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史话｜忠诚与背叛——师生终成陌路
李大钊与张国焘是师生关系。张国焘是李大钊的学生，也是他发展的第一位党员，他还是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当年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与张国焘首次相遇，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张国焘却只是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多年后，当年的图书管理员成了党的领袖，而当年的天之骄子却成了叛徒。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11年后，1938年4月，张国焘折节叛党，背叛了恩师、背叛了组织、背叛了理想。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李大钊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还是有人忍不住设想：假如李大钊没有在1927年牺牲，那么陈独秀因右倾路线离职后，由李大钊接任最高领导，以他的威望与经验，年轻的共产党也许不会走后来那么多弯路……
但是，历史毕竟不容假设。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年少好学，聪颖过人，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其间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并认同马克思主义。
1916年4月，李大钊回国伊始，即向《新青年》投稿《青春》，“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李大钊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说，“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五四运动后，他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吴玉章曾有诗赞曰：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起草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李大钊成为营救陈独秀的主要组织者。1920年1月，李大钊亲自驾车护送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两人在车上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党史上的一段佳话。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9月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李渤海（黎天才）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谁能想到十多年后，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牺牲，张国焘、李渤海、吴雨铭叛变，罗章龙搞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刘仁静当了托派，龙蛇分野，令人一叹。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后世解释原因，有“工作繁忙说”、“索薪斗争说”、“安全考虑说”等几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单独成立。很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主因有二：一是他身份特殊，目标太大，担心引起敌人关注，二是他个性温和，得知陈独秀不出席，亦不愿独掠其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北方的工作。1922年到1924年初，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李大钊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后一个月内，即成立了第一个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前后两任主任分别是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和邓中夏，北方分部主任也是他的学生罗章龙。
1927年春，北伐战争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高涨，严重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帝国主义与中国新旧军阀勾结，企图镇压革命。张作霖认为活跃在北平的国共两党组织是心腹之患，意欲除之而后快。见此形势，许多老朋友劝李大钊离开，但他不为所动，只是为了安全，把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张作霖悍然决定，强行进入使馆区，抓捕李大钊。杨度获得消息，派人通知李大钊，要他转移。但李大钊不以为意，认为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他们不敢擅闯。但是他不知道，张作霖秘密做通了外国驻华使团的工作，同意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借口是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宣布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就等于放弃了外交使团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帝国主义各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对苏联的仇恨，一致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进行搜查。
1927年4月6日清晨，大批军警扑向东交民巷，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路友于、谭祖尧等3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对于国民党的问题，全都“如实招供”，但是当时直奉军阀控制的地区仅限于北方，即使知道了南方国民党的情况，也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对于共产党的问题，则是一字不吐。当时的报道称，李大钊在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
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亲自前来劝降。李大钊严词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敌人又对他施以酷刑，李大钊仍然坚贞不屈。在“狱中自述”里豪迈地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
后来有证据表明，李大钊的牺牲是由于李渤海的出卖。李渤海（1900—1961），原名李伯海，笔名黎天才（后为常用名），也是李大钊的学生，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1926年秋，在李大钊领导下负责北京市委宣传工作，李大钊避居苏联使馆时，他负责大钊先生同外界的联系，被捕后招供了李大钊的住址。
其实军阀早就知道李大钊的身份和住址，和李渤海招供与否关系不大。但是李渤海的叛变给中共北京市委造成影响仍然是毁灭性的，当时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学党支部的负责人，其中10余人牺牲。叛变后，李渤海的“才华”得到张作霖父子赏识，渐获重用。他给张家父子出谋划策，破坏学生运动。同时也做了一些好事，西安事变前夕，他曾劝导张学良“做狮子，不做绵羊”，对张学良下决心捉蒋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西安事变中，他动手起草了通电——即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张杨通电”。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南京，他还算够情义，不顾危险飞往南京探视，也被扣留。全面抗战开始后保外就医。此后留居上海，脱离政治。抗战胜利后，当过一段时间上海交警局顾问，上海解放前夕，联络中共地下党，对保证水电、交通及保存档案等作过一定贡献。1955年被捕，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法院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新中国成立后，杀害李大钊的主要凶手陈兴亚、吴郁文、王振南等先后伏法。1952年，最后一名凶手雷恒成在上海落网，1953年4月26日被执行死刑。
张国焘：折节叛党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3位代表，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出了三名变节者，陈公博、周佛海和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堪称是共产党内最大的叛徒。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出身江西萍乡一个官绅世家，1916年10月考入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学生领袖，风云人物之一。这一时期他太忙、也太风光了，根本无暇注视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毛泽东。这种傲慢一直延续到1935年的四川懋功，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他再次见到毛泽东，还仗着兵多马壮，与中央分庭抗礼。
也许张国焘觉得自己有傲慢的资本，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起者。1920年10月间，李大钊、张国焘与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顺便说，这个张申府当年也牛得很，曾在图书馆帮李大钊工作，但他是副教授，有编制的正式工，对临时工毛泽东呼来喝去，几次申斥。
在李大钊指导下，张国焘和罗章龙、邓中夏一起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成立之初，李大钊从他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张国焘也将家中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用于在长辛店办学。中共一大召开时，张国焘、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赴会。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一大闭幕后，张国焘留在上海，暂代陈独秀的职务。等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他又主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参与了包括二七大罢工在内的一系列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1924年2月，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张国焘被选为总干事。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后还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苏联期间和王明搞得很不对付，这也是王明回国后，他从延安出走的原因之一。
1931年4月，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定，宣布另立“中央”，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到延安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他表面上虽然承认了错误，但内心十分不满。1938年4月4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祭陵完毕后，张国焘一头钻进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小汽车，一路跑到西安、武汉。林伯渠、周恩来多次找他谈话挽留，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最后跑到武昌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认罪，说自己“在外糊涂多时”，然后声明脱党。
事实上，这次叛变不是张国焘第一次变节，有资料证明，他于1924年已经有了变节行为。1924年5月1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了张国焘的住址。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被捕。他为了保命，供出李大钊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李大钊得知消息迅速转移，方才免于毒手。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相继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40人。但张国焘出狱后向党组织隐瞒情况，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自己在1924年被捕后坚贞不屈，与敌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整理北京敌伪档案时，才发现张国焘当年叛变的文字材料，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投入国民党阵营后，张国焘加入军统，在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当了所长——这个特种政治问题，其实就是反共。沈醉回忆说：“戴笠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戴笠听从张国焘的建议，举办了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讲述“如何进入共产党边区”、“进入边区后如何进行活动”等，但实际效果并不大，培训出来的特务要么根本无法进入边区，混进去的也都被抓获。张国焘还异想天开，企图“策反”八路军129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结果也毫无成绩。张国焘又挖空心思，建议请陈独秀“出山”反共。但陈独秀根本不为所动，说蒋介石杀了我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由于工作毫无进展，戴笠对张国焘有了轻慢之心。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训斥一番。”
1946年，张国焘在江西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被委任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偏偏此时的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当年在四川，张国焘指挥红四方面军曾将其打得大败而逃，军阀头子刘湘险些将他枪毙。这件事王陵基引为奇耻大辱。如今看到张国焘改换门庭送上门来，王陵基旧恨涌上心头，处处给他难堪。张国焘忍气吞声干了两个月，便辞掉职务，遁往上海。
1949年，张国焘携家眷逃台，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1949年冬天，张国焘携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转往香港居住。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因病去世。（关明）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