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激发市场力量的新机制
原标题：【专访】滕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能够激发市场力量的新机制
“新质生产力”这个词最近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文件和报道中。上周二（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要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早在去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就提出，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与创新有何关系？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坊间已有诸多解读；对此，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从他首创的软价值理论入手，就上述问题给出了具体、也更具操作性的答案。以创新函数理论作为方法论，他从宏观层面如何激发市场力量、微观角度企业如何进行机制转变，在与界面新闻记者的访谈中做了详细论述。
他认为，时代已经变化，创新必须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导，但创新，不只是生产端的算力算法等新科技的创造，也有需求侧的认知群体和叙事体验价值的创造。与传统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成正比不同，创新函数的投入产出关系是高度不确定的概率关系，对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要有新的认识和改变。对政府而言，传统的产业政策侧重点要有所转变，让资本市场而不是财政，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同时深化开放，加大全球人才引进，打造适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土壤。对企业而言，需要改变整体管理思维，引进诸如IPD和OKR等新的管理方式。
以下为对话全文。
界面新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否可以理解为，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都可以视为新质生产力这一范畴？
滕泰：没错，新质生产力可以有很多维度的解释，但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是新质生产力最本质的层面。
从大背景来讲，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走过了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镇化的阶段。因此，与快速工业化、快速城镇化相关的很多行业的高增长，可能告一段落了。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很多产业，包括农业、传统的制造业，甚至普通的服务业，都普遍面临着总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局面，如何面对？最根本的办法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我在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叫做《软价值经济学》的书中，提出了创新函数这个理论。为什么要提这个理论呢？因为传统的生产函数有一个特点，就是投入和产出成正比，所以无论是农业、普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凡是按着这个投入产出成正比的函数关系来组织生产的，最终，一定会出现普遍的供给过剩。
农业，春天播下种、秋天收获，这个是确定关系，是最容易把握的；制造业呢，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动技术、原材料，它也必然会产出相应的产品；服务业也是一样。但在有些领域，投入和产出不是正向的。比如科技创新，不论是药的研发、芯片的研发，还是工业农业服务业各种新产品的开发，或者是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新的品牌的创造，以及新的体验价值的创造、新的流量的打造，所有这些创新行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所以很多企业家是不能把握这个关系的，他可能投入100万资金搞研发，产出是零，也可能投入一千万搞研发，产出还是零，甚至投入上亿的研发搞医药创新，也未必就能出来一款创新药。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原因，我们很多企业家，宁可在供给过剩的老产品里面通过降本降价恶性竞争，也不敢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
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本质就是以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我认为其核心就是，让我们新时代的企业家，不仅要把握以生产函数为底层逻辑的投入产出关系，还要把握以创新函数为底层逻辑的投入产出关系。
事实上，创新的投入产出关系，虽然不是那么正相关，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华为就在引进了一个叫IPD的一体化研发战略以后，大幅提高了研发效率。应该说有一批企业掌握了研发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场景创新、体验价值创造等各种各样的创新的规律和方法。在硅谷的苹果公司、谷歌、亚马逊，在中国的很多前沿科技公司，都在用同样的资金投入，获得比其他普通企业要高的研发效率。
界面新闻：可否举一些属于“新质生产力”的行业或公司案例。比如，英伟达，应该算？最近关注比较多的，比如五粮液，也认为自己属于新质生产力，您怎么看？
滕泰：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引领人工智能革命的公司，毫无疑问属于新质生产力。不止英伟达，在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值排前列的几大公司，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都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中国的华为公司，还有汽车新能源电池、风电光伏产业，以及很多创新药产业，甚至在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里面采用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带给客户新体验的公司，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英伟达的CPU、GPU成为人工智能算力的核心驱动力量，正面临着严重的供不应求。以OpenAI为代表的大模型，也正在各行各业应用，迅速地改变着各行各业的形态，提高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去年以来，中国也发布了很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总体来看，跟OpenAI的ChatGPT还有很大差距。但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一款新的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工具，叫Kimi，我试用后感觉非常惊喜，至少在中文语料上，反应快、内容好，智能化程度远远超过预期。Kimi创始人是一个92年出生的年轻人，公司名为月之暗面，非常值得关注，我认为代表了中国大模型的最新水平。未来中国各行各业都可能接入类似Kimi这样的模型。
那五粮液算不算新质生产力？我认为，只要能给客户带来新感受，新质生产力，倒也不局限于科技公司研发这个范畴。技术革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商业模式，比如说互联网电商，也可以改变我们的购物、社会分工，或者是其他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品领域，也有很多企业用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比如有一款产品叫作六个核桃。这个企业位于河北衡水，据我了解，衡水几乎没有核桃树，但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六个核桃这一产品诞生，年销售额近百亿，带动全国核桃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受益农户十多万户，还带动了上游的罐装、钢材等饮品包装和材料行业的发展。所以它虽然是一款普通的消费品，但是跟苹果手机一样，也是从无到有，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乔布斯创造苹果手机之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但是一经推出，人们不但再也离不开它，还以苹果智能手机为基础，衍生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新供给和新需求。
因此在传统的消费品领域，如果只是老的消费品，没有创造新需求，我们很难定义为它是新质生产力，但如果创造了一个像苹果手机或者六个核桃一样从来没有过的新产品，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哪怕是新的品牌、新的客户体验、新的软价值，都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
界面新闻：您提出的“软价值经济学”理论，强调核心数字时代，核心的生产力是研发、创意、算法，算力等，跟“新质生产力”对创新的强调不谋而合。但相比之下，“软价值经济学”不仅强调生产侧的创新，也强调需求侧比如叙事价值的创造。除此之外，“软价值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还有哪些不同？
滕泰：“软价值经济学”的一个核心的理论，就是创新函数原理。软价值经济学的提出，是希望让新时期的企业家掌握创新的方法论，这比按照原有的生产方法论更重要，所以说，至少从创新函数、创新经济学这个角度来讲，软价值经济学与新质生产力，二者所倡导的方向是一致的。
软价值经济学本身是研究一切非物质财富的创造方法，它认为，不但在生产侧、供给侧可以通过创新函数来创造软价值，在需求侧，也可以通过运用传统文化潮流来这个创造新的认知体验、创造新的认知群体，来创造软价值。
比如说人们购买贵州茅台酒，其实他所购买的并不仅仅是两斤粮食酿出来的那个液体。它的物理功能——好喝，是硬价值，是功能性的体验；同时它还有一种体验，来自它的百年叙事。从红军长征到解放之后，周恩来总理曾用它来招待外宾，诸如此类的故事和叙事，构成了它的软价值。换句话说，你可以做一款跟贵州茅台酒口味差不多的白酒，但你复制不了它的百年叙事体验价值。
同样的道理，我们买一个房子，买的不仅仅是它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更多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周边的学校、医院、绿化，文化，环境等软价值；我们购买一款汽车，可能买的不仅仅是它“跑得快”这种物理功能，还要看它的环保、时尚、智能化等体验价值。
所以创新创意是新质生产力，从需求侧，结合文化潮流，所创造的叙事体验价值，也是软价值的一种，也属于新质生产力。
另外，创造足够大的认知群体，也是新的生产力和软价值创造的一个方法。举例来讲，通信行业的梅特卡夫定律认为这个互联网的价值，取决于网络节点的多少，同样一个信息一个人传播次数是零，两个人传播次数是2，三个人传播的话呢次数是6，四个人传播呢，相互之间可以传播12次。也就是说，互联网的价值与节点的平方成正比。
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美团这样的生活服务平台，或者腾讯微信这样的聊天平台。假设有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也可以现在做一个跟微信同样功能的社交平台，它还有价值吗？显然没有，因为超过10亿人口已经在微信上聊天儿了。
所以，软价值创造的方法，既包括从供给侧的研发和创意价值，也包括从需求侧的叙事体验价值和参与者群体的价值的创造，当然还有场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等。它为新时代企业创新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相对新质生产力，它更强调从哲学和经济学原理阐释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原理。
界面新闻：近年来有句话比较流行，“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您书中也有一句类似的话，“不确定性是软价值经济的常态”。比如英伟达，它以前是做游戏专用的显卡，没人可以预测，更没人计划，让它成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巨头。在这样一个巨变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营造创新的土壤和环境？
滕泰：没错，创新不是计划出来的，软价值创造的常态，就是人们创造性思维的不确定性。
在创新函数原理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创意者灵感概率。它既取决于这个创意者本人的神经元结构，同时也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条件和创新创造的环境氛围。
既然不能计划，那么如何去推动这个创新的土壤和环境呢？第一，要有吸引人才的环境，让人们有良好的居住环境，能自由自在的创新创造，所以人才是第一位的。创新成果的产出跟人才和有效劳动投入是成正比的。
而有效劳动投入是总劳动投入和创业者灵感概率的积分。为什么是积分而不是相乘？因为创业者灵感概率是不确定的，不是今天产生五个创新，明天创造产生五个创新，不是这样平均分布的，可能连续三天、30天没有好的创意，然后突然一天产生一个很大的创意，所以有效劳动投入跟创意产出成正比。
刚才提到的IPD战略最早由IBM创造，2001年，华为引进，创新效率得以大幅提高。IPD不把研发当作成本中心，而是当作一个价值创造的利润部门。不只是研发可以来立项，客服也可以提供研发创意，销售和产品中心，甚至财务中心也可以提。但一旦研发创意被提起，就会迅速被立项。这个立项，指的是市场化的立项，而不是行政化立项。立项以后要成立项目小组，有产品研发人员，有技术人员，也有来自一线销售的人员，客服人员，来自财务或制造生产中心的人员，形成一种市场化的小组之后，按照市场化配比来模拟资金投入产出。一旦成功，也可以以这个统一的后台来支持统一的销售平台，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现实的创新。研究就不再为生产服务，而是反过来，生产为研发的价值创造服务。
中国海尔集团提出的创客模式，其实本质上也跟IPD战略一一脉相承，它的哲学思想就是不再把员工当成一个螺丝钉、被管理的对象，而是当成一个能量球。每个人都是创新创意的主体。当员工作为创客提出好的方法之后，公司给予统一的后台支持、统一的生产支持和统一的财务管理支持、统一的销售支持，就可以催化这个项目。在这种创客模式下，海尔目前已经催化出成百上千的新项目。
另外，在人力资源方面，传统的制造企业一般都采用KPI考核方法。这种方法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让人确定的目标，完成有激励，完不成有惩罚。它对传统的投入产出成正比的管理是有效的，但对于创新创意是无效的。有些人你给他巨大的激励，他也产生不出好的idea来，反过来你惩罚他，他也写不出李白那样的诗来，也创造不出好的电影儿来。那怎么去激发创新创意呢？在硅谷，人们提出了OKR这一新的管理法。
OKR的目标不再自上而下确定，而是由被考核的人，自己提出来今年的工作目标，再由公司配置教练支持完成目标。完成自然有奖励，完不成也没有惩罚，过程中还可以调整。这就会激励人们，帮助更多的创意产生。当然现实中IPD和OKR的考核方法都非常复杂。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微观机制的转变。
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要想打造创新创业环境，也要有相应的机制转变。只有把人当成创造主体，而不是管理和控制对象，这样一种整体管理思维的转变，才能产生硅谷那样的创新创业的土壤。
界面新闻：具体到行业层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通过产业政策支持诸如芯片、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发展，效果如何，争议颇多。支持者认为，培育了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比如“新三样”出口势头强劲；反对的认为它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对此您怎么看待？您认为政府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滕泰：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支持，对于新经济新质生产力生产力和软价值的创造，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传统的产业政策可能对传统产业支持力度更大，在工业化阶段、城镇化阶段，它的作用更大一些；而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软价值创造这方面，可能以市场化主体为主导的创新创意环境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市场化的力量要比产业和政府的规划和支持更重要。
也就是说，在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应该转换角色，重点关注如何打造硅谷那样的创新创业环境，具体到每个省份每个城市，如何打造中国的硅谷创新创业中心，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芯片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它的发展的投入产出关系，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这些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应该主要来自风险资本，来自资本市场，而不是财政资金。中国有很多芯片等产业发展基金，很多地方也有产业引导基金，总体而言，这些投入效果是高度不确定性的。像VC或者PE这样的风险投资，特点是什么呢？它投资100个项目，可能90个项目都死掉了，也可能还有七八个项目，虽然活下来了，但是不怎么挣钱，但是有一个项目变成了英伟达，变成了苹果，那这个投资就是成功的。所以，只有这种性质的资金才可以支持软价值的创造、高科技的研发。
同样，人才也不能只靠央企或者科研院所的投入。央企有央企的考核，科研院所有发论文的考核，而真正的人才，应该像硅谷一样来自全球。大家都知道，英伟达的创始人是华人，最近发布大模型的谷歌，它的团队里边60%是华裔。硅谷吸引了大量华人，推动了创新创意的发展。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一定要有全球化思维，要通过深度的开放，向硅谷学习，吸引全球化人才来中国发展。
总之，只要有强大的繁荣的资本市场，有吸引人才的自由创造的环境，有能够激发市场力量的市场化机制，就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