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提升人力资本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本期嘉宾：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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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改革开放以来总体上属于“增效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
4’35“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是什么？
8’07实现目标的重要前提：我国经济要保持5%左右的增速
9’364~5亿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农民是重中之重
12’07要允许城里人去农村，把“企业家精神“带到农村发展中
14’54要缩小能力差距、促进机会均等，创造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
16’11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教育，需要政府、市场“双轮驱动”
17’44建议大规模建设安居房，让农民工“安居乐业”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8至2019年期间都处于0.46以上的较高水平。如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至50万之间的家庭被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以此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8%，大约是4亿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及其团队提出，要在10~15年的时间，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再增加4亿~5亿人，最终达到8亿~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刘世锦及其团队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核心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
第一财经：您和团队在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共同富裕”相关的话题，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做这样一个课题？
刘世锦：这是发展阶段使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是在扩大的，但背景是，我国国民收入都在增长，整个社会都在进步，社会财富大幅度地增加。
大体上，我国收入差距变动情况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78年~2008年，在这30年来总体上国民收入差距是在逐渐扩大的；再从2008年到现在，近十几年的时间，国民收入差距是保持在高位徘徊。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可以引出两组重要的概念：一组是“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和“衰退型收入差距变动”。
“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是指虽然国民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但是整个社会经济在增长，换言之就是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但是“蛋糕”也在做大。这就是所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提供了一种激励，积极性出来了，才把“蛋糕”做大了。“衰退型收入差距变动”在国际上也是存在的，比如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国民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但整个经济比较差，有些是在徘徊，有些是在后退。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出现。
另一组概念是“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与”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提升效率。比如资源由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通过改进激励机制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或通过创新拓展新的增长空间等，最终整个社会财富在增加，效率在提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是效率在提升。但“减效型”这种情况也存在，比如说腐败、市场不公平等等，这些事情确实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并没有提升效率。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的这种变动，我们总的一个判断它是属于“增效增长型收入差距变动”。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提升效率。在这第一个阶段，出现了收入差距比较大的现象。“共同富裕”的第二个阶段，必须让另外一部分人也富起来，这一部分人再富起来，整个收入差距缩小，但是整个社会“蛋糕”持续地做大、经济持续地增长，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这第二阶段，我们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新倍增战略”。
第一财经：您这本书里所说的这个“新倍增战略”具体指什么？
刘世锦：如果让国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下去，中国相当一部分经济增长的动力，具体来说就是很大一部分社会需求，是出不来的，最后将影响到经济增长。所以当时提出“新倍增战略”，更多是从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动力这个角度来进行考虑。
“新倍增战略”是指用10~15年的时间，让目前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再扩大一倍，大概再增加4~5亿人，到8~9亿人，大概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
实现这样一个倍增的目标有什么好处？首先，我国所谓的“低收入人群”，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那部分人，大概有10亿人口，他们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所以当他们的收入增加后，比如同样收入增加一百元，低收入人群可能会将其中五、六十元甚至更多去消费，但是高收入人群可能就去储蓄或投资。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对住房、基础设施等需求也在增加。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扩大需求，增加消费、增加投资。“新倍增战略”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提升人力资本。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并不是让别人施舍给他，而是让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通过勤劳、创业、就业、致富。他们也有能力，只是没有发挥出来，让他们能够提升能力，自己去做大蛋糕，创造收入，然后再去消费。由此也可以增加优质劳动力供给，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还有一点好处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社会就相对比较稳定。
我们做了一些测算，大约10年~15年时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我国经济还要保持5%左右的增长速度。我国还在富起来的过程之中，发达国家或者发达经济体的标准是大概人均GDP2万美元，我国人均GDP刚到1.25万美元，还必须集中力量把“蛋糕”做大，光靠分的话，没有多少东西可分。
集中资源创造出更多社会财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并为下一轮生产和创新营造条件，这种循环的形成和提升并非易事。在既有的发展空间和制度约束下，高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显然最有条件抓住和利用提升收入的机会，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刘世锦团队认为，在现有条件下要让低收入群体跻身中等收入群体，则需要打破既有的多个层面的约束，形成一组新的发展空间和制度条件。
第一财经：“新倍增战略”，这个目标具体如何实现呢？
刘世锦：第一点还是生产要素，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人员、资金、技术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一方面是农民要继续进城，这个过程现在还没有结束。今后10年~15年中等收入群体要翻一番，其中最有可能实现翻番的、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亿~5亿人，一半以上都与农民有关。如何提升这部分人的收入，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重中之重。
还有比如说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农民的宅基地等，能不能“动”起来？过去有些人会担心，比如宅基地转让后，农民拿到钱去喝酒了，然后晚上到哪儿去睡觉呢？他没地方住了。将来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这种人很少，100个人里面有1、2个人，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1、2个人是另外一种问题，我们要用另外的办法来解决，你不能因为这1、2个人影响到其他98、99个人的利益。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如农村这些土地，它到底价值是多少？只有让它流动起来，它的价值才能够显示出来。
还一个方面，现在城市里很多人也想要去农村。比如在发达国家，很多老年人口都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养老社区，实际上过去就是农村。我们国家也有一些年龄大的人想住到农村去养老，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花、种草，房价低一点、房子大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到市区的交通也很方便。能不能允许他在农村有个房子？再者说，现在很多人看到农村里的商机。所谓企业家的精神和眼光，同样的东西他所看到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城里边人他也愿意到农村去。如果能把双方都放开，让他们能够相对自由地流动，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是可以提高的。
第二点，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医疗、教育、社保等等。增强低收入人群的体力和智力，实实在在地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
第三点，要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4~5亿人）基本都在中小微企业或者是个体户就业，这些经济主体基本都是民营经济。这些经济主体发展壮大、繁荣兴盛了，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领域，是“十四五”时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刘世锦指出，如果能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力普遍而充分地发挥出来，公平和效率就可以互为因果，在提升社会公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
刘世锦：如何让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能够增长？这里我的观点是：提升低收入人群收入，关键是要提升他的人力资本。就是说要把他们做“蛋糕”的本领能够提升，比如加强一些培训、有更多的发展机会等等。比如我国现在有一些“先富起来”的代表性人物，可能已经是亿万富翁，但在30年前、40年前，他也是农村里边的“贫下中农”，都很穷。但是他“走”出来了，比如有机会上学，或者走出农村，到了大城市，逐步把他的能量给释放出来。曾经住在他隔壁的亲戚或者老乡，现在可能还是打工的。你说这俩人过去在一个院子里面玩的时候，他们差距能有多大？本身就没有差那么大。所以我们认为，之所以目前我国国民收入的差距和财富的差距相对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发展条件的差异。这个发展条件我觉得可能是两个方面：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教育、培训的程度，以及机会是否均等。
第一财经：关于提升人力资本，您提出要提供教育、培训，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技能，这个工作谁来做？目前来看，他们的消费能力似乎是不够的。
刘世锦：人力资本的提升，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教育，尤其是培训。比如说农民工进城后，他的技能需要再提升，以此去增加他的就业机会，增加进行劳动力流动的空间。比如说进行一些职业培训，上技校、上大学等等，还是要给低收入人群争取这些机会。
在提升人力资本，包括教育、培训水平提升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就是要保基本，市场化的资源来提高质量，“上台阶、上水平”，形成“双轮驱动”的格局。所谓基本公共服务，实际上是由国家拿资源来提供这些服务，以后需要增加对教育、培训方面的支出。另外比如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培训，各个城市可以组织一些公益性的，也可以做一些商业性的。据我所知，现在有一些人做社会公益事业，就是在做培训，应该说现在途径还是比较多，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地整合资源。
第一财经：您提到要让农民工继续进城，但城市里的住房成本对低收入人群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如何能够满足他们的居住需求，您有什么建议？
刘世锦：在疫情期间，很多地方都隔离了，但是其实居民生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电商平台和外卖系统。外卖员、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到处运送物资，所以大家从心底里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体系，没有这些人的服务，我们在疫情冲击下，肯定没有那么好的生活质量。但是，有没有人问一句，这些快递员晚上住在什么地方？
我曾经看到有些城市发通告说，在地下室或者比较狭小的房屋里，不要群租。这些公告很有道理，因为害怕出现安全隐患。但其实所谓群租，每一个人的居住条件都相当糟糕，稍微收入高一点、有点办法的人，都不会愿意到这种地方租房。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一句，为什么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还要居住在这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民工，做的是城里的人都不愿意做、但是我们的城市离不了的工作。这些人为城市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能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下居住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在城市里大规模地建设针对农民工的安居房，让他们居有定所，能够安定下来。如果他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在城里能“扎下根”，他就能安心地钻研技术、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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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制片人尹淑荣
编导官悦
主编芮晓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