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评《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书信中的阅读史与翻译史
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今年出版了一部《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由吴学昭整理。内容非常精彩，已有许多及时的书评予以褒扬，无须我再多嘴，只谈谈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某些内容。
比如宋淇写给钱锺书的信（共二十八通），应该是这本书里最“有料”的部分，其中有些附上了钱锺书的回信，价值就更大了。但非常可惜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有些回信就暂付阙如。宋淇信中（1981年2月14日）向钱锺书介绍学术界大红大紫的出圈人物，一个是前面书信里应该已经提及的桑塔格，另一位是《魔戒》作者托尔金，并介绍说此公的小说《霍比特人》“畅销历久不衰，盛况不下当年AliceinWonderland。最近还有人投资拍卡通片”（77页）。先说一下桑塔格。此前宋以朗（宋淇哲嗣）、冯睎乾二先生文中提及宋淇在1981年1月曾致函钱锺书推荐这位女学者的书，并在当年5月寄来宋以朗从纽约代购的《疾病的隐喻》，想必即与上述2月14日这天信中所言“Sontag一书晚手中一册已旧，此间书店无货，故已去信纽约购得平邮寄来”云云有关。次年信中（1982年3月15日）又提及桑塔格对新近诺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1981年获奖）的介绍，并言“青年人更目她为偶像”等语（82页）。实际上，冯睎乾文中已经披露了他在宋以朗家中获所见到钱锺书两封回信里对桑格格的“酷评”（先评价“矜小聪明，亦不失为可观也”；又道“书极伶俐，然正如其AgainstInterpretation，偏锋甚锐，而立说未圆”），足令我们知道钱锺书早就读过桑塔格了。钱信中说是从《党派评论文集》（ThePartisanReviewAnthology）读到桑塔格《评“坎普”》，当是写信时误记。实际上此书出版于1962年，而文章初刊于1964年第4期的《党派评论》，钱锺书一直在关注这个刊物。还有就是写《小世界》的戴维·洛奇编过一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读本》（20thCenturyLiteraryCriticism,AReader，1972），钱锺书曾以打字机摘读此书，属于英文批评集笔记里篇幅较长的一则，摘了其中的十三家文章片段，最后就是《反对阐释》里的短短一节。宋淇当时颇想以发达地区的信息优势来跟钱锺书说点儿他不知道的，没想到钱锺书依赖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机构之便利，一直在跟踪国外学术最新动态，并有非常切中要害的评价。《亲友书札》没有收入宋、冯文中提到的这几通往来书信，使我们再需要征引文献时也仍不得不采用他们的转述。
这也罢了，最令《魔戒》粉丝抓耳挠腮的是，宋淇信中提的一个问题，假如我能当面拜访钱先生可能也会想到问这个，就是他在牛津读书时到底有没有见过托尔金。钱锺书当然知道托尔金是谁！他的好朋友杨宪益（前面信件里刚批评了杨译《红楼梦》不及霍克斯），在牛津读书时就听过托尔金和写《纳尼亚传奇》的刘易斯的课。《霍比特人》初版问世于1937年，正是钱锺书留学期间，不知他当日在忙学位论文的闲暇有无时间留意这部小说呢？读书笔记里反正没有托尔金的书。但我们还是可以寻见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容安馆札记》653则引述一部《〈新政治家〉人物速写集》（NewStatesmanProfiles，1957），是钱锺书爱读的一部杂志出的文选。其中提及大诗人奥登（也是左翼作家领袖）的床边读物，就有托尔金。这里虽然只提了人名，但我们知道奥登几乎算是《魔戒》的头号粉丝，不仅在1954年的《纽约时报》率先写过两篇书评加以颂扬，还曾向托尔金提供小说构思的建议（虽然后者未必领情）。钱锺书显然知道奥登爱读的托尔金所指为何，读书笔记里还有一部向牛津学者查尔斯·威廉姆斯（CharlesWilliams，1886-1945）的论文集（EssayspresentedtoCharlesWilliams，1947），由刘易斯、托尔金等人编订，此书也备受奥登关注。刘易斯在文集序言第一页就提到了托尔金未完成的《霍比特人》续篇（指《魔戒》系列），刘易斯那篇《论故事》里也多处以《霍比特人》为例。钱锺书对刘易斯的论文以及托尔金的《论童话》一文的笔记都非常详尽，自然不会看不见托尔金的这些虚构作品。《容安馆札记》699则评价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的巴洛克派作家巴西尔短篇小说集《五日谈》（IlPentamerone，用克罗齐近代意大利语译本），也引述了《论童话》里关于大团圆结局（eucatastrophe）的判断，并说安徒生之外，巴西尔的童话故事也许是惟一能让成年人欣赏的作品了。只是我们没能看到钱锺书正面回应宋淇书信的意见，他是否读到过《霍比特人》《魔戒》乃至《纳尼亚传奇》呢，读过又有什么高见或是酷评？钱锺书究竟有没有在牛津见到过托尔金或刘易斯（读书笔记可是涉猎过多部刘易斯文学批评的著作）？《亲友书札》没有收相关的钱锺书复信，使我们的好奇心膨胀到了极点却没有答案。
同样因没有收录覆函而制造了悬疑的例子，又见于王岷源写给钱杨夫妇的信（共十七通），有一段（1989年12月13日）系告知王瑶先生在上海去世的消息，并回忆自己当年与王瑶在清华同窗以及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的经历（218页）。因近日北京大学举办“王瑶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展”以及相关一系列学术活动，我的多位师友主持其事，促使我对此也有所学习和思考。其中作为出身清华的现代学人，钱锺书被许多学者拿来与王瑶比较，但两人直接互动的材料并不多。从这封信来看，钱锺书对王瑶显然是有所关注或谓关心的，假如这部书信集可以收入钱锺书随后的回信（仅附1982年复函的影印图），没准儿就可以看到他的评议。
除了钱锺书个人阅读史的材料外，《亲友书札》里还有一些翻译史的材料也很可贵。我在此只摘引许景渊1978年10月27日致钱锺书信（22页，附28日“再及”）一段内容：
此间由西班牙语文教员李君（曾去古巴学习三年），近方对傅东华先生译本攻读《堂吉诃德》，弟因示以大嫂译本。渠读之如获至宝；谓傅译不独文词见绌，即意义亦多有出入云云。大嫂正本清源，嘉惠后学，实非浅鲜矣。
按，许景渊是钱锺书堂妹夫，当时任教于河北大学外文系。此处所言“李君”疑是指李德明。其人系天津人，于1963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赴古巴哈瓦那大学文学院留学。但并不曾见其在保定河北大学任教员的经历。引文开头的“此间由”数字读不通，或当作“此间有”，但也有可能是“比闻有”三字的误读，那样意思不关涉工作单位的情况了。
李德明后来翻译了大量西班牙语文学作品，不仅包括当代文学，还有不少早期作品，其中就包括与《堂吉诃德》关系颇为密切的几部，比如小说人物所藏三部题为《狄亚娜》的田园小说，被神父饶恕了的那两部，等于是塞万提斯珍视的经典；还有圣佩德罗的两部小说，《爱情牢房》与《阿纳尔特与路森达的爱情故事》——《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二十四章卡迪纽的故事，就来自后者。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塞万提斯全集》，李德明翻译了其中的八部幕间剧（entremés）。此外还有《塞维利亚的石貂女》《安达卢西亚姑娘在罗马》这两部女流浪汉小说，以及德维加和克维多的戏剧小说作品。可以说是翻译了很多《堂吉诃德》的“周边作品”。许景渊信中说这位“李君”为了攻读原文《堂吉诃德》，用中译本作为辅助对照读物，这应该是实实在在读外文经典名著的初学门径；日后很多西班牙语文学专家，重译时分明偷师已有中译本，却故意说成自己径直译自原文，相形之下足见真伪。杨绛译《堂吉诃德》，1978年3月问世。在此之前只有傅东华于1959年完成的一部全译本。李德明后来将许多中国古典名著译成西班牙文，包括与《堂吉诃德》对白风格有相近之处的《西游记》，可知他中国文学修养很好。钱锺书读书札记里也曾多处分析比较猪八戒的语言和桑丘风格的近似，我们可以在杨绛译本中得到印证。许景渊好论翻译，他转述李德明的话，认为傅东华译本意义与原作“多有出入”，这自然是傅译本以英译本转译而来的缺点，杨绛就是读过四五种英法译本后觉得不满意才决心自学西班牙文来译原作的；而批评傅译“文词见绌”，正见发论者在对读中西文本上的体会和语感。近来有给傅东华译《堂吉诃德》校订出新版的做法，鼓吹傅译“老道而精湛”，与真正西语专家的看法相比较，岂不荒唐可笑。其实，傅译本更糟糕的是认定堂吉诃德讲话使用的是所谓“故作高雅的拟古文字”，而仆人桑丘采用了“非常活泼接地气的语言”，这在笑料百出的前半部大多确是如此；然而如此理解还是掉进了人物脸谱化的简单模式，他忘记了或者说是忽视了小说里主仆两人间的互相影响，西方学者名之曰“桑丘的堂吉诃德化和堂吉诃德的桑丘化（thequixotificationofSancho&thesanchificationofDonQuixote）”。钱锺书在读书札记里细致标识了在哪些章节里桑丘展现了理智、明断甚至高尚的情操，而堂吉诃德也在更具现实关怀意识的后半部里发表了很多颇具人文主义精神的高明见解。从语言风格上，桑丘（也包括他夫人）在担任海岛总督前后讲话和行文（书信）反而变成了“故作高雅”但又弄巧成拙的滑稽效果；而堂吉诃德的文雅谈吐也并不令人觉得虚伪和好笑。相信每位认真读过西班牙文原著或是杨绛译本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些不被傅东华所理解的细节。许景渊赞颂杨译《堂吉诃德》的“正本清源，嘉惠后学”一语，并非客套话而已。
宋淇还在信中询问中国古籍里断袖之癖的记载，钱锺书回信里取笑他不看自己的书（指《管锥编》），于是提及高罗佩《房内考》一书（云“尚可翻阅”，65页）。查读书笔记，钱锺书只摘录过《狄公案》的内容，《房内考》所涉及的材料大可不必求助于外国人。既然读不来中文的古今之书，给香港读书人推荐一本汉学家的英文书，倒也算正中下怀吧。宋淇好像经常通过影视剧改编才关注某个文学作品，我们见他在信中又说“最近EvelynWaugh的BridesheadRevisited改编成电视片集，先后于1980年冬、1982年初在英美上映，轰动一时……此书晚于五十年代时曾阅多次，深喜之”，于是问钱锺书：“不知曾过目否？”（83页）我以前撰文谈及杨绛在四十年代末翻译的《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一书里，早就提到了伊夫林·沃问世于1945年的这部小说。书题BridesheadRevisited坊间中译本作《旧地重游》，1981年的电视剧则被港台人士译作《拾梦记》，新译名作《故园风雨后》；杨绛当时直译作《重访布莱兹黑德》，没准是介绍这部作品的中文世界第一人。钱锺书有读沃作品的十多篇笔记，其中读《旧地重游》的笔记作于1948年。多年之后，青年汉学家胡志德曾问钱锺书《围城》（1947年问世）是不是受了沃小说的影响，因为存在类似腔调，钱锺书竟回答说他从未读过——从时间先后上也确实如此。面对宋淇“野人献曝”一样问询“不知曾过目否”，钱锺书的回信也没收入书中。后来宋淇又来信，说及“诚如先生所说，Waugh文笔极好，现代小说家中极难见到同等功力者”，看来是得到正面答复了。但是老有这种问询，难道不也很有喜感？倒不如干脆满足对方一次，就回答说从未读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