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感知”
《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美国文学思想》,龙娟等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4年6月
自著名华裔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赵健秀与陈耀光于1972年在他们合著的作品《种族主义之爱》中首次提到“亚裔美国感知”以来,这一概念已成为众多亚裔作家与研究者在谈论这一领域的文学作品时无法绕开的关键词。在两年后出版的由赵、陈等人合编的美国亚裔文学选集《哎咦!:亚裔美国作家选集》的序言中,赵健秀再次提到“亚裔美国感知”,指出只有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亚裔美国感知,才能真正区分出哪些是真正的美国亚裔文学。而在赵健秀看来,这一概念既非单纯的亚洲人的感知,又绝不同于美国白人之感知,它只属于拥有一定文化背景和自身经历的部分人群,而非可以在任何群体中存在与流通的感知。
长期以来,美国读者与学界专家一直将美国亚裔文学作品当作一个大的类别来进行研究,这其中包含但不限于华裔、韩裔、日裔、越南裔等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亚洲作家,他们因其族裔居住地在地理位置上的临近、外貌上的高度相似等特征而被归为同一类研究对象。其中,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讨论热度上都占据着主要地位。这不仅是由于华裔在人口数量上绝对领先,同时也和海外华人群体的情感维系之紧密、社区活动之活跃等因素息息相关。出于文化背景相通、对本民族同胞和文化在海外的存在状况高度关心等原因,绝大部分国内学者在对美国亚裔文学进行研究时都选取了华裔作家及其作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在当年由赵健秀提出的针对美国亚裔文学的“亚裔美国感知”的基础上,经过无数学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反复提及与咀嚼,逐渐形成了适用范围更小、更精确的“华裔美国感知”,之后这一概念被用于对华裔作家的分析研究。
“感知”一词的所指通常与个人情感、心境和情怀息息相关,因此,“华裔美国感知”虽被作为一个群体的标签,却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读者、专家甚至作家本人都难以为其界定一个明确的范围。当赵健秀在其作品中提出“亚裔美国感知”时,他严厉批判了汤亭亭、黎锦扬等人的作品,称其文中的华人形象多是为迎合美国白人阶级的观念和喜好而创造,具有刻板化、脸谱化甚至妖魔化等特点,未能真实反映真正的华人生存状态,更别提“亚裔美国感知”了。赵健秀对汤亭亭等作家的批评以及对方的反击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华裔文学中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从今天的研究现状来看,赵健秀对于“亚裔美国感知”的定义未免有些狭隘了。这份感知随着作家本人的经历、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无法被一个固定的框架所限制。结合从自身经历中提炼出的感悟以及对外部环境的观察,每位华裔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和访谈中展现自身独有的文学思想,这些都可以被归为他们各自的“华裔美国感知”——哪怕其中有些想法不尽相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赵健秀在亚裔美国文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创造性地提出了亚裔美国感知及文化整体性的主张。赵健秀认为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土著不但在文化领域独树一帜,还反过来影响白人,这是由于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文化整体性。然而,亚裔美国人却被白人文化同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质,沦为白人种族主义的附庸。赵健秀强调建立统一的亚裔美国文化的重要性,力求使亚裔美国感知“合法化”。
在赵健秀看来,中国文化的继承离不开真假的辨别,即正确地识别真正的中国文化与存在于西方人想象之中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别。赵健秀既犀利地指出白人话语中的中国文化的不可靠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辨别“真假”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途径:扎根于亚洲神话和儒家思想之英雄传统的作品为真,而以西方文化马首是瞻的作品为假。真实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竭力保存文化整体性,还原了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形象;与之相反,虚假的作品顺应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丢失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基。在《大哎咦!: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中,赵健秀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名道姓,列出了一长串虚假中国文化作品的清单,其中甚至包括了在中美两国学者中都深受好评的汤亭亭的《女勇士》《孙行者》以及谭恩美的《喜福会》等。
赵健秀将那些假的“中国文化”视为白人种族主义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刻意营造的虚假文化机制。在白人眼中,陈查理和傅满洲代表着典型的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抛开集体与谦逊的外壳,实质上就是居于人后、鞠躬磕头等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格格不入的内容。而这种在优越感和偏见驱动下创造出来的“中国文化”被强加于华裔美国人身上,导致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混乱理解。
赵健秀以一种坚定的战斗姿态,进一步唤醒了亚裔的民族意识。他呼吁抵制白人主流文化的同化,跳脱种族主义设下的障眼法,构建起以真正亚裔文化为根基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体系,为亚裔文化的发展点亮了一盏前进的明灯。尽管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赵健秀的部分观点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对他人提出批判性建议、捍卫自己意见时所采取的一些方法与手段也被人质疑,但他对于亚裔美国文化的清理和建构依然有着无可争辩的意义。
与赵健秀不同,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家,汤亭亭并未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对美国亚裔文学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界定工作中,而是从自身家族历史出发,站在个体角度探讨了作为一代移民与二代移民的华人在美国社会中建构自我身份、建立“华裔美国感知”的过程。在汤亭亭看来,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而曲折的,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她的作品将目光着重放在了华人自身性别身份的解构与重建,以及作为独立个体在美国社会寻求承认这两大主题之上。
自其第一部作品《女勇士》出版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以来,汤亭亭便始终活跃在广大读者与相关学者的关注与讨论之中。作为一名二代移民,汤亭亭1940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在家中八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父亲汤思德在移民之前是广东省的一名学者。1925年,他为了更好的收入和前景来到美国,然而20世纪初期的美国在就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者也不受欢迎。迫于生计,汤思德只好在非法经营的小赌场里打工,并为此多次被捕。出于自尊和羞耻心,他每次被捕都为自己编造不同的假名,从不透露真实姓名给警方。1940年,他终于将妻子接到美国,不久之后,汤亭亭出生了。接受高等教育后,汤亭亭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授并根据自身的成长经历写下了第一部传记类作品《女勇士》,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被视为美国华裔文学在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开端。许多老师与教授将这部作品引入课堂,开篇故事《无名女人》中的第一句话“我今天给你讲的这个故事,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也在当时的美国大学生中风靡一时。在此之后,汤亭亭相继推出了她的第二和第三部作品———《中国佬》和《孙行者》,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奠定了其在美国华裔文学这一领域中的地位。
近几十多年来,汤亭亭因其在华裔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作品的独特性,一直广受国内外研究者的青睐。在所有华裔作家中,关于她的著作、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的数量始终居高不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谈到她的女性身份及其与东方文化的紧密关系:《女勇士》被视为女性主义文本的经典代表,而“花木兰”“唐敖”“孙行者”这些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人物形象则更是作者深厚的民族历史积淀的体现。然而通过对汤亭亭文本的具体分析,并结合其在不同场合中的访谈与演讲,我们不难发现,汤亭亭本人的文学思想远非这几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概括,在某种程度上,她本人也在极力避免这些已被贴在她身上的刻板化的标签。
每一位试图深入了解汤亭亭的读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明白,她通过作品所希望体现的主题绝不仅仅是单一的女权,而是平权。这份平等的权利应该被赋予每一个人,不论其性别、族裔和文化背景。正如汤亭亭本人在访谈中提到的,将她的作品放在女性主义的高度这一现状令她倍感担忧,因为这与她“个人的、最初的想法并不完全吻合”。诚然,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女性亲人的经历和遭遇进行了大量描绘,其中也包含了自身成长经历所带来的痛苦和收获,然而这些磨难和蜕变不仅发生在女性身上。在其接下来的《中国佬》和《孙行者》中,她也通过家族中男性亲戚以及华裔嬉皮士惠特曼·阿新的故事,将早期华裔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生存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磨难和转变一一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本文节选自《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美国文学思想》,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