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台湾“发钱”三次，结果是好是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雁默】
政府发钱给人民，为什么发，怎么发，发多少，发给谁，是门很大学问，说起来相当复杂。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大陆一直有媒体和学者呼吁给民众发钱。别人怎么做？欧美举债发钱的经验，参考价值不如台湾，毕竟，两岸人民务实的民族性是一致的，因此台湾发钱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大陆发钱的结果。
对老百姓而言，政府“发钱”当然是好事，但对政府而言，得反复精算，并累积实际经验，才可能发挥正面效应。
于此，经济理论让专家去说，本文就整理一下台湾发钱的实际经验，供各方参考。
为什么发？
发钱的目的，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面向：
台湾发钱三次，第一次是因应2008年金融海啸，台湾百业萧条，经济一度负增长，失业率攀升，前景难料。2009年马英九普发“振兴经济消费券”，目的是为全台产业纾困。
第二次是2020年疫情，属短期经济冲击，情况不像2008年时那么严峻，经济主体制造业未遭损害，但消费紧缩。蔡英文于该年发放“振兴三倍券”，目的是避免滑入“通缩”，以及为产业纾困。
第三次是2021年疫情蔓延到台湾，蔡英文再度发放“振兴五倍券”，这一次主要是想救观光业等民生服务业，纾困对象较为缩小。
2020年，蔡英文发放“振兴三倍券”
总的来说，台湾发钱的效果，在经济面向上不如预期，但论短期收益，可谓不无小补，还不至于浪费人民纳税钱。
在政治面向上，蔡英文的“振兴五倍券”，更多隐含“稳民心”的用意。当时“挡疫苗”、“有疫苗官员先打”引发民怨滔天，发钱至少能稳住基本盘。2022年选举，执政党虽在席次上大败，但总得票率仍与对手保持在10%以内的差距，维持41%的支持度。
对这类政府“发钱”政策的正确认知是，此举旨在解决短期问题，特别是对陷入困境的产业纾困，而不是为了增加人民收入，也就是“救急不救穷”。
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劫贫济富、图利富人的政策，但这种看法有点极端，产业兴衰与就业率直接相关，政府有责任在大环境转恶的时候保护产业，连带稳住就业。
至于有人认为，提升蓝领收入，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才是正道，所以反对发钱。这则是中长期的问题，当然应该有对策，但不妨碍政府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政策不能只有“救穷不救急”。
在民间消费层面，大陆经济目前的燃眉之急是什么？通缩？生产力远大于消费力？实体店面不振？民众虽愿意在国内旅游，但消费仍太保守？只要明确了目的，就能明确为什么发钱，以及怎么发钱。
怎么发？发给谁？发多少？
然后就是怎么发的问题：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发给谁？排富不排富？发多少？一个月工资好不好？
一者，尽管过程中许多人力主发现金，但台湾三次发钱，都是发券，而且还明订使用期限，为什么呢？因为怕民众存起来不花。
承上述，这是“救急不救穷”，偶而为之的政策，目的就是短期刺激消费，钱不会多，更不是月月发放，所以发出去了就是要全数收回。人民拿到了政府“赠予”的商品与服务折扣，政府获得了额外的税收，理想上是双赢。
如果是发现金，不用想也知道财务上较紧的多数人会存起来，我们都是中国人，心思是一样的。如果是我，就会存起来拿去抵税，这就等于政府自动减少了税收。
也有经济学者认为，只要钱不多，有价礼券与现金一样可以存起来，只是消费配置的问题。然而，有些人就是穷到光屁股，连税都不必缴，没有什么“消费配置”可言。
再者，这三次“发券”都不排富，因为目的主要是“振兴经济”，其次才是“产业纾困”。
振兴与纾困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希望全民一起参与“买买买”，后者是援助陷入困境的对象，所以旨在刺激消费的“振兴”不应该排富。
然而，三次发钱也都有“纾困”的目的，排富也不是不应该，但这在执行层面上会使行政复杂化。行政一旦复杂化，发钱效率就会降低，争议就会升高，搞到不发还好，发了反而引众怒。
对政府而言，发钱“振兴”是一种投资，要的是实质收益；发钱“纾困”是一种支出，目的在照顾弱势。广撒钱，若只视为支出会造成财政负担，更别说举债发钱了。
虽然钱不会多，对富人而言有与没有一样，但发券原则上都会使用，无论是赠予他人，或凭券加码消费，基本不会影响政府的总体收益。
但如果钱多到一定程度，比如每人可获取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等值消费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对许多大陆劳动者而言，一万元超过一个月工资，钱不可谓少，若不排富，会怨政府何不干脆“劫富济贫”，将发给富人的钱都分给穷人，这样还能分多点。富人是无所谓，但一般人有所谓。
还有，发放有效期限的券，在政府财政上负担较轻，今年发，明年再核销即可；但若是发现金，就要立刻找到财源，而通常在年度预算之外的支出，需要举债应付。
三者，怎么发，也涉及让民众“无偿获取”，或“有偿获取”的问题。
无偿获取，即马英九的消费券与最后一次的五倍券，都是直接发券。有偿获取，即蔡英文的振兴三倍券，民众要花钱买。3倍券就是花1000元买价值3000元的券，等于政府补贴人民2000元。
为什么要让人民花钱买券？说到底，就是减轻财政负担，还拉高杠杆（也就是乘数）。2300万人都花1000元买3倍券，政府立刻笑纳230亿现金。而民众若花光3000元，等于每人总共消费4000元以上。如果你用3倍券买了5000元的商品，实际支出就是3000，超过政府补贴的2000元。
要说这是割人民韭菜也无不妥，但意在实质收益的发钱政策，本质就是如此，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觉得这是消费陷阱的民众也可以选择不买券，但实际状况是，嫌归嫌，几乎没人不买。
四者，要不要限制消费民生必需品？
政府发钱，如果目的是振兴特定行业，就不会希望你去买民生必需品，例如加油、买菜、买卫生纸等等，而希望你额外消费非必需品，如观光服务业商品，各种娱乐业商品，或者多买些衣服鞋子首饰玩具家具等等，以活络民生次要产业。
蔡英文的X倍券就限定不可用在网络电商（购物型）消费，缴税、囤积民生物资、股票、水电费、罚款、游戏点数、礼券、香烟、保单等等（也不可找零）。
限制是有必要的，但如何限制，端视发钱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状况是，只要不限制大型连锁超商或卖场，多数民众还是会花在民生必需品上。关键就在于消费券金额不大，民众不会因此去多买昂贵的非必需品，就算不买必需品，原则上也会选择券值4倍以内的非必需品（根据经验，这意味着家电销路上涨，而非观光服务业获益）。
况且，各大零售渠道都会争相加码，促销出清，以赚取这一大笔政府对民众的补贴，而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民生必需品。
当然，也有人卖券赚价差，就是只爱可自由使用的现金，但有人买，意味着券一定会使用，不影响政府的整体收益，且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少数，因为别人只会打折买你的券。
个人认为，大陆若要发钱，确实该限制电商消费，因为电商太强大，实体店面真的需要人气。
五者，发多少钱，也是学问，发多了不行，发少了干脆别发。
以礼券形式发放，台湾第一次发3600元台币，是最低工资的约20%。第二次发，1000元换3000元，实际补贴2000元，是最低工资约8.4%。第三次发5000元，不用买，是最低工资的20.8%。
每个人的收入与消费占比不同，大致上，月收入扣掉定存、房贷（或房租）、水电费、保费与其他必要支出之后，还有50%以上消费额度的人应该不多。如果按家庭收支两人工资合计，或能达到50%。
这50%再扣掉民生必需物资消费，包含吃的用的，能有20%“闲钱”消费还算合理，不过这是以家庭为单位（两人工资）计算。若是一般月收入3万台币的单身狗，5000元算是令人开心的意外之财。若是一家3口或4口，能平白多出1.5万到2万的消费额度，感觉钱虽不算多，但也不少。
除此之外，各县市也会随之加码，民间各种大型销售渠道，以及各服务业都会推出加码方案供民众选择，如此形成暂时性的消费荣景。
需要提醒的是，第三次发钱，“五倍券”不是一张纸，而是分为千元3张，500元2张，200元5张，以方便民众消费不同品项，但不能找零。这种设计是避免礼券只被用来购买单一商品。
另外，民众也可选择领取纸本，或虚拟绑定信用卡、移动支付和电子票证。不过，绝大部分民众都选择领取纸本，因为那有“手感”，领取与支付也最单纯，花起来感觉较佳。
大致而言，发钱额度在最低工资的20%上下，对民众而言是有感的福利，但对总体经济而言，收益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因为人民还是多将这笔钱用在采购民生物资上。
综上，政府发钱最主要的正面效益，在于提振经济“士气”，短期降低缩紧荷包的社会氛围，而不是解决长期消费紧缩的现象，不能对此一政策寄予过高的期望，认为它能“搞好经济”。相较之下，更重要的是中长期调整财富分配的政策。
个人认为，就算仅着眼于在消费层面的“提振士气”也是好的，只要政府精算过后认为不会亏钱即可。当然，大陆的人口远超过台湾，各地方状况也不同，在计算与执行层面的考量势必也远比台湾复杂，但总得来说，值得一试。
民众到底怎么花这笔钱？
政策施行后，有若干民调与深度分析，在民众实际的消费层面值得大陆参考。
1.实体券与虚拟券：原本预期虚拟券接受度较高，但民众偏好领取实体券，原因之一是领取管道（包含连锁小型超商）也会加码，主要原因承上述，简单方便有手感，小确幸感觉得到。
大陆已习惯使用虚拟支付，但从消费心理学的角度看，钱一进入虚拟账户，就会被民众默认是“正常资产”，而不是“意外之财”，两者的消费态度大不同，前者会理性，后者会“冲动”，而说到底，政府发钱就是想刺激“冲动消费”。
2.面额问题：分成不同面额，不会推高高额消费（如购买万元以上家电），民众倾向小笔小笔慢慢花。这现象是好是坏，端视政府发钱的目的。
3.消费类别：政策之用意，原本希望民众花费在非必要商品与服务（如娱乐、观光），但大多数人还是花费在日常消费品，前三大类是“日常餐饮”、“低价民生物资”、“日常衣着”，简言之，近七成的消费落在民众日常就会开销的项目上。而这意味着政府最在意的“乘数”（创造额外消费与收益）很难如预期。
我相信，大陆民众对这笔钱的消费意向，肯定与台湾民众一样，当作日常支出的补贴为多数，当作意外之财拿去享乐的为少数。
当然，这与年龄也有直接的关系，马英九时代发消费券时，我还年轻，一次性买了条昂贵的牛仔裤，没有补贴就不会买的那种。等到蔡英文发钱，我就快尘满面，鬓如霜，拿去补贴购买平板电脑，以及换新手机。也就是原本想买，但心疼钱包而一直忍着不买的东西（当时我iPhone6荧幕都布满裂痕了还在用）。
看待这笔钱，在心理上是从“意外之财”到“自己拥有”的过程，前者你会倾向乱花，后者你会理性看待。这意味着，使用期限不能拉太长，若限定一个月内使用，民众会倾向消费非必需品，但若期限太短，也会让很多民众忘记领取或使用。
限制使用的层面也类似，限制太少，民众会更当成日常支出，限制太多，放弃领取使用的比例就会升高。
4.加码的效果：从“中央”到县市政府，再到民间各种商家的加码，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面额问题上。如上述，民众倾向小笔小笔使用，往往一次只使用一张200元，那加码的获得感就微乎其微，甚至，小额使用还不符合加码条件。这是在考虑面额问题时必须有所取舍的部分。
总言之，中国人的民族性远比西方务实，天然抑制“冲动性消费”，因此政府若想获得高乘数效应绝不容易。但若限制太多，指向性太明显，总体效益也会大减，因此拿捏政策分寸实在是门大学问。
不过，经验胜于理论，政府在一次大胆的政策实验中，所能获取的绝不只是乘数，还能对国民消费倾向做一次大盘点，有助于厘清掌舵总体经济的方向感。对于这一点，民众肯定是欢迎的。
不同意见的激烈交锋，在政策施行前是必然，也是应该的，而施行后，不同意见反而会降低，因为经验会排除许多不必要的顾虑，或过于极端的论点，有利于下一次规划类似政策时减少阻力。
只要目的明确，利弊得失算清楚，就应该采取行动，我相信透过许多他山之石，大陆能少绕些弯路。当然，大陆也有仅属于自己的挑战，但有时，真正的避险最佳途径，不试不知道。
想不如做，再怎么说，政府发钱，并非制度性的，总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灾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