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实的生活：《消逝与眷恋》部分作者追寻上海集体记忆
【编者按】2023年9月23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新书《上海相册——消逝与眷恋》读书分享会于上海书城五角场店举行，现场邀请到本书中的三位摄影师朱浩、许海峰、周仰和作家三三，一同就书中的“上海记忆”展开叙述——影像与文字的交织将上海的集体记忆徐徐展开。
周仰：没有一个瞬间是一直延续的
周仰的《半两》拍摄的是家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可以是一盘瓜子、一根大葱，一些转瞬即逝的“非决定性瞬间”。这些照片都是由她剩余的“边角料”胶卷拍摄，是稀松平常的生活中随机记录下来的最“烟火气”的部分，她的镜头总是散发着微微光晕，是用“陌生化”的方式拍摄最熟悉的场景，以唤起记忆的共鸣。谈到这组作品的取名——《半两》，“半两是上海的一张粮票，面值25克，非常小，北方的朋友会说这么一点能买什么，在上海来说，就是一碗小馄饨、一块蛋糕点心，刚好可以解馋，也不会浪费，这个照片就是按照不浪费精神去拍的。”
最开始拍摄里弄，对她来说是一种猎奇心理，觉得此处是作为城市肌理保存的符号，而在真正接触之后，发现这当中的现实生活是有很多不便捷之处的，而外界将它们符号化的“怀旧仪式”对于其中居住的人是不公平的。她提到，在里弄居住的经历让她在即便狭小的空间里也会放一些装饰，改善环境，是一种对生活质感的追求，而这也成为她介入上海场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口。
朱浩：湿度是一个美好的媒体，把人带到一种记忆里面。
“我并不是要把自己定义为摄影师，但是总希望在拍照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表述方法。”朱浩强调，《相对湿度》这组作品并非有着记录动迁的用意，只是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爱好，想拍下与他自己相关的东西。
朱浩说他最开始并不希望有其他文字去诠释自己的摄影作品。之后，将这批关于上海的影像和文字放在一起，会让人觉得更立体而多维，借由文字的表达，补充了照片所不能诉说的东西，而这些文字又不是对照片本身的直接描述，这种图文搭配让他感到耳目一新。由此，他也认识了撰写他那篇影像的作家吴越女士，双方虽然生活在上海不同区域，但是对上海的理解在某些层面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现场，许海峰也谈及朱浩这组《相对湿度》的作品像上海的黄梅天，湿哒哒的，似乎这种潮湿永远不会褪去，所有的流言蜚语、家长里短都在这里，混合着“湿气”。“潮湿”的部分对他的意义，是让人回忆起那种污浊浊的气味，一下子唤醒关于上海的记忆，朱浩说，“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怀旧的人，我只是在关注一些我能看清的东西。”
动迁，是他拍摄的一个契机。刚开始动迁阶段，那时候施工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将弄堂的门封起来，使得人可以获得自由进出的短暂时刻，而弄堂里厢就是摄影师创作的天地。
三三：过去失去的东西再一次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就可以找回一些感觉
作家三三，生于1991年，她用文字表达对城市的凝视，犹如周仰影像中的“陌生感”——将我们由惯性思维里唤醒，好像看到了过去的某个场景感到震惊，甚至某种程度上微微地受到一点轻伤。她说在创作时选择的是摄影师瞿凯伦的《任性之城》。她从瞿凯伦拍摄的照片中觉察到一种稀奇和怪异的间离感，她认为，“图片比语言的呈现更有力量，呈现的是有结构的瞬间，而语言的每一个词语都包含了一点点偏差。”但这种“言不由衷”却又是文字最美妙的部分。其中，她对一张拍摄石库门里的老爷爷看电视剧的照片进行了详写。通过照片中的要素，借此散发联想，文笔细腻。
三三在分享会中提到，现在对城市的空间感已经逐渐失去概念了，儿时的弄堂街巷、门店位置的稳定和熟悉感已然消逝，“现在城市变化非常快，必须按照目的行走才能跟上节奏，但是过去那种真正具有气息的生活正在消失。”她的文字中也在努力捕捉和挽回这种逝去。
许海峰：在越来越快速的生活面前，怀旧是一种当下集体情绪
许海峰拍摄的《世纪之交时的上海表情》中除却建设、城市的改变之类的宏大叙事，还有穹顶之下对人间冷暖的描绘，他的照片在对人间洞察之细微的同时，又在时间的流淌下蒙上了一层滤镜。这是朱浩对许海峰摄影作品的感触，他谈及。
分享会末尾，几位主创人员以摄影和文字切入，探讨“什么是真实的生活”，这是对于旧时生活方式和新时代的快节奏之间的割裂感的纠结，究竟是眼前快倍速的世界是真，还是儿时的慢生活是真？其实，两者都是真实发生并存在过，反而对当下的生活，人在某些时候倒是会心生恍惚一下。
许海峰认为，渴望从前的慢生活是对于当前快倍速的心理补偿。现在生活的最大变化是来自网络上的生活，它对现实世界的侵占和影响是很大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总是怀着一种念旧的情绪去做抵抗，尽管效果微乎其微，甚至徒劳。也因此，许海峰在拍摄城市动迁过程中的旧场景的同时，还会对一些被遗弃的旧物进行收集并二次创作。“很眷恋当时的生活质感”，他如是说。
周仰将快节奏的演变称之为“新天地化”，辩证地思考这是否会导致一种“虚假的生活”。但很多时候所谓的“真实”也是一种理想化，所以在摄影创作的时候她把自己的观察放在首位，即便它们并非所谓的关于上海的“刻板印象”或理想化的场景，但仍旧构成了身边生活的状态。
“真正的生活是个人承担起的那份生活，这当中或许还隐藏了一点对自己的不满意。”人们都被迫地卷进时代里，被迫过着或许并不合乎自己理想的生活，也许混沌，也许形成了一些思维惯性，而文学和艺术是解救这种“归属感”最好的方式。三三认为。朱浩笑言，他赶上改革的红利，身上没有那么多的怀旧情绪，向前看。
现场问与答互动环节
问：从读图时代到视频时代，超高清晰的图像和视频是否会限制文学的想象和对城市的感觉；现在对上海的影像记录有许多宏大的风景摄影，它们拉远了我们与城市的距离，但其实并没有建成重新覆盖了我们对城市的记忆，请谈谈对这类摄影的看法。
答：三三从其作家善于书写的角度回应，她表示，坚持阅读短片小说并放慢速度去精读，是将人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拉回某个情景的一种好的方式，这是她抗衡“快速”的一种方法。
针对宏大城市风光摄影对摄影表达上海的冲击，三位摄影师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周仰联系到著名摄影师陆元敏的《上海人》和《苏州河》作品对拍摄上海的视角的启迪和引领，她表示，自己对上海的观察起源于对陆元敏作品的学习，所以屏蔽了对宏大风景的拍摄角度，也希望摄影师的拍摄能够更多地融入自身的观点。
朱浩则对这种时代的变化表现得更为坦然，他认为每种照片都有存在的理由，而在《上海相册——消逝与眷恋》中更为日常性的表达本身就带有一些背景故事，这种文学性可以引发人的联想和思考，而这样的照片将更加永恒。他提到，每代人都有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所以无需纠结，“每一代人都可以有每一代人的眷恋与怀旧”。
许海峰则从参与本书选编照片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理解的“日常性”是城市不仅有最美天际线，还有天际线下那些儿女情长、人间烟火，它们可以触摸和企及的部分，那些宏大的城市风景或者景观固然可以看到“鸟儿的视角”，但更重要的是看到人的生活，我们的日常。
问：对于文字描写上海，用摄影看到上海的古老和深层的东西，是怎样看待“上海的特质”的？
答：周仰认为就如她前面提到的那样，是尽可能地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点审美体验。官方的说法则是“海纳百川”。三三回应道，“我认为‘卓越’这个说法也是对的，我对上海的感觉是包容，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路，这些路都是平坦的，可以行走的。上海对我来说是物理故乡，没有乡愁羁绊的东西，构成的东西是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各种文化都灌输到躯壳里。而在上海的成长一直很繁复，包容心特别强，会放弃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坦然地选择那些属于自己的。”
问：数码时代下，摄影数据的脆弱性如何面对；胶卷时代冲印出来的照片会挂在家中有实物功能，而现在已经很少有实物照片了，或者功能性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看待？
答：朱浩说，他现在仍使用胶卷拍照，但不同工具对每个人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从成片的角度看，胶片的独特质感和它可以将底片拿在手中的安全感是数码无法替代的，数码的便捷的确带来了影像的泛滥，数码也有它作为新事物的先进性，但他认为没有必要纠结是否有一个实物作载体。“的确，家庭中没人挂照片，但是现在挂照片的地方就是‘朋友圈’，甚至原片都删掉了，但是倒过来讲，在物理空间挂照片哪里能像‘微信朋友圈’挂的那么多呢？一年挂下来多少照片被人看见，世界就是这样。”
周仰认同数码作为数字文件一旦损失就无法修复的脆弱感，但她也提出胶片有它的脆弱性的一面，会担心水、火对它的物理损毁。她说，从2010年后完全换到胶片相机进行创作，“胶片非常不稳定，不知道刚刚看到的情景在按下快门的瞬间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这种成功率降低反而是一种吸引力，一种奇迹发生的可能性。”
许海峰感慨并打趣道，“聊到最后摄影人总是会聊到器材。”他分享了自己切身感受，如果使用胶片相机，那一刻观察方式跟数码相机不同，他会通过胶片相机的取景器去看外界，这样就有仪式感和谨慎性，这是一个差别。但2000年后数码相机出现，或许生于数码相机时代的年轻人最终会认为相机就是数码相机。
此次分享会通过主创人员对自己作品的介绍及背后故事的揭露，引发大家对往事的追忆，勾勒出类同的上海城市集体记忆，应证了摄影师朱浩所说的：每一代人都可以有一代人的眷恋和怀旧。
鸣谢：上海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