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的中国传统文化观
转自：团结报
□ 屈 欣
赵俪生（1917-2007），山东安丘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先后在河南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任职，笔耕不辍，成果宏丰。作为“文化热”潮流感染下传统文化史研究队伍中的重要一员，赵俪生不仅对先秦至明清具体的文化问题颇有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而且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于传统文化学术理论问题的独特认识。他的研究路径与学术立场，对于促进传统文化史研究热潮的经久不衰与理性回归有着重要启发。
正确把握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大体来讲是对近代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加以省思的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是基于儒家层面展开的，似乎儒家文化即传统文化，将二者视同一律，不分轩轾。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现代新儒学的兴起以及社会各界对儒家思想文化、精神内核的重视，这种狭义层面的认识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纳、接受。
赵俪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与上述片面的认识大相径庭。他一方面承认儒家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占据的主干与核心地位，将其视为“中国人绵亘了两三千年的精神财富，民族珍宝”（赵俪生：《我看儒学》，《赵俪生文集》第四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也用大量笔墨对具有代表性的孔、孟、荀三儒的思想主张、学术流派、经典著述等内容进行了追溯和论证，竭力彰显儒家学说的精华要义与现代价值；另一方面，在儒家以外，赵俪生也相当重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家文化形态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他指出，“互相浸润”“互相感染”是先秦时期诸家学说生成演变的显著特征之一。尽管在诸家之中“独儒家最富于扩散性”，但是其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各学派“起着一种网络式相互渗透关系”（赵俪生：《从地缘看先秦诸家间的网络关系——兼论儒家学说的浓缩特点与扩散特点》，《赵俪生文集》第四卷，第104页）。诸子学说与儒家一样，同属中华文化之源，有着共同的精神内质，它们在中华文化的演变历程中发挥着各具特色又互为补充的重要作用。
此外，赵俪生还对魏晋诗文、书法，明清小说、画派，齐鲁、甘陇地区的风土人情等其他文化形式和载体中所蕴藏的文化意义，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涉猎式的探讨分析，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很显然，赵俪生所理解的传统文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儒家文化，而是一个广义综合、包罗万象的整体化概念，其内涵与外延远较儒家文化更为宽泛、丰富。他的认识，不失为对当代社会中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界限混淆现象的一种合理纠偏，具有深远的理论实践意义。
批判继承文化遗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既有积极进步、超越时代的历史遗产，也有消极落后，带有时代、阶级局限的糟粕内容。在当代社会中，对传统文化秉持何种态度，不但关系到能否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以全面总结与客观评价的问题，而且对于现代化转型时期文化的建设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赵俪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良好参照。关于传统文化，他的态度总体上是辩证的，能够意识到传统文化中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两重性与矛盾性，但是正如其在儒家文化的考察中所申明的“糟粕是次要的，精华是主导的”那样，其更加注重在批判基础上对传统文化作以谨慎鉴别、认真消化的继承，倡导根据时代发展与现实需要摒弃糟粕，弘扬精华。譬如，在《易》的研究中，赵俪生淡化了迷信色彩，强调其中蕴藏的古代辩证法哲学，以及这种原始哲学在揭示人类意识底蕴，促进数理科学、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发展等方面为后世提供的丰富遗产和有益启发。在先秦诸子思想及相关著述的研究中，他并不纠结于理论细节，而是以宏观的视野着重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倡导将诸家学说“归结成哲学意义的普遍性原理”，发挥现实功用。
不言而喻，赵俪生在传统文化史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以肯定和发扬为主的精神态度与实践经验，对于引导社会各界树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以时代性思考回应现实关切
纵览赵俪生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图景，不难发现，其对传统文化问题的研究与当时的学术氛围、研究现状相结合，着意对争议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和最终解决，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时代责任。他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保持并且深化了对近代以来中西古今世纪之争问题的思考，形成的观点颇富见地。
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上，赵俪生并不赞同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将传统和现代作为两个对立的因素，用这种二元思维的方式来加以比较”的基本理论预设。而是将其与各自特殊的社会发展历程相联系，从文化根植、生长的历史土壤中探究问题。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长期残存着“亚细亚”的特征，社会发展相对缓慢，导致在很长时间内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物质文明的发展缺少强劲有力的动力（赵俪生：《赵俪生学术自传》，《赵俪生文集》第五卷，第52页）。在向外发挥作用受阻的情况下，上溯孔孟老庄，下到王阳明等历代哲人先贤便由“外”向“内”，兼论“格物”“致知”等客观世界问题，同时更加重视追求人在主观世界的自我完善，由此构成了中华文化基因的一大底色（赵俪生：《“内”与“外”——中国思想史上一直辩论的一个问题》，《赵俪生文集》第四卷，第201-204页）。相比之下，西方生产力发展的阻力就相对较小，具备着向“外”发挥的广阔天地和有利条件，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顺势勃兴也在情理之中。在赵俪生看来，中西文化在本质上存在区别并不意味着二者一定是相对冲的，“总体来看，他们是一种偏，我们是一种偏，二者应该互补，也只能互补，在悠长历史段落中互补”。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主张将儒学全株移植到西方文化之中，强调两种文化之间的雾露晕染和因革融合。
对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即“古”“今”层面上的问题，赵俪生指出，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因为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一个六七岁儿童画的画，长大后再也画不出来了，这件事情很足以说明问题”；另一方面，正如顾炎武讲夏商周三代“称古借以革今”（赵俪生：《我和顾炎武研究》，《赵俪生文集》第一卷，第87页）一样，研究传统文化也是为了促进当代文化发展繁荣，“推动我们祖国前进”服务的。其中并不牵扯厚谁薄谁的问题。他申明，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最好不要刻板地求其厚薄，大体应厚则厚之，应薄则薄之，实事求是，古今一同”。
在文化发展问题上，赵俪生的观点不仅调和、缓释着多年来学术界纷争的中与西、古与今之间的矛盾，而且为中华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出中西古今之争的窠臼，走上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指引，兼具学理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