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新加坡④｜理念对于卓越城市有多重要？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曾说过，“新加坡更像一个奇迹。当你来到这里，你会发现加入了一个称得上杰出的体制，普通的团队创造不出来这样的体制。”2024年5月1日，时任总理李显龙发表了总理任内最后一次大型公开演讲，他重申“缺乏资源和腹地的新加坡，之所以取得非凡成就，完全是因为制度异常优秀。”
对于这些论断所散发出的自信和骄傲，在品读新加坡③｜找准“使自己与众不同的位置”，注定会不平凡中，我们已经有所领教。事实上，他们的确有资格如是说，新加坡的确配得上这份自豪与荣耀。
那么，新加坡引以为傲的体制和制度为什么会如此的杰出、优秀？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深入研究后认为，引领、贯穿新加坡体制和制度的理念是非常关键的影响因素。有和没有这些理念，可谓天壤之别。
一提起理念，很多人容易认为它是很虚的东西，觉得随便说说是可以的，但怎么做、能做成什么样子却是另外一回事了，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制度可靠。然而，在新加坡身上我们看到，理念具有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它是当之无愧的制度之光、制度之母。好的制度都是由先进理念衍生出来的，并且具体制度设计能够充分有效地贯彻理念、体现理念。
一个城市（或说经济体）如果想从平凡走向优秀、从优秀走向卓越，非得由重大理念引领并且能全神贯注地坚守不可。经过反复摸索，新加坡提出了一套符合历史发展趋势、饱含智慧考量，同时也非常契合人性、指向比较具体的发展理念。更厉害的是，它能够不折不扣地把这些理念落实到具体制度操作和细节之中，能够把它们变成全社会的共同态度和行为取向，能够在日益变化的世界中坚守住这些认准了的可贵价值选择。
理念一：保证机会平等，保障基础公平
新加坡早在独立之初，便被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理想所吸引。然而，如何理解平等，什么样的平等是令人向往的同时又是恰到好处的（或者说是不过分的），现实操作中有可能达到什么水平和程度的平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新加坡的执政者深知，从生物学角度看，社会个体之间的差异难免会存在，有时、有些领域甚至差异会比较大。因此，一个“回报均等的社会”肯定是无法被创造的，但是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却是值得追求的。他们相信，尽管来自不同的身份家庭背景，尽管事实上最终一定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但是新加坡的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机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光耀的基本信念是，“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如何，你必须在生活、教育、医疗卫生和营养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你或许不能像有钱人一样大鱼大肉，但所摄取的营养足以让你发育健全，并能在生活中发挥所长和达致最佳表现。”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认清平等真相后仍然奋力追求的美好。新加坡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相对公平地站在人生赛跑的起点上，并在赛跑过程中获得必要的助力和支持。虽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实现自我价值，还是要看个人努力的情况，但是，这座城市会竭尽全力给每个人提供“能够有尊严地活着”的机会和条件。这种承认差异的机会平等理念，是指导新加坡城市发展的重要基本原则之一，是城市制度建构以及具体事项推进的重要检讨标准之一。
比如，李光耀曾解释为什么要创建一个遍及全岛的清洁社会。他说，如果上层、中上层和中层的人，享有优雅环境，而中下层和工人阶层的生活环境很差，那么那样的社会就不会茁壮成长。因此，让整个岛屿都保持清洁绿色并且居者有其屋就很重要。它给社会带来平等感，如果不给所有的新加坡人提供一个清洁绿色的新加坡，就没法拥有这种平等感。无论你的公寓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还是五个房间，是住公寓还是自有房产，环境都是清洁的。你住的房屋大小不一样，但每个人享受的干净的公共空间是一样的。
由于珍视、践行机会平等的理念，新加坡收获了丰硕的果实，甚至有些成就连他们自己最开始也不一定能预判到。比如，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民间社会反响比较突出的教育、医疗和住房这三大问题，在资本程度很高的新加坡，居然被解决得非常好，甚至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楷模。无论是环境优美、品质优良、覆盖大部分居民的政府组屋，还是提出每一所学校都是好学校（Everyschoolisagoodschool）的高水平教育系统，还是具有世界领先能级的医疗卫生体系，都令人啧啧称奇、羡慕不已（笔者将会在后续文章中进行详细品读）。
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教育、医疗和住房主题都属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每个城市、国家也都在全力提供保障，凭什么新加坡会做得那么好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新加坡的基本理念之中。以现代文明标准来看，先天条件不佳的人如想在社会发展中不掉队，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甚至可以向上流动，最需要获得的社会支持，无外乎居住、医疗、教育以及生存保障等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础保护领域，也是一个社会能够保证机会平等和起点公平的最基本领域（其他领域的差别即使较大，对基础公平可能会有影响，但也不会那么大，这一点我们要想清楚、认识到位）。新加坡要想实现其所标榜的机会平等理念，就必须首先在这些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做到既能够较低成本地惠及人人，同时又具备相当高质量水平和效率。否则，人们就会说这个机会平等是虚假的，是口头说说的。
事实上，新加坡不仅做到了，而且还成为了全世界前排的优等生。正如李显龙在演讲中非常自豪地说，“在新加坡，一个人居住地点的邮区号码，并不能决定他个人的命运。”因为强大的社会支撑系统能够保证，无论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每个人都有获得体面生活和良好发展的机会。
理念二：不养懒人，强调自我奋斗、为自己负责
新加坡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投入巨量资源和精力，为每一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平等机会与基础公平，容易给不太了解情况的人造成一种错觉——这是一个很适合个体躺平享受而且也无需负多少责任的城市。事实恰恰相反，新加坡城市发展的一条黄金理念就是，强调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注重个人所得收益与付出之间的高匹配性（笔者以为，这其实也是一种基础公平）。
这一理念与前述的保证机会平等理念不但不矛盾，而且还非常有机地兼容与促进。其中的逻辑在于，不管你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条件，在保障机会平等和基础公平以后，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你会发展成什么样要靠你自己。而且，取得很差的成绩，你也不可能怨天尤人，只能责怪自己不够努力。
这种理念来自于新加坡执政者对西方“福利社会陷阱”的深刻认知。李光耀说，我们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在很多由政府履行家长基本职责的先进社会里，人们追求成就和成功的干劲都被削弱了。福利制度也破坏了人民的自立本能，人们不需要为了家计而工作。施舍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进取心和生产力都在不断下滑。人们纳税缴得太多，因而失去了争取成功的干劲，进而依赖国家照顾他们的基本需要。这样发展的结果便是，慈善就变成了“津贴”，依靠慈善生活本来应带来耻辱，但在西方，这种耻辱感却消失了。李光耀把这种现象称为“自助餐症候”。
新加坡坚决反对“自助餐症候”的发生。它清醒认识到，新加坡当然需要强政府来统治，但一贯依赖于政府而不注重个人力量是绝对行不通的。因此，当李光耀被问及“社会政策中有哪些基本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他的回答是，“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使民众丧失积极性。一旦我们令他们丧失了积极性，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应得的权利。‘社会应该照顾我们。我出生了，你是政府，你必须照顾我’——我们就有麻烦了。”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新加坡政府绞尽脑汁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广大民众积极性的发挥。笔者将之概括为：促使人民力争上游，发挥最大潜能，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小发动机”，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直到今天，新加坡整个城市动力强劲、活力满满，没有掉入“福利陷阱”，这一理念可谓厥功至伟。
比如，我们较为熟悉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它没有采用世界上很多国家实施的现收现付、寅吃卯粮的做法。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设计采取完全积累模式：每一代人都对自己的需求负责，每个人储蓄自己的养老金，没有把付款的责任推给下一代人。参保者的养老金水平取决于个人收入和储蓄，而不是主要依靠社会再分配。
这种强调自我奋斗、为自己负责的理念，极大推动了新加坡良好社会风气和秩序的形成与巩固。
首先，注重人尽其才、任人唯贤。在新加坡，社会个体的收入取决于他的表现，而表现又取决于他的教育、技术和能力。个体只要肯奋斗，只要有才华，就有很多机会在等着他。用李光耀的话来说，新加坡不以人们拥有财富的多寡作为奖赏依据，而是以人们通过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对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作为奖赏依据，力争做到人尽其才，实现对社会的价值与贡献。
其次，社会精神价值导向不断得到强化。笔者以为，中国文化提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新加坡强调自我奋斗、为自己负责的理念高度契合、本质相通。李光耀明确表示，他不想看到一个人人只懂得卑躬屈膝、毫无动力、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将缺乏活力和生气。他甚至不希望看到人们为了升职加薪而只顾听从上级的指示，或是对老板阿谀奉承。“我们若要维持这个社会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就要做有骨气、坚毅刚强的人，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不懂得自重，就无法成为这样的人。”现在读起这段强调个体自尊自重的论述，满满的正能量依旧能让我们怦然心动。
理念三：确保社会不撕裂，包容多元、促进融合
新加坡强调个人奋斗、对各自的人生负责，尽可能激发社会个体的积极性，但毕竟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能力、境遇甚至运气等较多差异，一定会有人赢、有人输，如果任由这种逻辑拼命运转，那么整个社会不就会两极分化了吗？正如李光耀所说，“人的能力本来就有大小，如果完全让市场来评估一个人的表现并决定报酬，大赢家将会非常少，中等赢家占多数，失败者也会相当多。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局势难免紧张。”
面对这种情形，新加坡的理念是“绝不让社会撕裂，努力确保社会团结与和谐”。其中的关键在于，不能放任胜者为王，要通过各种办法确保较不成功者的需要也得到照顾，新加坡提出的口号是“不让一个人掉队”（LeavenoSingaporeanbehind）。新加坡通过国民收入适当地重新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同时，也注重加强制度设计与资产配置，推动新加坡成为一个“每个人都与城市息息相关、这个城市也有你一份”的社会。
比如，我们翻看新加坡2024年财政预算案，在民生津贴、个人技能提升、就业薪酬、教育培训、壮龄和乐龄人士支持、医疗津贴、税收政策等众多方面，都非常详细、精准地设计了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关照。连对组屋家庭的水电费以及服务与杂费回扣这么细微的内容，都有明确、细致的支持数字。
新加坡这种理念背后的支撑逻辑是，“那些参加自由市场马拉松赛跑而并未胜出的人，因为在人生的长跑中尽了力、参加了竞争，也应该获得一份有价值的奖品”（李光耀语）。当然，与福利社会的操作思路不同，这份奖品只是限于必要额度之内，有节制并适可而止，同时方式也更加巧妙、智慧和精准，更多地是用来提高人民的谋生能力。
比如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中，与其他项目基本上每户或每人几百新元的津贴相比，新加坡用于个人技能提升和教育培训的补助力度非常之大，每人（尤其是针对年龄40岁及以上技能相对不足的新加坡人）获得的补助动辄数千新元，可谓毫不手软地下血本。
新加坡相信只有这样，全社会才能同舟共济、上下一心，社会才不会被撕裂，才不会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出现一个“感到疏远的、不满足的和反叛的底层阶级”。
另外，新加坡强化社会团结与和谐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推动全社会形成“无论贫富贵贱，大家都身份平等”的良好氛围。2024年5月1日李显龙的全英文演讲中，他全场唯一讲的一句华文就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能够“平起平坐”，对此他感到非常自豪与骄傲。事实上，在新加坡城市的实际运作中，执政者随时都在警惕身份不平等感的发生，并采取有效的应对举措。比如，李光耀曾说过，“我们如果把私人公寓住户视为比政府组屋住户高人一等，那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分化和脆弱的社会。”可见其何等清醒。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确保社会不撕裂、保持团结和谐的理念，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新加坡的4M原则——多元民族（Multiracialism）、多元语言（Multilanguage）、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多元宗教（Multireligion）。自从独立以来，新加坡的执政者决心建设一个平等对待所有公民，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多元种族社会。李光耀甚至认为，“如何定义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就是那些能够忽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而接受别人融入自己国家的人。”
多年来，新加坡制定各种政策时都在一丝不苟、谨小慎微地坚守着这个重要理念。因为这才能使人民相信，无论自己属于哪一个群体，都能获得体制给予每一个人公平的待遇和保护。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祈祷词，居然多个宗教都包括在内，可见这一理念贯彻得有多到位。
新加坡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的包容多元、促进融合的社会，过程其实并不轻松、容易，但是效果却卓有成效：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和动力。城市视野很开阔，思想交流的建设性很高，总能产生“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的想法。驻新加坡的跨国企业，由于能够吸纳多元文化，创新文化与创新思想能够源源不断，全球竞争力也不断提高。
理念四：信奉法治，制度大于人而不是人大于制度
这看似老生常谈，不太容易引起宏大叙事般的兴奋，但是，在治国理政中却发挥着“锚作用”的支柱性理念。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惟有法治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与安全性。法治在新加坡的治理中占据着根本性的地位。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设计精良、完备透明、执行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这也是世界上那么多资本非常看好新加坡的关键性原因。
新加坡信奉法治的理念，某种程度上来源于李光耀的一个深刻判断：“我并不相信民主必然会带来发展。我相信，一个国家更需要建立的是纪律而非民主。民主过于泛滥，就会让社会变得毫无纪律和秩序，以致不利于发展。”忠言逆耳，就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整个城市运行高效、井井有条、安全有序、赏罚分明，打造出了世界级的优秀法律制度环境。
其实，新加坡信奉法治的理念还有更深刻的底层内涵，即它相信“制度大于人”，而不是“人大于制度”，其实质是“制度不能在人面前打折扣”。这种思维是保证法治能够顺畅运作的基石，是所颁布法律和制度能够有效实施的最大底气。无论是政府、组织、机构还是个人，全社会都形成这种思维非常不容易，但它又实在是太重要，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此仅举一个李光耀的案例，让我们看看新加坡的法治理念影响力究竟有多厉害：
20世纪90年代，李光耀和李显龙在同一发展商那里分别购买了一处房产。发展商在试探市场的“预售活动”中，按照行业惯例主动给予这两处房产打了折扣（在“预售活动”中为大约5%-10%的买家提供5%-7%的折扣）。成交后由于房地产景气，房产价格立即飞涨。没有机会在预售活动中买下房子的人，便向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委员会提出申诉（发展商是公共挂牌公司）。那么，交易所就按照制度规定进行了调查，发现发展商的行动并未越权。
然而，由于李光耀的弟弟是该发展商的非执行董事，人们谣传李氏父子购买这两处房产不公平地占了便宜，获得了不当的折扣。于是，时任总理吴作栋便下令调查李氏父子这两处房产的购买过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行了调查，并向总理报告获得折扣并无不妥。
面对社会舆论，李光耀还让总理把这件事情提交国会辩论，彻底公开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辩论过程中，连反对党议员都表示，给这样的折扣是市场的一般做法，购买房产过程没有问题。至此，整个事情的是非曲直已经十分清楚。
当然，李氏父子选择把所有的折扣资金交给政府财政部长，吴作栋总理认为折扣并无不妥，政府无权接受，于是下令把钱退回。最后，李家把这些钱捐为慈善用途。
这个案例启示我们，新加坡之父李光耀和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和其他人都一样，同样要面对制度的审查。这说明制度在他们面前并没有打折扣，让人们深刻地见识了新加坡法治的质量和水平。诚如李光耀所说，“有关当局能调查我并针对我的行为提出报告，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和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人可以枉法。”