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刘元春：三中全会开启深化改革新篇，支持全面创新把握战略主动权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周潇枭北京报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对后续改革进行全面部署，明确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决定》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决定》还明确了诸多重要的改革事项，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等。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及时推出一批条件成熟、可感可及的改革举措。
近日，为了更好地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
部署未来关键五年的改革新篇章
《21世纪》：如何看待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这些改革任务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刘元春：《决定》部署的这些工作，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打造坚实的制度基础；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动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当前我们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比如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政府和市场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另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续篇，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时期的新篇。“续篇”反映出针对一些关键核心问题，相应的战略任务有延续性；“新篇”意味着针对新环境新形势，相应推出了新任务新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2013年底召开，当时我国所处的经济环境主要是新常态、“三期叠加”，核心矛盾在于结构转型、增速换挡、动力转换等内在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面临新的环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变，世界经济格局在剧烈变化、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很大变化、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面铺开，与此同时国内也面临一系列新形势，这些需要我们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在创新上取得突破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目标锚定的是全面小康，并为现代化打下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锚定的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在2029年完成相应改革任务。未来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期，未来五年是大国博弈的关键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是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完成新质生产力全面突破的五年，也是全面控制风险、破解信心预期困境的五年。
强化市场化改革提振信心
《21世纪》：有哪些重点改革，能起到提振预期的作用？
刘元春：当前预期偏弱、信心不足的状况，实际上是多重原因导致的，包括经济周期性结构性问题，也跟外部环境有关，当然部分跟改革不到位有关。因此，有些人期待通过一些改革来迅速改善预期，这是不现实的。
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改革举措需要有针对性，还要有系统性。《决定》对改革的部署，有些能较快落地，有些是方向性原则性的，需要在未来不断细化改革举措，因此给定了五年改革时间。
《决定》中有诸多重要举措，能提振改善市场预期。
第一，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细化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举措，包括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扶持，提出要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放开对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等。
第二，明确了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明确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要求国企向三大领域集中，要求国企聚焦主营主业，这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提供了很好的空间。
第三，对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细化了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如果没有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会流于表面，比如地方竞争导致的地方保护主义，要素的自由流动存在很多障碍等。经济体制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核心在于推进政府改革，这块需要取得实质进展。
第四，对扩内需做出全面系统部署。原来扩内需更多是就内需谈内需，没有触及到扩内需背后的利益结构。现在扩内需不仅要有短期扩内需政策，还要推进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扩内需很重要的是扩大消费，消费背后深层逻辑是收入、财富，因此要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财富的保值性和安全性、政府公共消费等体制机制问题。
另外，《决定》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建立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等都给出了明确表态，这些都是市场高度关注的领域，都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支持全面创新
《21世纪》：《决定》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部分，突出强调了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不是更多要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政府和市场应该分别扮演什么角色？
刘元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回归到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机制体制一体化改革，因为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突出特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以新质生产力为抓手，以创新作为引领，来解决未来关键时期的一些核心问题。
《决定》中明确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市场导向很明确。与此同时，也需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因为一方面强化基础研究，需要国家实验室、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来实施，这块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趋势，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大国博弈，需要抓住战略主动权，一些重点产业的发展需要凸显战略性、前瞻性，这也并非单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
发展新质生产力，无疑需要市场力量和政府共同发力。比如，在推动基础研发往产业化应用场景转换时，一方面需要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挥耐心资本的作用。
基于常住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21世纪》：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刘元春：这是一个“超级改变”，背后隐含着大量改革，因为涉及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公共服务，对应的是资金、人员、土地等诸多资源分配的问题。
现在要求按常住人口来提供公共服务，这能帮助解决户籍制度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等的问题。比如东部发达城市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现行诸多公共服务的供给，都是按照户籍制度来配置，这导致这些地方出现一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现象。要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背后涉及财政体制、机构调整等诸多利益再分配的问题。
这些改革需要逐步推进，有关部门应该已经在做相关工作了。比如，8月1日，国务院对外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就是具体的例证。
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效率
《21世纪》：《决定》明确，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还有什么建议？
刘元春：《决定》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另外还提到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体系——这有助于克服跨周期问题。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这能克服合成谬误等问题。
基于信息技术的现代宏观决策体系，宏观决策部门不宜过多，科层体系要短一些，这样有助于更快地做出反应，还能避免出现目标不一致的情况。
《21世纪》：《决定》指出，完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建立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监管体系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长效机制。这个地方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是什么样的？
刘元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需要推进政府职能的改革，需要完善央地财政关系。
当前部分地方政府债务高举，在于其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这需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推动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另外，地方政府面临的政绩考核压力，会推动他们追求GDP、财政收入等增长，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债务的增长。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也需要优化，比如地方承担招商引资工作，给予了不少优惠政策，但是有些投资项目收益并不高，还增加了地方债务。
因此，化解地方债务压力，要靠短期化债举措，但是更重要的在于优化央地财政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