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有故宅 五步有名楼
钟桂松
秋水山庄今景
马一浮在蒋庄
林风眠故居
杭州的名人故居多，有“三步有故宅，五步有名楼”之说。虽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张，但杭州的名人故居多，却是不争的事实。如今，这些名人故居大都成为明日黄花，留下的，只是故居里发生的故事。
杭州保存下来的名人故居，主要是大商人、大官员和文化大家的，地理位置优越，西湖近在咫尺。
不少杭州人都知道从新新饭店到宝石山东麓的“坚匏别墅”，百年前这里属于南浔刘家。南浔刘家的传奇式发展，堪称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一个神话。出生于1826年的刘镛年少即吃苦耐劳，在南浔的德昌丝行做学徒时，他潜心研究商业，深知只要有资金、只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一定能赚钱。二十岁那年，刘镛开始和南浔的朋友合伙做丝生意，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多数情况下都能逢凶化吉，事业逐步走向正轨。1863年，正在浙江主政的左宗棠让刘镛到严州（今建德一带）振兴商业，清军和太平军刚在严州打过仗，城内一片萧条，刘镛没有做生意，而是把自己准备的做生意的钱拿去救济灾民，送衣送药一个多月，在严州留下乐善好施的美名。刘镛晚年除经营丝业，还涉足盐业，手握两千万两白银，成了一方巨贾。1888年，刘镛的儿子刘锦藻考中举人，六年后又考中进士，与南通的张謇同科，二人结成至交；从北京返回南浔的刘锦藻悟得父亲成功的真谛，生意同样做得风生水起。于是，刘家开始在杭州买地造屋，坚匏别墅就是刘锦藻的居所。一百多年过去，坚匏别墅已面目全非，昔日的辉煌、华丽不复，仅留下断壁残垣。地址还是这个地址，西湖还是这个西湖，可历史就是这般无情。
刘锦藻的弟弟刘梯青的别墅，是现在新新饭店西侧的“孤云草舍”。这座建筑既有西洋风格，又具中国气派，廊宽柱坚，无论是远观还是近瞧，都精美绝伦；每层均建有走廊，随时能看到西湖的四时风景与孤山浮动的烟云。虽然别墅内的房间面积不大，但很高，没有压抑感，与孤云草舍这个诗意的名字暗自呼应。据说因为环境优雅、远离尘嚣，刘梯青的同乡朱家骅曾在孤云草舍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1936年12月至1937年11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抗战时期一直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任要职，1949年去台湾，1963年于台北去世。在孤云草舍的日子，应是朱家骅一生中难得的美好时光，西湖的别样风景，带给他无限的惬意与享受。
西湖的断桥边有蒋经国的别墅。住在这样的地方，虽然出门就是西湖、断桥，但楼下的车龙马水有渎清神，并非理想的居所。好在蒋经国没有于此长住，清静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是蒋经国的旧居，有关部门将这里保护起来，开辟为咖啡馆，游人可以到这里歇歇脚。在我看来，开门营业总比关门保护更有意义。
孤云草舍的隔壁为“秋水山庄”，这是著名报人史量才为他的妻子沈秋水建造的别墅，面朝西湖，风景极佳。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偕妻子从秋水山庄返回上海，在海宁地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从此，他与妻子天人永隔，秋水山庄再无欢声笑语。为史量才守灵时，沈秋水身着素服，抱琴而歌，歌罢，断弦弃琴……
后来，沈秋水将秋水山庄捐给慈善机构，现在这里是新新饭店的一部分。秋水山庄里发生的故事，既有缠绵的欢愉，也有刻骨的伤痛，徜徉其间，可以听到爱情的悲歌在西湖边低回长吟。
马一浮是一代国学大师，他的故居也在西湖边，只不过不在北山路，而在西湖西南角花港公园边的“蒋庄”。马一浮自幼聪颖过人，九岁能诵《文选》《楚辞》，传说当年郑墨田教马一浮读书，没过多久就要辞职，马一浮的父亲马廷培问他原因，是不是儿子不听话？郑墨田连忙否认。原来郑墨田“走马上任”之后，渐渐发现十多岁的马一浮不是他能教得了的——他知道的，马一浮都知道；他不知道的，马一浮也知道……1898年，绍兴举行“童试”，十六岁的马一浮夺得第一名，同场参加考试的还有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当时，萧山的大企业家汤寿潜欣赏马一浮的才华，将女儿汤孝愍许配给他，二人成婚后汤孝愍因难产去世，马一浮悲痛莫名，终身未再娶。
马一浮曾留学美国、日本，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据说他回国时带了德文版的《资本论》，是将马克思的《资本论》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06年回国后，马一浮住在杭州的广化寺，他每天都到文澜阁读《四库全书》，风雨无阻，四季不停。民国初年，马一浮与李叔同相识并成为挚友，虽然李叔同学问渊博，无出其右，但他非常崇拜马一浮，认为马一浮是“生而知之”的人。他对学生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除了去文澜阁，马一浮基本上闭门不出，亦鲜有学人来访；伴随时间推移，与他交往的学者也越来越少，惜时如金的马一浮不访问他人，“只闻来学，未闻往教”。一年，蒋介石偶然听闻马一浮在杭州，想去拜访，被马一浮婉拒，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先生移居蒋庄，1957年5月，周恩来总理陪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赴杭州访问，与外宾专程到蒋庄拜访马一浮。此前，陈毅也曾专程到蒋庄拜访，抵达时，马一浮正在午休，陪同的人想去通报，被陈毅阻止，他在蒋庄外等了一个多小时，待马一浮睡醒后才进屋。
孤山路上的“俞楼”，是经学大师俞曲园的旧居，俞楼是他晚年在杭州生活的居所。俞曲园名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曲园是他的号，他在河南学政任上因出题不慎，遭人举报，当即被朝廷革职为民，就此返回江南，在苏州、杭州等地以讲学为生。他在杭州诂经精舍讲学的时间最久，长达三十一年，培养了大批学术精英，据《翰林院编修俞先生行状》：“两浙知名人士，承闻训迪，蔚为通才者，不可胜数。”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是俞曲园的门生，不少日本学者也慕名前来，在俞曲园的门下求学。后来，学生们集资为恩师建造俞楼，一时间传为佳话。
俞楼独立于孤山西麓，当年俞曲园的曾孙俞平伯在俞楼小住时，说它是“只为西湖盖的小屋”，可见它的小；但站在楼上，能听到船娘揽客的软语。1924年4月，居于俞楼的俞平伯见苏堤、白堤全是香客，他们穿着大致相同的服装，在楼前的孤山路匆匆走过，不禁忆及曾祖父的旧事。
如今，俞楼成为俞曲园纪念馆，陈列有俞曲园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果。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俞楼破败不堪，无人居住，萧瑟荒凉，所幸赶上了尊重文化、传承文化的时代。因仕途波折转身学术，进而赢得世人敬仰、流芳百世的俞曲园故去已一百多年，他的旧居能成为纪念他的地方，恐怕是连俞曲园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西湖边的名人故居里还包括一些艺术家的故居，这些人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绕不开的大人物，西湖的山山水水，滋润着他们的艺术。
林风眠故居是林风眠亲自参与设计的一座小洋房，西式的建筑中融入了大量中式元素，院子里还种了不少梅花树、桂花树。天寒风凛，梅花含苞待放；秋高气爽，桂花馥郁芬芳。梅花树、桂花树随风摇曳，月影下一片婆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林风眠的艺术想不精进也难。
1948年，黄宾虹到达杭州的栖霞岭，在这里度过了漫长人生中的最后七年。黄宾虹的居所不大，有平房四间、小楼一栋、院子一个、井一口；紧邻岳王庙、背靠栖霞岭，让这里多了几分浩气与温润，和他的艺术相契合，冷峻、茂朴、山高水长。如今，这里成为黄宾虹纪念室，为杭州的历史建筑增添了独特的艺术气息。
南山路上的潘天寿旧居，我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参观过，那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房。上世纪四十年代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上世纪五十年代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时，潘天寿就住在校园里，生活和工作非常方便。
潘天寿的作品之所以苍古高华、沉雄奇险，与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潘天寿是李叔同的学生，深知世间苦难，一生宠辱不惊，他在艺术上特别认真，追求极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浙江电视台工作时，曾组织拍摄一部潘天寿的纪录片，我和编导决定不写解说词，只用画面和同期声来表达情感、述说往事；像潘天寿这样的艺术大师，无论用什么语言去赞扬都不过分，但终究无法达到准确的高度，与其不到位，不如留下空白，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去评价。这是一种尝试，最后的成片也证明了我们的决定是对的。在看片会上，潘天寿的学生为我们讲述了当年他随潘天寿去写生时发生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潘天寿带学生们到雁荡山写生，当学生们写生时，潘天寿也手痒痒了，想画画，可他发现自己没带铅笔，便向边上的学生借了半截铅笔。写生结束，所有人返回杭州，学生们照常上课，潘天寿则忙着处理学校的各项事务。突然有一天，那位借铅笔给潘天寿的学生接到通知，让他到潘天寿那里去一下，那位学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急急忙忙赶过去。潘天寿拿出在雁荡山借的半截铅笔，很郑重地还给那位学生，说这是当时向你借的，现在要还给你。此事过去几十年，那位学生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他认为潘天寿的行为影响了他一生！我也被潘天寿的认真深深触动。
大师就是大师，对细节的认真甚至苛求，恐怕也是成为大师的要素之一吧。
陶醉于西湖自然美景的同时，西湖边的人文美景也不容忽视，特别是这些名人故居，不仅回荡着历史的足音，也记录下岁月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