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恢宏历史想象
在当下的中国文坛，如同邱华栋这样阅读视野极其广阔的身兼理论家素质的作家并不多见。这一点，自有其出版不久的《现代小说佳作100部》为突出例证。该书选择对象的时间起讫点分别是1922和2022年，前后加起来整整100年时间。全书共由三大板块组成，第一卷是欧洲作家的作品，第二卷是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作家的作品，第三卷是亚洲、非洲作家的作品。
依据一般的阅读常识，虽然整部著作的入选作品是100部，但作家实际的阅读篇目却绝对会大于这个数字。既有可能是200部，还有可能是300部或者更多。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艺术品质的判断与选择。因为在阅读之前,任是谁都不能保证自己所选择的一定是小说佳作，所以他才必须在远远多于100部的更大范围内作出相对精准到位的理解与判断。关键处在于，邱华栋不仅极其广泛地阅读了这些现代小说佳作，而且他还以理论家的敏锐见识写下了洋洋洒洒的阅读笔记。
诚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里所强调的那样，“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一个作家，只有在大量地阅读世界范围内众多同行的优秀作品之后，方才能够拥有一种开阔而高远的文学眼光。虽然说如此一种广阔阅读视野的存在并不一定就能保证作家创作出优秀的小说作品，但如果缺少了对同行优秀作品的必要了解，如同井底之蛙一般地在一种短视的盲目状态下进行创作，要想写出富有原创性的小说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我的理解中，这么多年来，邱华栋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创作出数量很是可观的优秀作品，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他那与广阔阅读视野紧密相关的高明文学见识的具备。
具体到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则更需要作家下足广阔阅读视野之外的其他一些功夫。比如，踏踏实实地以脚丈量的“行万里路”。依照邱华栋在小说后记《盛代元音》中的说法，或许与他出生于新疆天山脚下的一座小城有关，年少的时候，他就曾经造访过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那时还很年少，我去了位于吉木萨尔县的一座古城废墟，当地朋友说这就是唐代的北庭都护府遗址。”此后的人生中，邱华栋又陆续造访了新疆的其他很多地方：“高昌故城、交河古城、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尼雅精绝国遗址、于阗约特干古城、米兰遗址、楼兰废墟等等。昆仑山以南、天山南北、祁连山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引发了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类似于《空城纪》这样的丰厚之作，之所以只能诞生于邱华栋而不是其他作家之手，或许与邱华栋那得天独厚的新疆人身份紧密相关。设若邱华栋只是出生于内地的中原地区，如果不是对西域的地理文化有独特的关注研究兴趣，那么，他的情形恐怕也大概率会和我一样。正因为邱华栋有幸出生在了新疆，所以在他未必就已经明确以写作为志业的成长过程中，才会有很多机会去造访如此之多的古城、遗址以及废墟。
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作为《空城纪》故事发生地的新疆，那些一般人难以抵达的古城、遗址、废墟，邱华栋不仅都有过实地的真切踏勘，而且有些地方的踏勘肯定也不止一次。虽然小说创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想象虚构，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一位历史小说的写作者，总还是应该去哪怕已经时隔千年之久的故事发生地实地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地理气息。古人之所以一直都在强调“行万里路”的重要，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与“行万里路”同等重要的，还有“读万卷书”。2000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西域那些早已湮灭许久的诸国遗留下的各种相关史料肯定称得上是浩如烟海。要想高质量地完成《空城纪》这样一部宏阔历史画卷，虽不是以考古为志业的历史学家，但邱华栋仍不能不如同严谨求真的历史学家一样下足史料阅读上的田野调查功夫。
我们在这里且举《空城纪》中的一个具体例证。第二卷“高昌三书”中的“砖书：根在中原”这一部分中，叙述者曾经专门引述过《唐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太郡君麹氏墓志铭并序》。开头的一段文字是：“君讳雄字太欢本南阳白水人也天分翼轸之星地列敦煌之郡英宗得于高远茂族擅其清华西京之七叶貂蝉东土之一门龙凤则有寻源……”因为古代典籍多没有句读，且不要说做深入的开掘与研究，单只是能够从头至尾地读下来，对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来说，就已经是足够为难的一件事情。也因此，邱华栋为了《空城纪》的写作而付出的那种“读万卷书”的努力，无论如何也都称得上是史料上一种难能可贵的田野调查功夫。
一部时间上跨越千年，空间上超过千里、万里的长篇小说，那么多的的西域诸国，那么多的人和事，邱华栋怎么样才能够将之有效地整合统摄在一起，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长篇小说呢？依据我先后两次认真阅读之后的感受，在我的理解中，能够把这一切全都整合统摄为一个艺术整体的唯一核心因素，不是别的，正是由龟兹、高昌、精绝、楼兰、于阗这5个历史上的小国，再加上由敦煌地区构成的历史上那个辽阔无比的西域地区。
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西域国家和地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存状况？它们与中原汉民族的各个王朝之间构成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或长或短的存在过程中，它们各自又走过了什么样的一种演变发展过程？所有这些，全都可以被看作是邱华栋试图以其浓墨重彩之笔加以关注表现的核心内容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小说中在上下2000年的时间与纵横几万里的空间里先后出现了众多人物和故事，但真正应该被看作是小说主人公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物，而只能是历史上那个幅员辽阔的西域地区。
在叙述人称上，虽然邱华栋采用的是很多人都已熟练使用过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但他的不同寻常处，却在于竟然一下子就征用了多达31位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细细地打量这些第一人称叙述者，其中既有人，也有物。不论是一枚铜钱，还是一匹花斑马，都有可能被赋予叙述的功能，成为某一段历史的见证者。《空城纪》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另一特点，就是除了第六卷“敦煌七窟”之外的其它5卷中，都会有某一物体的实体或意象贯穿于这一卷的始终。比如第一卷“龟兹双阙”中，是那一把最早曾经被细君公主弹奏过的汉琵琶；第二卷“高昌三书”中，是那一只因为中空设计所以能够迎风鸣叫吟唱的铁鸟。正如同《龟兹双阙》部分的结尾处，李刚和王雪可以穿越回遥远的古代、化身为弟史和白明月他们一样，“高昌三书”结尾处的浪漫化处理方式，在赋予汉琵琶、铁鸟灵性的同时，邱华栋凭借着自身出众的艺术想象力，一方面既见证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与沧海桑田，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历史的某种现代重构。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在文本中并不具备普遍性意义，但作家在个别章节中极富艺术感的潜对话设计，仍然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或者为此而发出会心一笑。比如，第二卷“高昌三书”中的“帛书：不避死亡”这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东汉时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班勇。班氏家族在东汉时期是一个显族，曾经出现过多位历史名人。邱华栋的匠心独运，集中体现在某种潜对话结构的设定上。
故事开始时，班勇已经因为约定讨伐焉耆却不幸后至而被判罚入狱。在狱中，只要一想起那些曾经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前辈，他就会倍感郁闷无聊：“我多么想效仿当年的傅介子和张骞，在西域立功封侯啊，整天坐在这里抄抄写写，太没意思了。”事实上，身陷囹圄的班勇，百无聊赖之际，不仅想到了傅介子和张骞这样的前辈，而且更是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班超。就这样，从第二节开始，整个故事情节就是在班勇想象中他们父子俩的一种潜对话过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比如，“父亲班超的身影飘动了一下。在监牢里，他的影子很轻。他咳嗽着，说，儿子，什么帛书？我写了什么？我记不得了。”然后，便是班勇的回答：“父亲，你记得的，你不会忘记。你看，这帛书就在我的怀里，我拿出来让你看看，你看你写下来的四个字——‘不避死亡’。这就是你写给我的帛书。”虽然不是遗言，但却肯定就是遗言。一生在西域戎马生涯的班超，当然深刻地洞察了解所谓的时乖命蹇与旦夕祸福。或许正因为他对命运有着某种不幸的超验预感，所以他才会为爱子班勇写下“不避死亡”这四个字。既然人生无常，死亡的阴影不可回避，那唯一正确的应对姿态，恐怕也就是坦然地“不避死亡”。实际上，正是在他们父子俩的潜对话过程中，班勇在“不避死亡”的同时，也更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自王莽篡权起始，西域和中原之间堪称曲折的“三绝三通”过程。
再比如，同样是在这一卷的“毯书：心是归处”这一部分。同样的潜对话方式，这一次的两个对话者，竟然全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那位专程出使西域的宋使王延德：“我有时会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王延德，一个是王德延，这两个人总是在争辩。王德延，我现在谁都信不过，只能和你说话。你就是我的分身，我的亲兄弟，我的心腹，当然我也是你的心腹和兄弟。我们每天都要对话。很多事情就只能是王延德和王德延对话。”明明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好生生地自我分裂为两个人呢？却原来，所有的这一切，全都与王延德的身份与经历紧密相关。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作为“烛影斧声”这一成语由来的宋太祖赵匡胤的突然驾崩。那一次，由于曾经帮着太医给很快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私下准备过一些具有毒性的草药，王延德便深切意识到保守秘密的重要性：“王德延，你说说，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秘密都需要保守，就像是宋太祖到底是怎么死的？那天晚上，他和弟弟见面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看见，我也没看见。可赵匡胤忽然驾崩了。有人看到了蜡烛的影子里，有斧头的起落声，这就叫‘烛影斧声’。”由于赵匡胤突然驾崩前身边只有弟弟赵光义一人，随即登基继位的赵光义便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驾崩的真相究竟如何也就成为一个问题。
正因为他一方面亲身经历了“烛影斧声”这一事件，另一方面身居充满阴谋和险恶的官场，所以便意识到了保守秘密的格外重要。怎么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守秘密呢？凡是知道的人越少越能够保守秘密。很多事情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那当然最能够保守秘密。如此一种情形，持续久了，王延德自然也就养成了一种自我分身后的两个自我对话与辩驳的潜对话习性。也因此，小说在“毯书：心是归处”这一部分，正是借助于宋使王延德的一种自我对话方式，巧妙且创造性地完成了关于自己如何受命出使西域且最终不辱使命的相关叙述。
形式即内容，邱华栋在《空城纪》中艺术形式建构上的种种努力——不论是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芦式样的“装配”结构，还是多达31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多层面设定；不论是某一物体的实体或意象的贯穿于某一卷始终，还是潜对话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所集中围绕讲述的都是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位居中原腹地的汉文明与位居西北部的广大西域地区的文化碰撞与交融这样一个宏大的思想命题。
虽然说整体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说似乎是由社会政治强人们的意志主导下的游戏，更多普通人只是以被动的方式卷入其中，但这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的人间烟火故事同样有在文学意义上被关注的理由。或许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一种观念的烛照，也才会有第六卷“敦煌七窟”这一部分所集中讲述的那些独属于普通人的人间烟火故事。
如“第三窟：第296窟，一个女子”中那位在现实生活中饱经凌辱与伤害的风尘女子贺梅朵。由于被卖到沙州后受尽来自男人们的欺凌，贺梅朵寻死之意已决，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自我了结。因为很多人在提到莫高窟时眼里都会有光芒闪烁，所以她准备专程到莫高窟去寻找自己的安身安魂之所。没想到的是，等她赶到莫高窟之后，却意外地在第296窟中遭遇到了《微妙比丘尼因缘》这样一个以绘画形式展现出来的女尼故事。佛教传说中故事就这样与贺梅朵自身的悲惨遭际遥相呼应。也正是在这遥相呼应的过程中，贺梅朵的凄苦心境稍获慰藉。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微妙故事的感召，贺梅朵期盼自己也能够得到佛祖的度化，岂料那尊佛像却只是“安然端坐，并不理会我”。万般失望之际，贺梅朵试图高挂在佛像高大的身子上自尽，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她被一个名叫张户的来自瓜州的开窟人发现后救下。在相处过程中，由于强烈感受到救命恩人张户就是自己生命中必然要遭遇到的阿难，贺梅朵最终选择嫁给张户，追随张户回到瓜州共同生活。从表面上看，佛祖似乎没有度化贺梅朵，但她由沙州专程到莫高窟，并且在296窟先与微妙比丘尼遥相呼应，后又被张户救下的整个过程，充分彰显出的正是佛祖那无处不在的博大慈悲。更进一步说，潜隐于其后的，其实也更是作家邱华栋的一种悲悯情怀。
不仅是贺梅朵这样的虚构人物，即使是如同王道士这样一类看似已经被盖棺论定了的真实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上的普通人，邱华栋在《空城纪》里也给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识。
王圆箓王道士，因为曾经把20000多卷经卷卖给了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探险家伯希和而被以“卖国贼”的名义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关键的问题是，这个结论果真就不可更易吗？对此，邱华栋在《空城纪》中显然有所质疑。
其一，他是第17窟也即藏经洞的第一位发现者。具体时间是1900年的5月26日，一心向佛的王道士，在一次清理洞窟内外流沙积土的过程中，不经意间发现了第17窟，同时也发现了藏于其中的多卷佛经写本文书。如果不是王道士当年不经意间的发现，这第17窟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到底会不会被发现，恐怕都是问题。无论如何，王道士的发现之功不容埋没。
其二，发现第17窟之后，希望引起官方政府高度注意的王道士，曾经拿着部分经卷、文书和绢画，找过当时的县令与省学政等人，只可惜相关努力并没有引起注意，最终无果。
其三，王道士本人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是研究专家，见识实在有限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第17窟里发现的其实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正因为他并不了解这些经卷的具体来由和真实价值，所以他才会任由斯坦因和伯希和以连哄带骗的方式弄走了20000多卷宝贝。
其四，王道士想方设法募集到的20多万银元，不仅没有丝毫的挥霍贪污，而且全都用在了整修莫高窟的过程之中。也因此，虽然不是要为王道士辩护，但到底应该怎样才能更加公平合理地给出相应评价，邱华栋在《空城纪》中显然意在于此。设身处地想一想，倘若我们自己是王圆箓王道士，能不能比他做得更好，恐怕也还都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与王道士、贺梅朵这样的普通人相比较，邱华栋的如椽巨笔更多时候还是停留在了那些对历史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人物身上，通过这些大人物的聚焦而淋漓尽致地书写表现20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文明进程。正是依凭着傅介子、张骞、细君公主、解忧公主、班超、班勇、王孝杰、王延德等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艰苦努力，凭借着无名经商者们的不懈奔走，凭借着钱币、玉石、丝绸、锦帛等一众物品的不断流通，2000多年来的中原腹地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才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加强。正是因为有了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才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共同体。
作家邱华栋以其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令人信服且恢宏气势地在小说中书写表达了历史长河中中原和西域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过程，《空城纪》真正称得上是一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史诗性长篇力作。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