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开始”的“去日本化”
大型人文纪录片《两岸家书》第三集聚焦的人物有许寿裳,有梁永禄、梁月心父女等,聚集的事件则有许寿裳参与、梁永禄父女亲历的,作为光复初期台湾“去日本化”首要步骤的国语推行运动。
我们知道,日据当局在台湾实施的“日本化”(又称“内地化”“皇民化”)是“从语言开始”的,正如日据台湾当局森冈总务长官1937年10月的一次讲话所说:“为使本岛(按,指台湾)人与内地(按,指日本)人无所差异,实质上需要具备皇道精神,俾使对事物之看法与内地人趋于一致。又在形式上,从语言开始,姓名、风俗、习惯等外形能与内地人相同,始能谓已完全日本化”。
日据台湾伊始,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台湾当做其“新领地”,在台湾将日语当做“国语”,强制台湾人民学习日语,并且逐步限制直至完全禁止汉语教学。
与此针锋相对,光复初期台湾的“去日本化”也是“从语言开始”、从国语推行运动开始的。
《两岸家书》第三集告诉我们,许寿裳及其主持的台湾省立编译馆,倡导用注音字母学习国语(这是中国人“自家学话的方法”),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运动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许寿裳是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的代表,也是1946年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委员。据我所见资料,1948年1月16日,许寿裳在台北“出席国推委会”(许寿裳《日记》);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在台北遇害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挽词《敬悼本会委员许季茀先生》说:“三十五年前,读音统一会上,先生们排难解纷、折衷至当,确立注音字母的制造原则,奠定了国语运动的规矩(注: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距先生之死整三十五年,先生为浙江省代表出席,当时为核定音素,采定字母,争论纷纭,先生与马浴藻、朱希祖、周树人皆章太炎弟子,提议以简单汉字为注音字母,遂成定案)”(《台湾文化》第3卷第4期,1948年5月1日)。
《两岸家书》第三集里,梁月心生动地讲述了光复初期在台湾用注音字母学习国语的经验。我另见梁永禄在写给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委何容的信里,讲述日据时期用注音字母、听国语广播,秘密学习国语的经历,以供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运动借鉴:“(我)从中学二年级就一直燃烧着归回祖国的情绪,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积蓄些钱,而不得不到一个乡村(台中县北斗区溪州乡)开业行医。遂得识该村牛稠子人、曾经留学过北平数年的陈文艺先生。趁此良机,承陈先生好意,立刻纠合该村青年、中年廿多名,组织了一个‘北京话讲习会’,于民国廿六年四月一日,陈先生指导之下,正式开课。是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虽于台湾各地都能很清楚地随便收听,但半句也不懂。又不幸,七七事件一发生,七月八日,北斗郡役所命令解散该会,因之陈先生成为被注意人物,不能和他密切联络。继之全岛禁听一切中国电台之广播。于是我们的苦学从此就开始了,讲习会的寿命只三个月,所学只不过注音字母及极简单的几课基本会话而已。舍下不居镇上,位于比较偏僻地方,所以只能严选几位同志,由弟领导,夜间秘密的开始研究。为使音正确起见,想法利用收听南京的播送。遂在距住宅四角100米处配置四个监视人,手拿着手电灯,如有警察或可疑人来时,以电光报告站于门外的另一监视人,以便立刻通知屋里人(弟与一二同志)停止接听。这种独学(汪按,即自学)确是苦中之苦”。
日据时期梁永禄、光复初期梁月心在台湾都倾心于学习国语,都用了注音字母,都正确地用了中国人“自家学话的方法”。
(作者: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 汪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