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贝淡宁：人类面临众多关系型问题，必须彼此合作
转自：夏斌
贝淡宁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母亲说法语，父亲是犹太人，可他“比很多中国人更爱中国文化”。在很多学术研讨会上，他常常是唯一一位身着中式服装的人。
2022年底，贝淡宁结束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5年任期。2023年上海书展期间，他带着新书《我在山东当院长》（TheDeanofShandong）专程来沪，与读者分享自己的见闻。
“我寻求的不是自我理解，而是理解中国。”贝淡宁说，在中国生活工作的30多年，让自己对中国历史得以持续思考，对中国现实进行深入观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书写，能够帮助全世界读者更准确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
「中国有不足，但也有很多优点，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上观新闻：作为一个西方人，您为何选择到山东当院长？贝淡宁：我一直研究儒家，但基本上是从学术的角度切入。借由前往山东大学担任院长的机会，可以看看儒家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用儒家的价值观来办事。儒家学说推崇“内圣外王”，担任院长就是“外王”，是推广新儒学的一个实践方案。很多西方人不知道，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人对此感到很骄傲，以至于连山东的航班上都写有《论语》中的话。我经常选择3A座位，一直能看到“父母在，不远游”的警言。为什么要在飞机上讲这个道理？难免让人啼笑皆非。但不管怎样，可以看出山东人对儒家文化的热情与重视。上观新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一职好当吗？贝淡宁：我们学院坐落在山东青岛，有1000多名学生、80多名老师。目前，我已经结束了当院长的5年时光。作为学者，总是容易批评公职人员。但只有自己去当领导后，才知道大家有多辛苦、工作有多难做。我们开会，有时候一口气要开4个小时，讨论很多问题，考虑怎样解决问题。上观新闻：《我在山东当院长》一书被海外权威媒体评为“今夏最佳（英语）书籍”，为何不先出中文版？贝淡宁：我写《我在山东当院长》，是希望用相对生动、幽默的方式来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坦率地讲，现在看西方媒体，可能大多数报道都在说中国不好。我在中国待了30多年，当然知道中国有不足，但中国也有很多优点，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正如儒学所推崇的“君子和而不同”，可能一些西方人在看了这本书后会有更客观、更理性的态度，对中国会更友好。上观新闻：可否介绍新书中的一些内容？贝淡宁：在这本书中，我讲了很多工作、生活中经历过的趣事，包括喝酒、染发等，以小见大反映中国人的文化与心理。在中国，据说山东是喝酒比较猛的一个地方。但我注意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如召集人一般都会给大家安排好位置，让每一个出席者乃至普通学生都能有“位置感”或者说“归属感”。在大学里，不能喝酒的人也可以用白水来替代，遵循同样的社交致意礼仪，可以说是张弛有度。在新书中，我还特别感谢了学院的领导、老师。疫情期间，他们很多人在学校里住了几个月，一天到晚为学生服务。我却没能做到，有点惭愧。
「中国学生很擅长运用比较的方法，相比之下，西方大学显得狭隘」
上观新闻：您可能是接触中国大学生最多的西方人之一。您觉得他们身上有哪些闪光点？贝淡宁：中国是世界史上最悠久的有持续性文明的一个国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年轻人既要学习自己的文化、历史、哲学和语言，从中获取智慧与自信，又基于国际化教育逐步树立起世界思维，形成了一种全人类层面的认同，思考人类将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如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等。对中国政府而言，对中国的家长和老师而言，培养孩子们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与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同样重要的。中国的年轻人无须在认同中国文化与认同更广阔的人类世界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偏废任何一方，都与社会共识、世界潮流格格不入。2004年，我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理论。我的许多同事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许多学生也是，他们都有为社会作贡献的自觉意识与崇高抱负。记得四川发生地震时，清华学子积极行动起来献血、捐款。数百名学生排着队，一直排到凌晨一两点钟。有些学生甚至直接奔赴地震灾区当志愿者。这种“众志成城”的力量，让人深受感动。上观新闻：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您又有哪些感受？贝淡宁：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西方读的，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新加坡，然后去了中国香港，再来到中国内地。在教学上，我的感觉是西方的大学生比较自信，愿意交流，敢于提问题，尤其是愿意马上提问题；中国的学生更乖一点，总是先读好书，然后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再跟同学讨论，深思熟虑后才会向老师提出问题并交流。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太愿意提自己的想法，所以我就让他们写几个问题，包括“我不同意什么”“我同意什么”，然后解释“为什么我同意”或“为什么不同意”。之后，我就按照学生们的问题来组织讨论。我很喜欢这样的交流，跟中国的年轻人在一起感觉比较快乐，因为可以讨论很多细节、很多道理，碰撞出很多火花。上观新闻：在学习方法上，中外大学生有何不同？贝淡宁：中国学生很擅长运用比较的方法。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研究大多涉及中西方传统中主流政治价值观的比较。师生读取中西方传统中的经典，还不时去西方国家学习政治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西方的大学显得狭隘。英语系国家主流大学的政治科学、哲学和法律院系，大多专注于西方社会的学术研究，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传统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认真探索。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我的大部分同事的辩论主要集中在贤能政治等话题上，更关注如何选拔品德高尚、才能卓越的人，如何评估才干和美德以及才干和美德之间的关系等。中国政府主要按照贤能政治的标准选拔优秀的领导，具体的方式包括考试、基层锻炼等。我对这些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进而促使我写出《贤能政治》。如果没有来到中国，没有这十几年的教学相长，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
上观新闻：听说您还打算写一本关于“成为中国人”的书？贝淡宁：这本书还在我的计划中，但关于如何“成为中国人”，我一直在观察与思考。中国朋友有时候称我为“中国女婿”，这是一种把我视为自己人的友好姿态，但依旧说明我不是正宗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是一个种族、民族概念，传统上更有一种文化属性。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是遵循着自周朝以来所形成的共同礼仪规范的一群人。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我曾强调过，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谦虚。西方社会也讲谦虚，但在基督教语境下的谦虚，更像是一种谦卑。因为有上帝，所以身为“上帝子民”的我们要谦虚。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谦虚并不一样，它是一种基于社群团结、延续以及家庭关系、师徒关系的谦逊，是克制、尊重、体谅与将心比心。上观新闻：相较于过往，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贝淡宁：我感受到的最主要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很多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和加拿大有什么不一样？我回答，最大的不一样是中国有历史感。中国人讨论问题，经常会讲2000多年前的一些故事，它会影响当代生活。西方人一般来说不会回顾历史，如美国人更多的会说宪法什么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在向西方寻求灵感。今天，中国人更主动地从传统中寻求灵感、智慧与支撑。30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些中国人，尤其是学生和学者，觉得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西方的模式，尤其是美国的模式。他们对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似乎没什么信心，认为儒家文化是造成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但大家慢慢发现，其他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包括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发展得特别快。为什么呢？跟儒家的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有关系。比如，重视教育、节俭、勤劳等。所以，中国的学者开始承认，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也有好处，儒家伦理对于改变市场经济重视利益、轻视社会责任的倾向也有帮助。现在，中国的情况更不一样了。大家达成了一个更明确、更广泛的共识，那就是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发展模式，人类社会需要多元的现代化、多极化的世界。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埃及等国家，越来越希望并能够按照自己的历史发展逻辑来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多元现代性、多极世界的发展必然改变西方社会的一些僵化认知。国际社会需要听到中国的声音。
「儒家学说可以帮助填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
上观新闻：近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对儒家文化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贝淡宁：大部分西方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多元性的想象较为狭隘，他们坚持用“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来理解世界。其实，这种教条化的理解并不足以理解中国复杂的现实。反映到儒家问题上，西方人说到儒家基本上就只知道一个人，那就是孔子。孔子当然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的创建者、传播者，但其他的人，如孟子、荀子、朱熹等也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而且，儒家一直在跟其他的思想流派交流、互相学习。上观新闻：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家是“守旧派”。贝淡宁：其实，很多儒家学者都是杰出的社会批评家。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孔子的家谱有2500年的历史。原来只有男性的名字才可以录入家谱，但现在女性也可以。儒家一直在发展，一直会吸收其他的先进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所谓“重男轻女”的观点，本质上是封建社会的问题，是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儒家文化一家特有的问题。事实上，20世纪之前，世界上主要的传统思想流派都有点“大男子主义”。正是有鉴于此，我们的世界需要伦理革新，需要多样化的文明观。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开放、平等的心态。上观新闻：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误读需要警惕？贝淡宁：还有一种“庸俗化”儒家学说的倾向需要引起注意。比如，很多人以为儒家过度强调孝道。其实，《弟子规》里说得很明白：子女也可以规劝、说服父母，而不是一味地盲听服从。应当承认，儒家理想与“实际存在的儒学”之间仍然存在鸿沟。当代受儒家启发的社会批评家应当进一步提出适合现代社会的儒家理想，然后再想办法消除或至少缩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总体上，儒家学说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儒家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够复杂了，来世的事情就更不懂了。因此，它主要讨论家庭、社会、天下、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什么是好的生活、怎样培养好的人等。柏拉图觉得，理想的生活是当哲学家，因为追求真理是最开心、最好玩的。儒家不一样，儒家觉得最好的生活方式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为人民服务”。上观新闻：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学说可以发挥什么作用？贝淡宁：我们知道，现代性也有不利的一面。它常常导致一种社会的原子化和心理上的焦虑，社会地位和物质资源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赚钱不一定带来幸福，而只是获得好生活的手段。可是，究竟什么是好生活呢？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体系，儒家学说是帮助填补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真空的重要资源。作为传统时代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儒家学说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好的生活需以滋养的家庭关系为基础，并向外延伸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美好的生活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追求，人们应通过学习经典、参与仪式和向他人学习来提高自己。现在盛行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非常危险的——人人处处争当赢家。我们面临众多困境，全球温室效应、人口爆炸、食品短缺、传染病等，都是关系型的问题。不合作是无法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人类必须彼此合作，从“非胜即败”的个人主义心态转到合作包容的模式上来。正如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庆幸的是，至少在中国，在东亚社会，人们并不想被贴上个人主义者的标签。在这里，儒家学说一直在发挥作用：做个完整的人，做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应承担必要的家庭义务和社会责任。
「要让中国文化不仅生长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传扬」
上观新闻：从您的经验来看，对外传播时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贝淡宁：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准确传递核心的政治文化概念应当引起更多的重视。举个例子，中国人一讲“和谐”就明白有“和而不同”的意思。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多样性。但翻译成英文后，西方人往往会将其理解为统一与一致，进而认为和谐社会是每个人的行为和想法都一样的社会。这可以说与“和”的本意是完全相反的。纠正类似的翻译，可以更好地推开理解和沟通之门。上观新闻：您是“普林斯顿-中国系列”的创始编辑，该系列翻译和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在中国文化推广上，您有何经验之谈？贝淡宁：经验谈不上，简单分享三点心得体会吧。即便它们不是必要的，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启发。首先，要有对中国语言的更多理解。丰富和优美的中文，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如果没有对这种语言的很好理解，要欣赏中国文化将非常困难。中国文化的大多数形式其实都与汉语密不可分，如书法、文学、诗歌就是这种语言的直接表现形式。但是，中文在中国之外仍然很少被人了解。如今，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越来越浓了，但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国是越来越强大的经济体，学习汉语、掌握中文可以帮助他们与中国伙伴做生意，而不是出于学习中国文化的愿望。其次，要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海外取得的伟大成就。很多外国人喜欢中国美食，但有多少外国人知道被称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中国功夫闻名世界，但更多是作为一种武术格斗技巧得到传播，而非一种人生哲学。有些中国电影在海外广泛传播，但未必是最深刻、最优秀的电影。参观展览馆、画廊、博物馆的人非常喜欢中国绘画、陶瓷、雕塑，但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它们仍然让人不好理解。我个人写了几本关于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书，帮助翻译和推广了中国学者的著作，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中国品牌”的打造、中国文化的推广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比如，讲述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思想时，是不是可以跟印度古代的政治哲学和思想进行比较、印证，看看哪些方面是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然后，有可能产生更好的思想、更新的思想，进而为人类社会实现更好的现代化提供智慧滋养。最后，要让中国文化不仅生长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传扬。如果外国人能真正欣赏和学习中国文化，不仅是出于个人业余爱好或者做生意的技能，而且是出于一种身份认同——中国文化能丰富我的思想，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文化就在海外取得了根本上的成功。中国文化推广不能只由中国人来做。如果中国之外的更多人，无论哪个种族，都能说汉语，都能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且身体力行地从事中国文化传播，那么我们就能够自信地说：中国文化不仅生长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传扬。 （实习生汪淼对本文亦有贡献）
贝淡宁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文化领袖”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