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强降雨为何特别多？我们替你问了专家
”虽然每年六月汛期都有大水，但今年尤其夸张。”
近期，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湖南等地陆续出现洪灾，洪水袭城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相关动态牵动人心。
6月20日，广西桂林遭遇持续强降雨，洪水漫入城区，火车站被淹暂停营运。
就在前几日，强降雨和内涝又袭击湖南长沙，市民直呼“像在瀑布里行走”，当地火车站停运、景区关门......
把时间往前推，今年4月中旬，我国江南、华南遭遇最强降雨，广东作为该轮大暴雨核心区，多地受灾，全省累计转移群众11万人，紧急安置2.58万人。
在气候变化自然规律演变和人类生产生活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全球变暖的脚步难以抵挡，极端高温、极端干旱、极端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和程度都在上升，其影响不仅是短期可见的洪水袭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长期来看，我国是农业大国，气候变化还将对农业及其他领域生产活动造成影响，深刻影响着一大批“看天吃饭”的农户和户外劳动从业者。
洪水袭城
近期暴雨天气强度之大、概率之罕见，也可以从一系列“历史极值”数据印证。
4月份的广东强降雨，北江发生特大洪水，重现期达到100年一遇。
6月20日桂林出现1936年以来有实测记录的第一大洪水。
而据水利部消息，6月27日广西、湖南、江西、浙江、黑龙江等地3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7条河流超过保证水位，湖南湘江支流宜水发生1959年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今年汛期，强降雨为何来得如此凶猛？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造成南方大范围、持续强降雨最直接、重要的原因，是偏强、偏南的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
同时，今年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偏高，同时受厄尔尼诺影响，南海、西北太平洋海温长期偏高，有利于充沛的水汽输送。
更强的副热带高压携带更多的水汽，与北侧高空干冷气团相遇时就形成大范围降雨。
特别是在6月21日左右，受北部冷空气影响，稍有北移趋势的梅雨带又返回长江以南，导致雨带持续在南方地区徘徊、强降雨落区重叠度高。
若究其长期原因，则指向全球变暖。
具体来看，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全球今年经历了有记录以来的最热5月，单月平均气温已连续12个月刷新同期最高值，其中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已连续14个月打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大气温度持续上升，其内在蕴含的能量也随之增加，这些构成了导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从而导致极端强降雨、极端高温、极端干旱等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变高、程度增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极端天气中，极端高温可能不及极端暴雨、大风造成的短期人员伤亡、建筑坍塌等灾害来得直观，但其造成的死亡率或潜在危害却居于各种极端天气之首。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2023年年度气候服务状况报告指出，在所有极端天气中，极端高温造成的死亡率最高，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率可能比目前记录的高出30倍。而许多受影响的国家并没有提供有效的高温预警服务。2000年至2019年间，估计全球每年因高温死亡的人数约为48.9万人。
许小峰解释，极端高温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不仅表现在可能造成直接死亡的“中暑”、“热射病”，还会加剧多种基础性疾病的加重，或导致部分传染病的流行，导致间接、慢性的死亡或对身体造成伤害，这些在过去往往未能得到重视，今后则需要引起更多关注，采取必要的措施。
城市准备好了吗
极端天气频发，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系统能力做出新考验，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气候适应性社区等方案也陆续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一部分。
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就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明确在城市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针对强降水、高温、台风、冰冻、雾霾等极端天气，要求提高城市给排水、供电、供气、交通、信息通信等生命线系统的设计标准，加强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各地政府陆续跟进，通过气象监测系统提升、应急队伍力量强化、城市道路和下水管道优化、低碳生活方式推广等多方面入手，推出气候变化适应方案。
当前来看，我们的城市准备好了吗？各地应对极端天气还有什么需要进一步重视地方？
“研究数据表明，只需提前24小时预警，灾害损失就能减少30%。”
今年两会，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呼吁更完善的气象监测预警系统。张兴赢表示，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灾害，人类自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早期预警，但目前预警发布体系的顶层法规和制度尚不完善，且自然灾害发生后，不同地区和部门的应急响应和救援标准不一致，我国的预警送达速度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存在差距，预警覆盖面在偏远地区较为有限。
追求更精准气象监测的同时，气象灾害发生前、中、后，各职能部门的协作和配合也十分重要。许小峰说，以近期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为例，不仅考验着现有的城市排水系统，在气象预警信息发出后，城市交通部门、应急管理部门、水利部门、疾控部门等，都需要协同作业。
不过许小峰也提醒，我们在看待和评价城市内涝应对能力，或者理解“城市韧性”的时候，应综合考量安全性、建设成本和城市特性，“出现一般性降雨就产生洪涝的城市，那肯定是防范能力不行，要尽快加强基础建设；但是有的城市如果因为极端暴雨，出现部分街道或城区被淹的情况，期间通过其他预警和救援措施有效保障民众生产生活影响，也应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合适的防范标准”。
“看天吃饭”的农业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近期极端强降雨及次生灾害引发的人员伤亡情况大都发生在县乡地区。
许小峰解释，和大城市相比，县乡地区在面对极端天气时，因为防灾能力相对薄弱、经济条件受限，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更加欠缺，有的还是地质灾害隐患点，在面对极端天气时往往更加脆弱。
这也是全球层面普遍情况，并被总结为“弱势群体气候脆弱性”，由于拥有较差的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防御能力，弱势人群气候脆弱性更加明显，因此气候和环境变化会带给不同群体与其能力不匹配的风险，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对于弱势人群健康、生计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不仅于此。长期来看，我国是农业大国，气候变化还将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不仅事关我国粮食安全，也深刻影响着一大批“看天吃饭”的农户。
一方面，气候变化之下，大风、大雨、洪水或者干旱出现的频率和程度都会变大，一旦发生，很有可能导致农作物死亡或者欠收，严重影响农户收入，若发生大面积受灾欠收，还可能影响粮食安全。
另一方面，气候变化过程中，与农作物的长势息息相关的环境温度和湿度，也更容易发生小范围变化，长期来看也可能导致农作物欠收、农作物种植区域移动等。
“全球变暖有时也对农业存在有利的一面，比如西北湿暖化，东北的无霜期在缩短，会有助于主粮作物增产，但总体而言，全球变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是弊大于利，对整体农业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许小峰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正在通过人为努力去减缓全球变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比如气象部门动态化监测具体区域的气象条件，如温度、湿度、日照，以此为农业生产提供指导。
又如，作为粮食生产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由政府主导的农业保险覆盖面正不断扩大。据金融监管总局，2023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达到143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增速超17%，远超财险业平均水平。
而伴随着种植技术进步和规模化生产推广，农业生产效率也在进一步提高。
但目前还无法改变的是，对于以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个体农户而言，一场剧烈的大雨或大风，就可能让其一年的劳作大打折扣，甚至颗粒无收。
全球变暖的趋势仍未扭转，对每个人的影响或许比我们看到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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