是完全真实的项目，哪些要根据教学规律重新设计，这都需要校企双方一起讨论。
在一些职业本科院校，企业导师和学校教师会同时进入课堂，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无缝衔接。因为企业很清楚，学校教授了哪些内容、教到什么程度，因此，在实际岗位上，企业能更明确应该训练学生哪些技能。这样的培养方式是一体化的，符合企业预期。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与一些企业人士交流时发现，当下，他们更喜欢动手能力强的专科生，或者大众更熟悉的普通本科生。职业本科生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对此你怎么看？
匡瑛：职业本科是一个新生事物，可能在教育界内部大家已经逐渐熟悉了，但对于市场来讲，去年才出现第一批四年制的职业本科毕业生，真正进入市场中的学生还非常少。
我们曾经在调研时问过企业，企业不反对这一教育类型的出现，但他们期待职业本科跟高职有所区别。职业本科学生的思考判断和其他方面的综合能力，应比高职学生强。企业期待职业本科学生既能动手，又能调度指挥，还能创新。这类人才按照传统高职或者普通本科的培养方式，一定培养不出来，职业本科学生的独特性就在这里。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不少职业本科院校来说，并非所有专业都能实现理想的校企合作。从更大范畴来讲，职业教育依然面临着“校热企冷”的现状。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匡瑛：目前有一些比较好的探索。一些职业本科院校会请企业负责人担任学校二级学院的院长，所有学生培养的事项，都和企业有关，设备、人力也比较好调配，这从机制上解决了问题。
但最核心的因素还在于学校的老师。如果学校老师的技能和企业匹配，能为企业解决实际的技术难题，校企间的合作就有希望达成。职业院校还是重在帮助企业实现技术迭代与创新，它不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而是从1升级到2、3，这与企业的利润增长息息相关。当企业对学校有依赖的时候，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就会比较长效。我们不能让企业只承担责任，单纯为学校培养人才，这不可持续的。
6月16日，江苏淮安市，江苏省食品药品行业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该校举办，299家企业提供餐饮、建筑房产、机械制造、金融、平面设计、贸易等领域近万个热门岗位，吸引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前来。图/视觉中国
“大学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可由职教完成”
中国新闻周刊：职业本科对博士师资比例有一定要求，但也有人担心，博士能否培养出高技能人才，对此你怎么看？
匡瑛：各地高校差异比较大。职业院校在升本后，需要满足的一项指标是师资的博士比例。但实话说，一些职业本科新招收进来的博士，未必在产业技术开发上有很强的能力，毕竟是从院校出来的，跟企业打交道不多。不能说有博士的学历，就一定能解决问题。但博士是有优势的，学校需要思考，如何给新引进的博士创造做技术研发的生态。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职业本科的评估，是目前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匡瑛：对于职业本科院校的评估，不单单是博士比例问题，这只是一个底线要求。到现在为止，针对职业本科的评价体系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整个评价体系中，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技术创新等几方面的权重，应与其他类型的高校有所差异，这决定了学校的发展定位。职业本科院校的评估要尽快跟上，否则，我很担心一些职业本科会“学术漂移”，“漂移”到跟普通大学一样的模子里。
就职业本科评估来讲，首先，人才培养质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职业本科属于重实践教学的一类学校，所以这一块的权重应比综合类大学高得多。
其次，企业服务方面，职业本科院校要实现技术工艺的创新和迭代，服务对象除了大中型企业外，很多时候应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往往缺乏技术研发的能力，如果职业本科能帮助企业推陈出新，完成一些相应技术的迭代，对企业和院校来说，是一件双赢的事情，这块的比重应该增加。
以德国为例，在其职业教育体系中，跨企业培训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它会收集若干中小企业的需求，帮其在相应学校内达成。
但我们现在成立产教联合体的过程中，很多时候都盯着头部企业。我们所里也做过调研，头部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过程中，能发挥的作用不多，因为它们所需的技术研发能力跟职业院校间有一定落差，它们更多时候需要的是清华、北大等高校。相对来讲，能给学校实质性帮助、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还是中小企业。
评估中还有一块内容是社会服务。职业本科不单单是培养职前的学生，还应为企业在职员工提供培训。如今产业变革加速，企业员工需要技能的提升和再技能化，这也是职业本科跟普通高校非常大的区别。
我们还有一种预期：职业教育很重要的特性是与就业连接紧密，与企业互动密切。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很严峻，这些学生能否到职业本科学习一些实用性的课程、获得一些技能证书再去就业？大学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可以由职业本科接力完成。但这样的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职业学校相对较多，中西部地区较少，这跟产业布局有关系。
“一些学校不愿意冲出舒适区”
中国新闻周刊：面对新技术和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国外的职业教育在本科层次上有哪些探索，又是如何鼓励企业主动参与校企合作的？
匡瑛：以德国为例，德国也有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包括应用技术大学和双元制大学。
应用技术大学起源于高等专科学校，是德国工程师的“摇篮”，德国90％的工程师都毕业于这类学校，民众有着很高的评价。这类学校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占比达到一半左右。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应用技术大学培养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非常高。
另一类是双元制大学，最早是在2009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成立的。双元制大学的前身是职业学院，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职业学院的成立背景很有特点，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奔驰、博世等知名企业发现，其需要的后备产业人才在现有教育体系下培养不出来，主动提出与政府联合办学。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企业需要跨学科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因此，职业学院升格成为双元制大学。德国的双元制大学一直跟着产业需求走，企业的话语权很大。
中国新闻周刊：在德国，企业除了有内在培养人才的动力，制度层面有哪些设计和保障？
匡瑛：德国在1969年实施《职业教育法》，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义务和权利等，进行了非常详细且严格的规定。比如什么样资质的企业能参加校企合作、哪些职业适合双元制教育模式、培训老师要有什么资质，还涉及学生在实践中的权益等，企业违反规定将构成违法。
除了强制性的立法框架，德国的《职业教育法》还与教师资格培训条例、青少年保护等相关法律相协调。
在德国、英国等国家，很多企业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并不长，目前更在意的是生存问题，而不是从长期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考虑。这也不能全怪企业，校企合作“一头热一头冷”的问题，是阶段性的。
我在调研过程中也看到，有的企业很积极地向职业学校靠拢，反而一些学校不愿意冲出舒适区，因为企业的需求很灵活，学校如果紧跟企业步伐，会打破传统。比如一些文旅企业，其生意的旺季在暑假，它们希望老师能参与研发定制化的旅游路线，但不是所有老师都愿意放弃自己的暑假。校企合作的责任是双方的，这应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现阶段，我们也可以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进行优化。比如德国、英国会有类似国家学徒制服务中心的机构，不同国家的称呼不同，但工作内容是匹配学校和企业的需求，有明确的制度支持。但国内探索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更多还是在探索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目前，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也提出，要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未来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职普融通不是普教吃掉职教”
中国新闻周刊：职教高考是中职生向上升学的重要通道，各地都在探索，你怎么看职教高考实施的现状与挑战？
匡瑛：现在各地开始推行职教高考，本身就是一个突破。中职学生能通过职教高考，进入到高职或职业本科。
职教高考包括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的考查，但在开展过程中，我们还是受到惯性思维的影响，依然以文化课为主进行招生，技能考查的占比并不是很高，与我们对职教高考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职教高考目前有许多挑战，各地情况不大一样。但一个主要问题是考试的组织难度大。即使按照专业大类分，职业教育也有19类，如果只是文化课考试，组织难度会小很多，但考查职业技能的实际操作，要涉及标准化考场、设备统一性等问题，相对来讲，成本较高。
在江苏等地，中职学校都会组织开展学业水平考试，考查中职学生的公共基础知识、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基本技能。一些考场已针对专业基本技能的考查做了布置。未来一些地方的职业高考可以在这些考场开展。此外，如果职教高考和人社部门技能等级考试能共享考场，考场规范化问题也可以进一步解决。
各省教育厅对职教高考并不是特别重视。各地在其招生考试改革过程中，首先要考量的还是有没有可能因为改革产生较多增量，比如提升“双一流”大学的录取率等。职教高考显然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中国新闻周刊：无论是职教高考还是职业本科，都在打通原来职业教育的学历“天花板”，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如何能更好地衔接，实现职业教育人才的贯通式培养？
匡瑛：技术技能人才一体化培养以后，应该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训设备、产教融合等方面一体化设计。现实中，我们发现目前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的很多课程是重复的。
一体化的课程标准和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问题。以上海为例，上海从2010年起开始探索中高职贯通培养，逐步延伸出中本贯通、高本贯通和五年一贯制、七年一贯制等多种实践模式，每个专业都进行了从上到下的一体化建设，由本科层次的高校统筹。
课程建设的论证过程中，中职和高职开的课，衔接点要非常清楚。我们也会进行学生职业能力分析，中职、高职、本科阶段的学生，分别需要具备哪些职业能力，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也会参与到中职的教学设计中。这样贯通的学制下，从中职升学上来的学生，能力表现不会比普通高中毕业生差。
在上海，现在选择中高职、中本贯通的学生人数，占所有中职生的60％—70％。中职教育以升学为主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有目的的升学。
中国新闻周刊：从横向融通的角度来讲，你研究过德国、美国、新加坡等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的模式，我们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匡瑛：世界上职普融通有三大主流模式。第一种是在“双轨制”前提下，进行课程渗透，代表国家就是德国。德国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相对独立的状态下，将职业教育的课程、课外活动等渗透到普通教育。
比如德国有文理中学，和我们的普通高中类似，以升学为导向。他们在高二会开一些职业类、生活类的“特长课程”，学生可以学习机械加工、电子技术、家政等课程。学校还会在学科教学中增加一些劳动内容，增加学生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以及和地区企业、工厂合作，开展职业体验活动，还会给学生提供未来职业规划服务，这种趋势也蔓延到了综合中学。
新加坡是第二种，通过构建多元通道，给学生更多教育选择。新加坡和中国相似，受儒家文化影响，民众并不是很看好职业教育。所以在制度设计时，淡化了普职标签。过去，他们将教育类型分为三种，快捷通道、普通（学术）通道、普通（职业）通道，后来他们进行了改革，将这三类教育的课程，按照G1、G2、G3划分，学生心中对不同类型没有高低的区分，可以根据兴趣志向，或者学习能力自由选课，而且能实现双向互通。
美国是第三种模式——彻底融通。美国实行的“单轨制”，职普之间不存在教学体系的差别，无论它的综合中学、综合性大学，还是高等教育的社区学院，普职都是一体的，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课，让学生在选择过程中实现自然分流。为了增加综合性课程，美国的综合高中还重点设置了一些信息技术类、工程技术类的课程。美国的高中还有职业生涯指导教师，引导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教育类型。
中国和德国都是职普融通的“双轨制”国家，但从融通动力上看，职业教育在我们国家的吸引力和接受度，都不如普通教育。职普课程的渗透，我们也有类似实践，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的技术课程方案没有做得像德国一样，有详细的设计和很强的可操作性。新加坡的模式淡化了普职标签的通道设置，值得我们借鉴。不过，前提依然是，职业教育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了。
职普融通，不是说普教吃掉职教。既然能够融通，说明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都很强，所以我们的职业教育一定要继续坚持它的类型定位，不能办着办着，就变成普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