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如何打造产业投资新生态？
2024年8月21-22日，由清科创业、投资界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大会在上海召开。现场400+知名优秀FOFs、政府引导基金、险资、富有家族、VC/PE等出席，聚合万亿级可投资本，分享中国LP市场最新动态，共探新周期下的创投之路。
本场《打造产业投资新生态》影响力对话，由倚锋资本CEO朱湃主持，对话嘉宾为：
宁波市甬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冯诚力
日初资本管理合伙人何晨耕
浦发硅谷银行华东负责人 李梦溪
浙江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盛建峰
东方嘉富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徐 晓
以下为对话实录，
经投资界（ID:pedaily2012）编辑：
朱湃：非常感谢所有到场的朋友们，感谢大家来聆听我们分享如何打造产业投资新生态的观点。虽然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中国的创投领域还很年轻，生态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不同代表，相信通过我们的交流，一定能碰撞出许多有益的火花。接下来，请各位嘉宾依次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冯诚力：我来自宁波甬元基金，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隶属于新组建的宁波金投控股集团，是宁波市财政部下属的市国资企业，也是去年宁波市新设立的政府投资基金的平台。作为一家一级母基金，我们专注于全领域、全生命周期的投资，目标是通过500亿母基金的投资，带动宁波形成3000亿的基金集群，来赋能宁波的产业发展。同时，依托集团在金融牌照、主题开发、园区+基金等方面的优势，以及金融控股集团的背景，希望能够为产业提供支持。
何晨耕：日初资本是成立于2020年的新机构。我们以美元起家，首支基金关账6.3亿美元，主要聚焦在消费产业投资。日初创始人陈峰也是一位杰出的消费行业创业者，我在参与管理基金之前，也有多年的消费产业创业经验。用一句话给定义我们，应该就是从消费产业中来，再投资回消费产业。尽管当前的大环境充满挑战，但我们希望通过围绕产业深耕和出海全球化的新探索，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些积极乐观的发展方向。
李梦溪：浦发硅谷银行是中国首家专注创新经济的科创银行，自2012年成立以来，浦发硅谷银行持续不断迭代和升级，在数字化转型、智能制造、半导体、生命科学与医疗、气候科技与新能源等科技创新领域，与逾5000家高成长的企业及400多家国内顶尖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机构展开深度紧密合作，尤其是一级市场的被投企业，我们同时也服务于市场上所有活跃的人民币和美元基金。今天，我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分享我们十多年来对资本市场的关注，以及我们对企业银行客户的深入反馈。
盛建峰：我来自浙江金控管理有限公司。自2012年成立以来，浙江金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浙江省政府产业基金的管理人，一直负责该基金的运作和投资。浙江省产业基金的管理初始规模约为351亿，已经累计认缴金额达到500亿元，投资了近1500家省内企业。从2023年开始，浙江省政府产业基金在3.0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优化调整，我们设立了“4+1”专项基金，目前已成立15支基金，包括10支专项基金、4支母基金和1支军工基金，总规模约650亿。自去年以来，我们也开始与国内GP展开新一轮的合作，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15支基金的组建，我们期待与更多行业内的优秀机构开展合作。
徐晓：我来自东方嘉富。东方嘉富是浙江省国有上市公司浙江东方旗下的投资平台，我们的业务涵盖一级股权投资和二级证券投资。一级股权投资是主业，目前管理规模约为150亿，主要投资方向是浙江省的三大科创高地——智能制造与新材料、生命科学以及互联网+相关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主要关注早期投资，将80%的资金投入到前两轮，期待未来有机会与大家合作。
朱湃：我们倚锋资本是一家专注于医疗领域投资机构，我们主要关注新药研发和高端医疗设备，管理资金规模大约60亿，已经助力十四个企业完成了IPO，投资了超过90家企业。现在，请大家讨论一下，目前行业里出现了哪些新的模式、新的生态和新的玩法。
冯诚力：谈到新方向，我们公司是新成立的，宁波之前的引导基金规模相对较小，现在我们已经打造了一个以增量为主的母基金，这本身就是新趋势。我们不局限于天使、VC或PE基金，而是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的基金，这也是新的方向。对于地方政府基金来说，如果只专注于某一企业的投资阶段，可能无法满足政府的政策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陪伴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成长。
另外，关于基金的新布局，政府投资基金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母基金投资，二是重大项目的直投。母基金投资分为三块业务：一块是与区县为主的联合基金，以招引为主，但我们希望能够与市区协同，通过市平台链接省里和央企或国家级基金。宁波装备基金就是发挥了链接的优势，这是新趋势。
虽然国资在基金中占比会比较高，但我们还是希望有不同诉求的国资，比如市区，最终为浙江和宁波提供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区县联合基金既体现了返投或招引的诉求，同时也希望能带动社会资本投资。我们希望基金结构上不是完全由政府完全出资，管理办法里有一条，希望有非管理人的第三方社会资本占20%，让基金更加合理化，更能够在具体决策时市场化，通过市场化手段完成政策目标。
同时，对返投有前置认定的设置，就是在出资半年前或尽调函之后，就要求返投。管理人有很多主动去投好项目的机会，既能完成政策目标，又能在管理的基金做返投前置，我们做认定。这些设置更好地结合了招引诉求和实际管理人能做的事情。
第二，除了区县联合以外，还有产业链基金，这个主题是围绕着产业资本。宁波制造业基础比较好，产业和民营经济也比较发达，围绕当地的产业链主我们做赋能。有产业资本在背后，对管理人来说也是多方的验证和支持。当然我们会比较关注宁波的龙头企业和产业，也欢迎招引产业链主，我们帮他做大做强，提升国际的竞争力。
第三，关于并购基金的布局。现在IPO收紧的情况下，资本市场上并购会是比较大的趋势。所以我们现在做政府投资基金，既有招引，又有落实的政策，还有对产业的赋能，另外还有在并购方面的新趋势。
还有现在从数据上来说，大家主要关注两块，投早投小，或者投成熟，中间这一块没有人太多的关注。从政府投资基金来说，怎么解决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不应该完全都给管理人，比如说返投和企业最后的退出。因为如果我们组建基金的时候，就像LP和GP走到一起，不可能说把所有的责任人都给另外一方，对于企业返投任务的完成和企业最后成长退出，应该是双方共同赋能。
所以从地方的政府基金来说，能够调动的资源和在后续持续关注上会做到比较大的赋能。还有后续的返投落实和跟踪，以及投后的工作，整个生命周期要一起走下来。对GP来说，未来也会更多关注企业的投后，我相信每个GP投的企业都希望能够走好，而不是希望最后走到诉讼这一步。
何晨耕：我愿意坦诚地分享日初在过去几年的亲身经历和从中的经验教训。虽然2020年成立到现在也还不到4年的时间，但仿佛已经走过了8年甚至10年的路。我们自己的基因有浓厚的消费产业烙印，从零起步，逐步发展壮大并实现退出的完整经历。在消费产业基础上，我们其实也做了扩赛道的探索。2021年开始我们专门组了一个新团队深入研究能源，也出手了个别项目，目前来看还是对于整体行业周期没有把握到位，不过这些经验还是非常宝贵的，让我们对市场有了更强的敬畏心，并且对自己的能力圈边界形成了更清晰的认知，这也是一个自我迭代和蜕变的过程。
回到消费产业本身，分享一些我们的思考。消费产业覆盖面广泛，但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值得投资的赛道并不多。纵观欧美日韩等发达消费市场，估值上百亿人民币的优质公司，行业集中度相当高。所以我们要创新，第一步是明确我们不能做什么，不去做什么。有了这个出发点，我们就有了深入研究行业逻辑，深入整合行业资源，深入挖掘投资机会的时间和精力。站在一个机构投资人的时间，我们所理解的产业投资，就是在我们筛选的行业赛道，充分整合产业资源，与头部产业合作，一同布局赛道未来的新增长点，无论是拓品类，拓品牌，还是出海拓市场。
投资机构要想做好产业投资，就一定要与产业合作伙伴在早期就形成合作共赢关系，而不是等到项目成熟后再找产业伙伴来接盘。我们认为，流动性是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退出可能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日初更倾向于从一开始就共同打造产业基础，让产业参与进来，无论是从商业合作还是股权投资的角度，共同规划新的发展曲线，实现共赢。这是我们从产业视角回归消费主赛道的一些思考，并且近一年以来在逐步执行落地。
李梦溪：我们银行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扮演着深入观察者的角色。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变化使得企业间的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单一产品，而是上升到了产业链乃至整个产业生态的竞争层面。作为金融机构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深入理解产业、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与产业领导者——即产业链核心企业的沟通与合作，变得尤为关键。
从机构的角度出发，我们在人员配置、外部交流和信息输出等方面都更加主动积极地与产业领导者建立联系。近几年，我们也在反思中国在光伏、锂电池、功率半导体等几个重度投资行业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导致产业内卷化。我们一直在与产业界人士及一级市场合作伙伴进行沟通，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寻找市场上可能出现的新业态。
例如张汝京博士在半导体领域提出的CIDM模式，这并非最近提出的新业态，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模式在当下环境中非常值得关注。CIDM模式允许多家公司通过共同持股，不单独建设自己的产能，而是联合建立共享的产能空间。这样，企业不仅可以锁定产能和共同提升制程技术，还可以在人员、技术和具有通用性的知识产权方面实现共享与互通。虽然在中国，采用CIDM模式落地的企业并不多，但这是重复生产的一种新方式。我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各行业中类似CIDM的新模式，并希望为中国产业找到一个既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又能避免重复建设产能和避免过度内卷的有效途径和解决方案。
盛建峰：为专注于政府产业基金投资管理的机构，我们也在根据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产业环境的变化，关注各个地方政府在产业运作模式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产业基金运作管理模式的变化。近两年，以下这些变化尤为明显：
首先，过去各级地方政府和国资主要聚焦于本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围绕自己的区域进行产业布局和投资，通常各自为政。近两年随着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以及产业基金管理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政府产业基金的专业化合作也开始更加开放，彼此之间的合作愈发显著。以我们去年参与的4+1基金为例，我们通过遴选选出了作为广东国资的粤科作为管理人，加入了“4+1”专精特新的母基金管理，实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国资基金管理人的互动与合作，充分各自发挥产业优势提升我们专精特新母基金的专业化运作，目前的基金已经开始运作，推进情况比较理想。
其次，政府产业基金在投资管理上，在政策目标的实现上，更精准化、更精细化，在投资布局上，对于具体的行业赛道开始进行细分，对不同的投资阶段采用投资方式更多样化，对投资机构的政策目标落实上更体系化。例如，深圳自2021年起开始对20+8产业进行投资，围绕不同的赛道和产业布局。浙江省则聚焦于“415X”产业和“315”科创体系，设立了10支集群基金，2支专精特新母基金、2支科创母基金，整体打法越来越专业化，赛道越来越精细化。
第三点，产业基金经过一轮布局周期后，各级政府产业基金出现了整合的趋势。一是目前“4+1”基金的组建与运作实现了省、市、区（县）的整合和统一。同时，区县级基金由于缺乏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投资资金相对规模较小等情况，逐渐退出和被整合，向市级或省级产业基金集中，这对GP未来的募资和地方政府合作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是从合作伙伴的角度来看，专注于细分领域和赛道的创投机构和GP开始脱颖而出，而综合性投资基金可能部分机构面临转型难而退出市场。例如，今天在座的何总专注于消费赛道的基金和主持人朱总在医疗赛道的投资以及徐总所在的东方嘉富，都是在自己专注的赛道上，近几年都取得了较好的的成绩，这也是这一变化的一个很好例证。在我们的科创母基金和专项基金的子基金遴选征集过程中，这一趋势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专注于细分领域和赛道的早期创投机构脱颖而出。
最后一点，随着技术创业的发展，近两年许多科技型项目的创业成功率在明显提升。基金管理人和GP应更多关注科技创业领域，投早、投小、投科技。特别是当下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具有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中实现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突破的创业项目。近年来从很多创业者的身份看，很多创业成功的企业大多数都具有高校和技术背景。
徐晓：首先对浙江省金控对东方嘉富的认可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刚刚通过了科创母基金一期管理人的选拔，目前正在筹备第六期的科创基金。
作为直投基金的GP或管理人，我们观察到市场近两年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变化并非模式上的创新，而是在基金运作端，管理人亲自参与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2018年之前，中国的创业市场多以TOC或消费类创业为主，对团队完整性的要求并不像TOB端的科技型企业那样高。但现在，随着TOB科技型企业的兴起，很多由科学家或大厂资深高管创办的企业，需要管理人更深入地参与到创业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孵化和成长阶段。有时，基金管理团队甚至像联合创始人一样，与创始团队共同发起设立公司。
为此，我们在每期科创基金中都会拿出10%的资金，专门用于寻找并支持一些团队，共同设立科创型企业，专注于科技行业的细分领域。我们不会提出过高的估值要求，而是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参与，不要求对赌或回购。这种做法正被越来越多的机构尝试和探索。我们每年都会进行两三个这样的项目投资布局。
其次，从项目端和被投企业本身的趋势来看，出海已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方向，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国内产能过剩和消费市场不振，企业需要寻求海外市场来消化产能；另一方面，有些企业作为供应链的一部分，跟随下游客户进行出海布局。今天的出海与以往不同，不再是简单地将产品从中国生产后销往全球，而是要求中国企业家从一开始就将自己视为全球化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品和市场。这可能涉及到零部件在中国生产，装备和集成在靠近客户的地方完成，而客户交付则直接在客户旁边进行。这对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同时，出海的成本问题也值得关注。尽管中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优势，但一些关键核心零部件的成本并不比海外便宜，因为这些部件往往需要从海外进口。这就要求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供应链，考虑是在海外购买零部件后在中国组装，还是直接在海外采购并组装、销售和提供售后服务。此外，地缘政治因素也给中国企业家带来了挑战，如最近一家企业在向欧洲交付制造业设备时，就面临了运输成本高昂和航道受限的问题。这些新课题都需要去面对和解决。
朱湃：我们这个专场非常特别，聚集了不同生态的代表，包括政府出资代表、银行代表，以及倚锋在内的市场化投资机构，代表三个市场化的投资机构。由于时间关系，我会将我的问题拆分成几个小问题分别提问。
首先，我想请问来自浙江的两位政府出资代表，首先感谢盛总对我们倚锋的支持，尤其是在出资方面已经进行了合作。目前，政府出资平台在整个生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上午的嘉宾提到了中国特色的创投环境。我想问的是，未来政府投资平台在生态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否会趋向于市场化投资机构，还是说会继续承担其特殊使命？
冯诚力：刚才提到生态问题，我想借此机会谈谈。GP都在创业，现在政府生态是LP也要往GP组建基金的角度去做，这是生态中一个很好的体验。在生态中体现作用，浙江和宁波都比较务实，关键在于如何组建基金，如何让引进的企业融入当地产业链，并通过出海方式走向国际。宁波上半年的企业出海活动较多，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因此，政府投资基金可以扮演多重角色，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提供政策支持，也可以从基金的角度，通过公司制或合伙制，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为企业提供赋能。
我们集团将银行、保险、证券和土地园区开发结合起来，是为了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更好地引导、引领和赋能。
第二，浙江的干部非常务实，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目标。盛总提到浙江正在打造多级联动体系，我相信在募资、投资、管理和退出等各个阶段都会有政府投资基金的参与，共同打造良好生态。盛总也提到了粤科在广东打造的全国性生态，通过LP的角度牵头整合资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GP之间的互通可能性相对较低，但通过LP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希望GP在当地设立团队，并提供办公场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共同做好基金或基金集群。
盛建峰：作为产业基金，其核心使命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支持产业转型和企业创新创业，这个初心没有变，也不会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产业基金在支持产业生态发展方面发挥着三个作用：
第一，引领作用。政府产业基金始终是弥补市场缺位的，在整个过程中首先要发挥引领作用，引导区域内产业生态进行转型和升级，在关键重大项目或产业项目上发挥关键少数角色，不仅是市场参与主体，更多是发挥标杆意义。
第二，布局作用。产业基金在运作过程中承担的使命不仅仅是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对区域内产业进行优化和布局。例如，4+1基金的布局是基于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和各地区的产业优势进行设置和布局的，目的是强强联合，优化结构，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平台作用。在宏观经济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尤其是在浙江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在产业转型和资本转型过程中，企业依靠内生动力已不足以应对挑战。产业基金在关键节点项目和转型过程中，发挥资本优势和政府资源优势，帮助企业更上一层楼，做到“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最后，通过整合政府、企业、投资机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资源，形成良性产业互动，推动有机生态的形成，这是政府产业基金对产业生态的重要贡献。
朱湃：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浦发硅谷银行的李总，目前创投行业正面临寒冬，如果创投机构不投资或资金短缺，作为银行代表，特别是浦发硅谷银行这样的科创银行代表，将如何支持这些企业？未来在生态中是否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李梦溪：一级市场的寒冬导致整体募资和投资金额明显下降。同比上半年，募资金额和投资金额都下降了约40%。即便直接投资金额减少，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并不会减少。因此，间接投资，特别是银行的资金支持变得尤为重要。
我们银行作为科创企业的服务者已有13年经验，并一直定位自己为一级市场的股债枢纽。在过去13年中，我们积累了对创新市场生态伙伴的深入了解，包括财务投资人、国资基金、产业投资人以及科创企业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了解，帮助生态中的每个环节更好地理解各机构的需求，并通过这种方式，介绍和帮助同业组成科创银行联盟，为一级市场的被投企业提供更多信贷资金支持。
朱湃：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出海。在创投和产业领域，出海已经成为近两年的一个热点。徐总分享了中国企业出海的优势。现在，我想询问在当前环境和生态下，企业出海会遇到哪些阻碍？有哪些行业或领域特别适合走出去？中国企业在未来出海中，在国际市场和大生态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何晨耕：我刚刚结束了一个月的美国考察。一句话概括，消费类目中出海仍然大有可为。相较“出海”，我其实更喜欢用“溢出效应”这个词。不仅是消费行业，我们的供应链和人才基础已经进入工程师红利时代，不再是简单的廉价劳动力时代。一方面是供应链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是人才的溢出效应。
在过去三五年里，我们注意到新创业者的供给带来了人才溢出效应，这是时代人口结构的红利。95后创业者在海外生活和成长，对文化共通性有深刻理解，这对消费品牌溢价至关重要。此外，互联网模式的创新引领，如昨天大火的游戏，显示我们有很多可以输出的认知能力。
我们看到的问题是非共识层面的，比如文化价值观的共情能力。出海后需要本土化，将供应链资源移至海外，实现本地化生产。这是未来5-10年我们非常期待的，但目前来看，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溢出是第一步，但溢出之后需要本土化。我们要考虑溢出的效应如何能从一开始的走出去，到长期的本土化，如何落地生根，这是我们未来非常期待的，但目前看来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徐晓：您刚才提到的出海挑战，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出海整体战略的制定。我非常赞同何总的一句话，出海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本土化。我们不能仅仅拿着国内的供应链去征服全球市场，这样的心态很可能会导致失败。如果我们单纯依靠国内供应链优势去海外市场，很容易遭到当地产业链和客户的排斥，这种情况在一些地方已经引起了反弹，值得我们警惕。
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将供应链的优势与当地优势结合，更好地服务本地客户，这才是出海战略的真正目的。因此，对于新一代企业家来说，如何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化公司，深刻理解出海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出口的顺差金额曾经是德国的十倍，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现在虽然降至四倍左右，但出海并不等于简单的出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挑战是团队是否具备全球化能力，这是企业需要深思的问题。
朱湃：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今天的讨论非常丰富，每位在场的嘉宾都是这个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并在必要时进行创新，促进整个创投生态持续改善。谢谢大家！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news.pedaily.cn/202408/5393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