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为何成了穷衙门？
清代《折叠式“升官图”》，中圈为六部衙门系列，包括翰林院衙门。
▌蔡辉
“枉却全家仰此身，书生那是治生人？百忧耿耿填胸臆，强作欢颜慰老亲。”
这是金末文学家王若虚写的“哭穷诗”。这还不是最难看的，王若虚还写过“谁能置我无饥地，却把微官乞与渠”，意思是“只要管温饱，我就把我的小官位送给他”。
王若虚“入翰林，自应奉转直学士，居冷局十五年”，位至从四品。唐宋时，翰林学士有“天子私人”“内相”之称，即苏东坡所说“非徒翰墨之选，乃是将相之储”，属“清要之选”。
按金代翰林院的俸禄标准，王若虚年收入钱粟四十贯石、麴米麦各十称石、春秋罗绫各六匹、绢各三十匹、绵一百三十两。不算多，养家尚可，但金末困窘，翰林学士的俸禄大减，想混个温饱都难。
金代翰林学士多穷汉，如文坛领袖赵秉文，在翰林院工作多年，官至正三品，去世后竟无钱迁葬。诗人元好问感慨道：“君穷复何辞，不见闲闲公（赵秉文号闲闲居士）。文章二百年，不救四壁空。”
学者闫兴潘先生指出，唐宋翰林官职为士人称羡，元明清（元朝称翰林国史院）则剧变，成了闲散的文翰机构，转变的关节点正在金代。在金代翰林院中，北京颇重要，一是史籍中首位金代翰林便是北京人韩昉；二是金代汉人翰林中，籍贯可考者121人，其中26人出自中都路（治所在今北京），人数最多。
对于金代翰林制度，研究者较少，国内以闫兴潘先生的博士论文《金代翰林学士院制度研究》考证最详，本文以此为据，予以介绍。
会写文章只是敲门砖
翰林之名，始于汉扬雄的《长杨赋》，中有“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指“文翰之多，若林也”，后指文坛。
《新唐书》称：“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唐高宗时年号）以后，始号北门学士。元宗初制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
可见，翰林院萌芽于唐太宗，正式成立于唐玄宗（一说翰林学士始设于南北朝）。
学者马越、胡博文指出，唐代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政治秘书，宦官相当于皇帝的生活秘书，均有自由出入宫禁的特权。据宋人苏耆著《次翰林志》：“唐学士院深严，非本院人，不可遽入。虽中使（宫中使者，一般指宦官）宣事，及有文书，必先动铃索，立于门外，候小判官出，授，授讫，转授院吏，院吏授学士。”
“安史之乱”后，皇帝为平衡权力，常暗箱操作、左右其手，翰林学士与宦官的矛盾激化。翰林院作为政争焦点，被赞为“词林之职，古今以为荣选，其于主眷之隆渥，一言一事，津津传为美谈”。
到了宋代，翰林学士起草内制外，另有两职：一是为皇帝出谋划策，二是担任皇帝私人讲师。后两职更重要。比如治平四年（1067年），宋英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辞以“不能四六”（不会写骈体文），宋英宗说：写成两汉式的散文即可，你科举排名高（第六名），怎可能不会写骈文？司马光只好接受。可见，皇帝看重的是司马光的参谋能力。
高官集体写文章
辽代“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翰林院一分为二，北面设大林牙院（林牙即文士，契丹语），南面设翰林院，与国史院合二为一，并创殿试状元直授翰林，对后来的翰林制度产生巨大影响。
据闫兴潘先生钩沉，金初不善文事，完颜阿骨打下令：“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
可能初期实在找不到善写文者，天辅三年（1119年），金太祖认为辽朝册立国书不符合要求，只好“使宗翰（即粘罕）、宗雄（完颜阿骨打的侄子，名将）、宗干（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子、海陵王之父）、希尹（金朝初期重臣）商定册文义指，杨朴润色，胡十答、阿撒、高庆裔译契丹字，使赞谋（即乌林答赞谟，金初重臣）与习泥烈（耶律习泥烈，辽天祚帝的长子）偕行”，为了一篇小作文，差点儿满朝精华尽出。
金朝抓到著名文士，必授翰林学士以诱降。
史籍中金朝首位翰林学士韩昉，本是辽国状元，曾于天庆三年（1113年）赴北宋，警告童贯、蔡攸说：“女直（即女真，或避辽兴宗耶律宗真之讳，写成女直）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
童贯态度强硬，韩昉愤怒地说：“辽宋结好百年，誓书具在，汝能欺国，独能欺天邪？”
金攻占燕京时，韩昉逃到北宋，宋金交涉燕云地区时，金朝特意索要韩昉。韩昉仕金后，被封为知制诰，“凡大诏令，多昉所草也”。韩昉成翰林学士时，金代还没成立翰林院（直到第三任皇帝金熙宗，才正式成立）。
假上课真谋杀
金朝早期政治制度多出自宋降臣，翰林学士宇文虚中、蔡靖功劳最大。金朝使节李聿兴对宋使王绘说：“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即宇文虚中）共蔡太学（即蔡靖），并本朝数十人相与评议。”并说：“丞相得宇文相公，真是欢喜。尝说道：‘得汴京时欢喜，犹不如得相公时欢喜。’”
该制度既结合唐、宋、辽经验，又有创新，后人评价甚高。《金史》称：“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为感谢蔡靖，金人在“燕山府（即今北京）用一万贯买所宅子，蔡太学（即蔡靖）云：尤胜于他汴京宅子”。
虽无翰林院，但金代初期翰林学士的地位与北宋翰林学士近似，亦深度参与政争。
以韩昉为例，作为金熙宗的老师，一次上课时纵论古今帝王，金熙宗问：“周成王如何？”韩昉故意说：“古之贤君。”金熙宗表示：“周成王虽贤，也要周公辅佐，周公杀了自己的哥哥管叔，很多人质疑他，我觉得，为了社稷，这没错。”
这番话暗含玄机。金熙宗主战，掣肘于宗室大臣宗磐（吴乞买之子）、宗隽（完颜阿骨打之子），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密报，宗磐甚至要还河南之地于宋朝。金熙宗只能出手，可二人是金熙宗的叔叔，让他有些犹豫。
韩昉假装讲学，实促金熙宗下决心，金熙宗则借赞周公表决心。诛宗磐时，韩昉拟诏，称：“周行管叔之诛，汉致燕王之辟，惟兹无赦，古不为非。”用的正是上课时讨论的内容。
海陵王打错了算盘
重用翰林学士也有隐患。
北宋学官施宜生，“小才无所成”，靖康之耻时，他被土匪范汝为裹胁，范败后，逃至伪齐，后仕于金，成翰林侍讲学士，曾出使南宋，被讥为“小人之态，方有得色不愧也”，后在金接待宋使，“亦不相唯阿（谦卑），可见贼心”。
金海陵王谋吞南宋，南宋察觉，派王伦使金，被海陵王忽悠，回去后“言金国和好无他”。为进一步迷惑对方，海陵王派本是宋人的施宜生去南宋贺元旦，“以系南士之心”。
没想到，施宜生偷偷泄露金军情报。据《金史》，施宜生故意对宋使说“今日北风甚劲”（指金军将进兵），再假装要笔，呼：“笔来，笔来（意必来，必来）。”宋使立悟，副使耶律闢离喇回金国后上报，施宜生被“烹死”。
这段记载抄自《桯史》，近小说，作者岳珂（岳飞的孙子）自己也承认“闻之淮士臧子西”。著名学者刘浦江早已揭出误说。施宜生泄密的当事人、宋使张焘3年后去世，周必大作碑文，称“（施）宜生雅敬公，颇漏敌情”。张焘与施宜生是老乡，当年他71岁，施宜生72岁，均已暮年，难怪会交心。
在金朝皇帝中，海陵王最重翰林学士，在他手中，翰林院始正规化，成“职有定位，员有常数，纪纲明，庶务举，是以终金之世守而不敢变焉”。
海陵王靠篡弑金熙宗上台，与女真亲贵关系紧张，他想讨伐南宋，重臣多反对，他重用汉人，是为了绕过正常程序，另建行政中心，却错把宝押在汉人翰林学士上，致泄露军机。海陵王败亡后，翰林学士成众矢之的。
只会写不会干
有了海陵王前车之鉴，后来的金朝皇帝将翰林学士限于“掌词命文学”。
金世宗欣赏移剌道，有人建议提拔他当翰林学士，金世宗却说：“（移剌）道清廉有干局，翰林文雅之职，不足以尽其材。”
据闫兴潘先生钩沉，北宋选翰林，需先在州县任职，积累经验，还要学识优异，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才，宋英宗想跳过这一程序，直召“入翰林，知制诰”，都难做到。金朝却基于“文雅之职”的定位，“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
金章宗上台后，竟下令：“自今诰词并用四六。”不仅诏书用骈体，批答都要对偶，不用骈文，得先申请，皇帝批准才可。
唐宋时，高官可举荐人才进翰林院，金朝则随朝六品、外路五品的小官都有举荐权，“试制诏诰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者充应奉”，致“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名臣移剌履批评说：“进士擢第后止习吏事，更不复读书。”
金朝皇帝且喜任武将为翰林学士，完颜宗叙本是武义将军，却成翰林学士，负责的却是“带剑押领宿卫”，类似的翰林学士还有“宣武将军”完颜达纪、“奉国上将军”耶律归一、“昭武大将军”完颜宗宪等……
金世宗也求谏若渴，常对翰林学士说“近日除授，外议如何？宜以实奏，勿少隐也，有不可用者当改之”之类，可他怎么也搞不懂，底下人为什么还是“偷安苟禄”“殊不用心”，老问题总也解决不了。
想变为时已晚
问题的关键在于，金代汉人翰林发展空间小。据闫兴潘先生统计，金代女真、契丹、渤海的翰林学士，1/3可跻身宰执，汉人翰林只有8人成功，仅5%。汉人翰林连当三品以上官都难，不过31%。
翰林难升官，只靠微薄的俸禄生活。以王庭筠为例，在翰林院工作10年，深得金章宗赏识，可他“饥寒之厄，近在旦夕”，金章宗明知他穷，却直到王庭筠去世，“将无以为葬也”，才赏了一笔安葬费。
金代皇帝一边想用人才，一边又怕用人才。金末文坛盟主赵秉文出身边疆，通军事，多有建议，均未采纳，且遭权臣所忌。据《归潜录》的作者刘祁说，术虎高琪当宰相时，厌恶士大夫，动辄责打，他不满赵秉文，让他负责不擅长的押运军粮，果然误事，金宣宗说情：“怎能责打翰林学士？”术虎高琪却坚持：“不然无以戒后。”杖四十，赵秉文大愤。
直到金朝快灭亡前，才成立益政院，8名“宿望有学者”的翰林学士给金哀帝讲课，改善治理，并参与顾问，“名为经筵，实内相也”。一次，金哀宗问官员为什么廷议时都不说话，杨云翼说：“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大于义，自然无人说话。直刺“自卫绍王专尚吏道，继以（术虎）高琪当国，朝士鲜有不被其折辱者”，借口严格管理，却令人心尽失。
金哀宗变色：“非卿，朕不闻此言。”
可惜此时金朝元气已丧，明白也没用了。吊诡的是，益政院致翰林院分化，渐成后来的内阁，其余翰林学士进一步被边缘化，到明代时，翰林院已彻底沦为外朝官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